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在5月12日下令，全美降半旗5天致哀，因為美國已有超過100萬人，死於新冠感染。
美國華盛頓國家大教堂，鐘聲響起，這天敲鐘1千次，每敲1次代表1千名病歿者。
拜登在紀念儀式上的講話，還是溫情滿滿的：「今天我們在美國，標誌著一個悲痛的里程碑，100萬人死於新冠肺炎，家庭餐桌上100萬張空的椅子，每個都是無可替代的損失。」
兩年100萬人死亡，迷信西方先進性的人士，事前無法想像，這種死亡數字，會在全球最先進的美國發生。這也是神話破滅的時刻。
100萬個美國人死亡，既高於1918年美國流感大流行，也高於南北戰爭的死亡人數；那代表美國每327人，就有1人死於新冠肺炎，比整個舊金山或西雅圖人口還多；你想像一下，我們香港每幢大廈都住數百人，美國這種死亡數字，等如我們幢大廈都至少要派一個人送死，你能想像有多可怕。
美國的新冠死亡也不全在特朗普年代造成，其中大部分、約60萬人是在拜登2021年1月上任後的疫情高峰期喪命。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表示，美國100萬人死於新冠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其中許多人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福奇說，104年來(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來)，美國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如果人們接種了疫苗，許多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他指出，據估計，如果在更大範圍內接種疫苗，將有至少四分之一人免於死亡，也就是約25萬人。
福奇敦促美國民眾不要放鬆警惕，警告今年秋季和冬季之間，美國可能會出現病例激增。
其實不用等到冬季，美國半躺平政策，完全防不到Omicron變種病毒。美國日常生活已一步步回歸正常，進入不設防狀態。而美國新冠疫情因Omicron 2型變種流行又再度升溫，5月11日一天就增加超過14萬例，7天平均新增確診8萬多例，新冠住院人數也上升兩成。根據蓋洛普民調顯示，現在僅17%的美國人還保持社交距離，不到33%人避免大型活動，約50%的人持續戴口罩。兩年下來，美國人已經防疫疲勞。
反觀中國，兩年以來，只有15,671人因新冠死亡，死亡人數美國是中國的65.5倍，按人口比例計美國死亡人數比例是中國的278倍。美國醫療和藥業比中國先進，但死人多這麼多，絕對是政策失誤所致。
在美國本身的疫情未穩定之時，當中國早前在上海爆疫疫之際，海內外又爆出批評中國抗疫政策的聲音，認為中國不應禁足強檢，認為中國要學外國與病毒共存，實質上逼中國躺平。
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月初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重申「動態清零」為抗疫總方針之後，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5月10日罕見地表態，直指中國政府堅持的「動態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稱考慮病毒的行為及未來發展後，建議中國過渡至另一政策。他指的就是「與病毒共存」政策。
就在譚德塞講完2日後，美國就敲鐘為100萬死者致哀。中國如學美國，按人口比例計，中國要死436萬人。若中國馬上躺平，真是死這樣多人，是譚德塞還是拜登，去為中國的400多萬死者負責？
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為何我們如此輕視人命？
長遠來說，中國當然不會永遠「動態清零」。但在1. 3針疫苗接種率未夠高；2. 新的變種病毒致死率明顯下降；3. 發明了更便宜更有效的特效藥出來之前，不能太快躺平，否則無法大幅減少死亡率。中國在目前仍堅持「動態清零」，是對人民生命最科學、最負責任的做法，那怕大家已十分疲勞，還是要忍。
盧永雄
周一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的確需要建立國家安全觀念。
第一， 地緣政治已變。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安風險及威脅可以突如其來，巿民必須保持警惕。
老實說，大多數香港人還未意識到世界地緣政治的急劇轉變，亦都不覺得國安風險會突如其來。特首這個提醒，值得深刻思考。
過去幾年，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中美關係由友好變成對立，其中一大表徵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之後即使美國換了政府，實質上仍然認定中國是主要的對手，對中國展開了新的冷戰，背後的原因無關中國的態度，而是中國的經濟快速崛起，美國感受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戰。這個就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所指的「修昔底德陷阱」，傳統大國不堪被新興強國挑戰，最後很可能會誘發戰爭。
美國對中國態度一變，對香港的態度也隨之而轉變。
在97回歸前，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美國和英國同聲同氣，對香港友好。回歸初段中美關係仍然良好，美國對香港的態度未明顯改變。到2018年後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對香港的態度亦變得極不友善，這不是一種互動，而是源於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少香港的商界還是希望回去中美關係良好的老日子（good old days），但他們不明白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
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爭一爆發，美西方立即制裁大量已經移居海外的俄羅斯寡頭富豪，並且為他們安了一個罪名，就是他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其實如果真的是普京鐵杆兄弟的富豪，為何要將大量資產取轉移出俄羅斯境外，甚至直接取得外國國籍定居外地呢？這些俄羅斯富豪的悲哀，應該是當他們自覺和普京關係不友好時，人家卻認定他們是普京的盟友，對他們實施制裁。俄羅斯的教訓，香港人亦應記取。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自己，是人家怎樣看我們。
第二，缺乏國家觀念。傳統來說香港人無根。戰後來港的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人，有比較強自覺是中國人的觀念，但這種觀念隨著代際變化而遞減。但與此同時，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香港亦不是有太多人自覺是英國人。雖然港人當時在出入境的時候，要在國籍一欄填上「英籍」兩個字，所以很多人只會自覺是香港人，即使回歸之後亦復如此。
而回歸的頭25年，基於種種政治原因，特區政府不想亦無能力大力推廣國民教育，令到國家觀念無法生根。不少香港年輕人既然無國家觀念，自然亦無保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所以要有國安意識，首先要從建立國家觀念開始，這是需要由小教育，不斷強調，讓國家觀念，重新植入香港人的基因之內。
第三，不知道香港風險。正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正正因為香港人無國家觀念，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一個間諜基地，歷史上亦都經常如此。即使回歸之後，這種性質亦無改變。
最近內地在4月14日公布，中共二十大以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十大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因為一個核心科研人員黃宇的叛國案。黃宇因為工作表現不佳，在單位改革之後被淘汰，心懷不忿就出賣國家機密，其中一個行動是向某國的諜報機關交投名狀，將中國軍隊使用的高級密碼轉交外國。黃宇這個投名狀被外國間諜機構接納，最後他在香港及曼谷接受外國的間諜培訓。從內地公布出來的片段，還見到黃宇有香港的八達通，可見他曾經在香港活動，最後黃宇被判處死刑。
外國諜報機構夠膽在香港訓練黃宇，亦都可見他們當年視香港的反間諜工作如無物，固然亦與23條並未立法有關。如今一切俱往矣，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亦就23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築牢了香港防範國安風險的法律屏障。但如果市民無警覺性的話，隨時自己就會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甚至眼見這些嚴重破壞國安的罪行，亦不懂得去舉報，這就是沒有國安意識的後果。
簡單總結，世界在變，香港人的意識亦要隨著環境改變要變化，要明白過去的老日子已經過去，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兩制之下，要有清晰的國家觀念，要懂得去協助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好，香港才會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