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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河湟北宋最大开边行动 党争否定终后患无穷

北宋建立,经过太宗两次北伐燕云失败,太祖时期积攒的中央精锐禁军和无数军备损失惨重。整个国家北方一直处于临战状态,大量兵力屯留河北,西北防务自然空虚,加之太宗及真宗两朝一系列错误应对蓝图,到了仁宗时,西夏终于成为北宋西北的重要边患。

西夏自李继迁反宋、元昊称帝,西夏疆域最大时,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西夏自居“西朝”,称北宋为“东朝”,与契丹“西乏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北戎西虏合谋,并力夹困中原”,西夏与辽在战略上,对北宋形成犄角之势,西夏从此成为北宋用兵最多的地方。

内蒙古黑水城壁画中身穿劄甲的西夏武士 (网上图片)

自仁宗朝开始,经过延州之战、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丰州之战、定川砦之战五次大规模的战役,北宋损兵折将,屡战屡败,边户焚掠殆尽。尤其在三川口之战,宋全军覆灭;北宋名臣韩琦指挥的好水川之战,宋损军万余,数十员大将阵亡;定川砦之战则被夏军包围,葛怀敏等16员大将战死,所部近万士兵和600余匹战马都被西夏掳获。经这几次战役,李元昊志得意满,扬言其欲亲临渭水,直居长安。北宋惊慌失措,参知政事宋庠甚至请严守备潼关以避西夏兵锋。

宋萧照《中兴瑞应图卷》中的宋军 (网上图片)

西夏虽然很强,但事实证明,对北宋来说,西夏可以攻取。要想攻取西夏,应当先收复河、湟二州之地,这样,夏人就腹背受敌。

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 1073年),王韶开始收复“河湟五州”行动,也是北宋最大规模的开疆扩土行动。王韶前后行军五十四天,跋涉一万八千里路,平定五州之地,招抚吐蕃诸部无数。自宕州临江寨北达安乡关,幅员二千里。这次胜利,为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赢得极大政治声誉。王韶也因此而升任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

王安石画像 (网上图片)

熙河之役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后,八十年来取得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令西夏“腹背受敌”。

另一另面,王韶经略熙河前,甘肃以及青海地区吐蕃诸部四分五裂,互不相属,不仅受外部武力威胁,内部争战也不休,严重地影响各族生活和社经发展。王韶招抚吐蕃各部族,使之归于北宋保护,减少内耗。北宋政府设置的营田司、市易司和蕃汉学等经济文化机构,促进甘肃青海地区各民族团结与融和,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宋神宗死后,整个局面都改变 (网上图片)

可惜的是,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时只有9岁,由高太皇太后听政,旧党代表司马光上台主政,取代了王安石,并在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就连新党取得的军事成就也要否认。据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所撰奏章《论西夏劄子》载,新党认为甘肃青海地区,“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理由是这些地方深入敌境,怕惹来敌人“长驱深入”袭扰大宋,陷入战祸频发的尴尬处境。司马光提议,得到范仲淹儿子范纯仁等人的附和,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夺来地方是“窃人之财”,要赶快归还。

这些主张,被一些有识之士反驳。曾在熙河路任职四年的孙路将军,带着一份边关地图当面质问司马光:如果河湟一带丢失,关中长安就很危险,当年唐朝就是因为失去河湟,导致吐蕃、回鹘二国在长安一带自由出入,为国家安全带来极大困扰。先帝好不容易收复河湟,之后又把它们丢给敌人,敌人根本不会就此收手,反而借着这些地方,更方便地骚扰大宋。

壁画中的西夏男供养人像 (网上图片)

司马光听取了意见,没有让出河湟,但还是将米脂等四个战略要地还给西夏,严重损害宋朝国防利益,遗患无穷。西夏与北宋战火连绵,西北边防几无宁日,直至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