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官網今日公布消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於2022年5月11日，完成了五年一次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簡稱SDR）定值審查。這是2016年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以來的首次審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IMF執董會一致決定，維持現有SDR籃子貨幣構成不變，即仍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構成，並將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升幅1.36個百分點），將美元權重由41.73%上調至43.38%，同時將歐元、日元和英鎊權重分別由30.93%、8.33%和8.09%下調至29.31%、7.59%和7.44%，人民幣權重仍保持第三位。執董會決定，新的SDR貨幣籃子在今年8月1日正式生效，並於2027年開展下一次SDR定值審查。
人行指，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不會動搖，將始終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下一階段，人民銀行將和各金融管理部門一道，繼續堅定不移地推動中國金融市場改革開放，進一步簡化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投資的程序，豐富可投資的資產種類，完善數據披露，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延長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時間，不斷提升投資中國市場的便利性，為境外投資者和國際機構投資中國市場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所謂特別提款權（SDR）有「紙黃金」之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69年創造的一種用於補充成員國官方儲備的國際儲備資產，依據各國在IMF中的份額進行分配，可供成員國平衡國際收支。當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SDR向IMF指定的其他成員國換取外滙，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IMF貸款。
人民幣權重仍保持第三位。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認為，SDR權重上升，意味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外匯儲備、國際外匯交易、投融資中的使用更加廣泛，更加受歡迎，國際化進程也會逐步加快。他認為，中國正積極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完善人民幣跨境結算、投融資等基礎設施建設，便利全球投資者參與國內金融市場，因此，人民幣未來在SDR權重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另外，據IMF上月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人民幣佔比由第三季2.66%上升至2.79％，續居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同時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2016年開始公佈人民幣儲備資產以來的最高水平。目前排在人民幣之前的，有美元（58.81%）、歐元（20.64%）、日圓（5.57%）、英鎊（4.78%），雖然人民幣正走向國際化，但礙於距離美元和歐元的幅度較大，相信短期內較有機會超越日圓和英鎊，成為全球第三大儲備貨幣。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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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