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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内参片”:并非“四人帮”要看的黄色影片


《红菱艳》(1948)

说起“内参片”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内参片”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因为当全国所有的文艺单位、电影厂几乎都停产闹革命时,只有上海电影译制厂从1970年初一直忙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止,都在忙于译制“内参片”。上译厂跟着“内参片”而闻名全国。当时社会上流传“路道粗的人”就是能看上译厂“内参片”的人。

我当年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在奉贤“电影五七干校”劳动、学习。剧团的演员按编制分归海燕、天马两个电影制片厂。1970年,我们海燕厂演员高博、仲星火、康泰突然被借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参加工作。当时译制厂在万航渡路,和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一个大门里。他们去干什么均属保密,工作结束后回干校什么也不能说,当然谁也不便去问,神秘极了,只听工宣队说:他们是去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重要任务,听上去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没想到1971年初我也被从“五七干校”调上译厂参加工作,更没有想到我居然从此就留在上译厂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

什么是“内参片”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而“文革”后期集中译制了几十部“内参片”,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从“内参片”的内容来看,并非社会上所流传的那种说法——“四人帮”要看的黄色影片——这完全是一种误传。“内参片”有分类,编号如“特内”、“沪内”、“影外”、“影资”,下达译制任务时只说编号不说片名。其中有江青私人保留的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文艺片,如后来公映的《魂断蓝桥》,也有一大批欧美拍摄的最新故事影片,其中有描写外国宫廷政变的,有讲暗杀活动的影片,如《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被玷污的勋章》等。

“内参片”中有一类影片政治目的是很明显的,比如日本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影片如《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虎虎虎》。我们还译制了一批苏联拍摄的反映二战时期的影片,如《朱可夫》、《解放》(上中下)。

这期间译制“内参片”有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严格保密,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其二,这些“内参片”译制完成后统一由徐景贤(当时称他为徐老三)审查,印制拷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胶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来上海取片。当时译制厂是直接受市委领导,也就是徐老三的领导,“内参片”的一切事务他说了算。


《解放》(1969)


《女人比男人更凶残》(1967)

晚上加班译片  白天批判“消毒”

译制“内参片”期间的怪事、趣闻也挺多。

当时译制“内参片”都是“特急”、“加快”的命令,弄得我们长时间加班加点,每天夜里十一二点才到家,有时干脆睡在厂里,因为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必须赶到厂里参加“天天读”,这一小时是雷打不动的。开始大家还能咬咬牙坚持,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打盹是免不了的。实际上工军宣传队跟我们也差不多,手里拿着“红宝书”也在那里打盹。戏重的演员就利用这一小时背台词,桌上放一本“红宝书”下面是一本台词本。

更荒谬的是当时上面下达了一条严格指示——每部影片译制完成后,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必须开展大批判,肃清影片对我们的毒害,叫“消毒”。当时让我负责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会必须有重点发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所以在影片进行工作时,我就跟翻译、导演、配主角的演员打好招呼,早作大批判的准备;同时也组织写批判稿的快手苏秀、伍经纬,查阅一些资料作系统的批判。工军宣传队也参加每次批判会,实际上是一种监督,他们每次都要写简报向上报告。

影片搞多了,批判内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这些影片是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爱情至上、美化资本家、鼓吹阶级调和、毒害劳动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有一次配音演员潘我源私下发牢骚:批来批去怎么几句话捣轱辘转,烦人,还不如让大家休息休息有精力把戏配好。高博早就对我说过:“小孙,批判稿都留着,下次批判换个片名、换个主角名字又好用了。”

徐老三(景贤)对我们厂搞影片大批判还特别关心。有一天快下班时,老厂长陈叙一对我说,下班后留下来,晚上徐景贤来厂审片。当时有规定,“内参片”完成(对白)后立即通知徐景贤。中央明确由他来厂审查,有时把片子送康办(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由他审看,由于在康办放映对白双片(有两条片子,一条是画面,一条是对白)不方便,多数是徐景贤来厂审看。审片时规定该片导演陪同看片,以便随时回答徐的提问,或记下修改意见。所以那天我很奇怪干吗让我也参加?晚上准七点,徐景贤坐着小车来厂看片。老厂长这时悄悄对我说:“万一徐景贤要问起影片大批判来,你就汇报。”看完影片,徐景贤对配音很满意,我们送他上车,我正在庆幸用不着说大批判的事儿了,没想到徐景贤突然关上汽车门转身问老厂长:“你们影片的大批判还进行吗?”老厂长示意让我汇报。“影片的大批判照常进行,从不间断,有时因为配音太忙,两三部影片会合并在一起开展批判,有重点发言,并做到联系思想实际,人人口诛笔伐。”徐说:“这样好,这样好。再忙,大批判、思想上的消毒工作也不能放松。”他这才上车走了。我对老厂长说:“老头儿,你真神了,你怎么会知道徐老三今天要问大批判的事情?”老厂长说:“你留心看看最近的报纸就知道了,每天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魂断蓝桥》 (1940)


《虎!虎!虎!》(1970)

“杀人”“放火”吓坏居民

译制“内参片”期间还发生了扰民事件。上译厂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大阳台上,是个又小又闷的标准“漏音棚”。可这个“漏音棚”功不可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里录了三四百部译制片。

扰民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有些戏需要有残响、混响声,必须在棚外过道里安装大喇叭,要开棚录,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声。现在录音时不用这样麻烦,开个混响器就解决了。当时这些戏一般都放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录。开始我们没有注意。“着火啦,快来救火啊!”“杀人啦,快来救命,救命!”——这样的台词喊声把厂周边的老百姓惊醒了。“哪里着火了?”“谁杀人啦?”很多居民走出家门询问出什么事啦!录戏只好停下来,第二天工军宣队去厂周边的居委会向居民作解说工作。从那以后凡是晚上要录大混响声,都得事先向厂周边的居民干部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不然我们录日本的那几部反映军国主义复活的影片,周边的老百姓肯定是要联合起来围攻上译厂,因为片中的台词有“大日本天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赤膊上阵”一度也传为笑谈。每到夏天,在棚里录戏实在是受罪。录音棚又小又闷,只有两个旧电风扇,有时进棚的演员又很多,棚内温度高达40℃。每天都要买几大块冰块放在大木盒里,电风扇吹着降降温。可正式录音时,红灯一亮,电扇就得马上关掉,避免有杂音。演员进棚录音如同洗桑拿。有一次全是男演员的戏,演员康泰(已故)实在热得受不了啦,什么也不顾带头把汗衫脱了,只穿短裤衩,赤膊上阵配音。后来我和高博一直拿康泰开玩笑:“你为‘四人帮’真卖力,赤膊上阵配黄色影片。” 康泰说:“去你们的!当心我揍你们。”

“内参片”的得与失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革”后期译制这一大批“内参片”还是有得有失的。

首先这些“内参片”中很多影片让上级了解了世界动态。周总理曾指出:日本的《战争与人》是一部吹捧法西斯的影片,表面上反法西斯,实际上却在歌颂军国主义,影片内容很毒,要让我们的外国使节们了解。李先念同志对几部日本影片也有过指示:可以在内部小范围发行、看看影片,事实证明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

其二,“文革”中搞了八个样板戏,我们译制了一大批欧美影片,为样板戏的创作人员提供了参考片。如影片《红菱艳》,芭蕾舞剧组的同志跟我聊过,这部影片很有借鉴作用,还说看了多部上译厂译制的“内参片”很有启发,不然我们太闭塞了。

其三,这些影片在我国电影事业恢复期间,让电影工作者补上了一课:了解“文革”中断的外国电影生产创作情况。对中国电影后来的复兴,上译厂应该说出了一份力。

其四,当时能参加译制片工作的人都会感到是一件幸事,又看片学习,又不荒废自己的业务,极大地锻炼了译制厂的创作队伍,这期间又培养了一批新人,上译厂第二代的配音演员大多数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要说失也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群众观看外国影片的权利被剥夺了,当时的文化生活只有八个样板戏及几部阿尔巴尼亚、朝鲜影片,让全国人民度过了一个封闭、文化饥渴的年代。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

(作者系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