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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洪话占中案告公众妨扰罪 是以香港人竭力争取的普通法裁定九子有罪

“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与朱耀明连同另外6人,上周二被裁定串谋干犯公众妨扰等6项控罪成立,九子须为占中运动承担罪责。《星岛日报》邀得有“金牙大状”之称的资深大律师清洪,睇完区域法院陈仲衡法官长达268页的判词,剖析陈官判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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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大状清洪

辩方大状其中一个主要质疑,指控方不应以“串谋犯公众妨扰”、“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的罪名控告九子,又指“公众妨扰”罪属普通法罪行,较其他成文法的刑罚重,控方不应以“更大的棒子”惩罚被告。清洪阅毕判词后指,陈官于本案主要依赖早于17世纪开始沿用的普通法原则而非成文法判案,普通法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陈仲衡法官广泛引用本地和海外的案例,充分证明了控方以这些罪名提控“合适、合宪、合法”。

清洪认为,今次裁决的一大特征是陈官主要以普通法将九子定罪。他指出普通法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部份,有趣的是,普通法对中国的法律制度而言属外来观念,但在香港人坚持下,香港于回归后才可沿用普通法制度。换言之,陈官是以香港人竭力争取的普通法,裁定九子有罪。

清洪举例指,普通法下的“公众妨扰”罪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至少追溯到17世纪。“公众妨扰”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当中包括违反公德、违反道德,甚至非法处理尸体的罪行,并无固定类别。有十七世纪的案例指,当一个公共娱乐场所吸引大批民众或车辆聚集时,该活动已可构成“公众妨扰”。

在本案中,陈官引述香港、英国以至新西兰的案例,解释在普通法原则下,法庭会根据“合理性测试”和“平衡测试”的结果,考虑案中控罪是否合适合宪,即被告所为有否不合理地侵害他人权利,和占领运动阻碍交通的实际后果是否超乎比例的严重。清洪认为,陈官在判断上述两点时,已将各被告在《基本法》下可享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示威自由纳入考虑因素中,最终裁定控方的指控并无侵犯他们的这些权利。

陈官指出,界定事件是否属于“公众妨扰”的合理门槛偏低,控方毋须证明占领运动严重至瘫痪金融中心或本港交通枢纽才算是“妨扰”。陈官又认为,即使部份行为已有成文法规管,惟一旦事态发展至更严重地步,成文法的控罪或不足以反映该些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控方是否可用刑罚较重的控罪起诉被告,要视乎法庭如何判断被告应承担的罪责,却不能说成是控方一旦以“公众妨扰”控告九子,就是有意使他们面对更重的刑罚。

清洪指出,并在仔细检视案情后,逐一反驳辩方提出的法律观点,裁定九子所为足以入罪,是完全按照法律而无政治考量。

另外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亦表示,“公众妨扰”在香港属完善及公认的控罪,而且检控官已在本港沿用多年,当中包括于2016年告MattJamesPearce一案中,Pearce于05年6月穿上蜘蛛侠服饰,爬上中环皇后大道中陆海通大厦平台外的一电视屏幕上示威,其举动吸引民众注目,进而令中环一带交通异常挤塞。主审法官考虑到Pearce是第一次干犯刑法,故将其21天的刑期缓刑18个月执行,但Pearce于08年8月在北京奥运开幕当天在青马大桥抗议,他为时两小时的行动令前往九龙及机场的青马大桥上层封闭,车龙连绵数公里,最终他被判处6个月的即时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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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

江乐士又提到,在另一宗周必强案中,周必强等10人于09年,因不满运输署实行市区的士“短加长减”的收费机制,故将新界的士停放在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的3条行车线线及路肩上而令交通瘫痪,裁判官原判处各人7星期至两个月的即时监禁,上诉庭最终考虑所有情况后,把监禁改以缓刑18个月的方式执行,另每一名上诉人须额外罚款5000元。

江乐士认为,当数名人士聚集一起犯案,控方常以“串谋”控罪来控告涉案人士,如行为显然易见是联合计画的合理后果,任何共同犯罪的人亦须负上共同责任。控方亦有自主权去考虑案情并决定适当的控罪,以普通法控告占中九子串谋公众妨扰罪,并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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