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李家超重力調整政府架構,在現屆政府的建議方案基礎上,再擴大三司十五局調整為三司(增三副司長),政策局為十五局,將會恢復被上屆取消了的中央政策組。
在財政方面,新增支出由原方案3300萬,增加至近億港元,幅度之大比歷屆政府都進取。
提升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和效率,著力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問題,尤其是一些多年來想解決而未能解決的房屋、扶貧、教育以及就業等結構性問題,增加人手是辦法之一。
是否人多好辦事?
市民關注點不在此,而是在意政府加碼增肥後,能否拉動這部生了鏽的大機器高速運轉起來,真正做到“肯辦事、能辦事,辦成事”的執行型政府,這才是真正的“以結果為目標”。
我認為,政府無論增肥還是瘦身,關鍵在於“人”。
如同中國象棋,兵、馬、車、炮、相,各有不同用途,若各司其責,不但保住了帥,更贏得勝局。
因此,如何擺兵部陣,用好每一顆子,需要“帥”要有全局觀、用人觀,絕不能以個人好惡,而淩駕於整個團隊的集體意志之上;也不能自認一己之力可頂住蒼穹,而把團隊能量置之度外。
撫今追昔,香港回歸後,政府在組建管治團隊方面,有改革有後退,有經驗也有教訓,新政府要處理好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公務員是管治團隊的主要力量,要端正執政理念。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多次對香港管治者提出要求,強調必須是“愛國者治港”,這是良政善治的首要條件。
社會對政府最大的批評是,相當部分公務員抱殘守舊,對很多重大問題,認為與中央保持距離,就是維護“兩制”。
當社會出現政治衝突時,政府內部沒有統一信念、統一意志迎難而上,最多吐嘈的是2019年“黑暴”橫行時,政府內許多官員站在窗前看“風景”,不敢站出來與反對派鬥爭,導致風波一發不可收拾。
究其原因,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過去的官員要臣服於英國當局,在專制的殖民地成長,價值觀與回歸後的制度要求格格不入。
另一是官員未能適應“港人治港”的重大轉變,依然是等“柯打”(指令Order)心態,當香港政制急促開放,反對派的力量越來越大,政府一些高官要麼“躺平”,要麼妥協。這種狀態不扭轉,管治無法改善。
第二,組建管治團隊要選幹才,不能搞酬庸。
李家超向外反復表達,重組政府架構增加不少政治委任職位,目的是下決心集中人力、物力解決香港積重難返的若干難題。
管治是政治,也是專業。在選人時,應以開放、透明的做法,無論是政府內部,還是專業人士,宜任人為賢,而不是“政黨優先”,甚至變成“酬庸”,忽略管治本身是一門很強的政治性、專業性的工作。
香港由第二屆政府推行政治問責制後,當年還比較重視選擇一些在行業中有影響力的人士,經過若干年的演變,開始出現一些政團爭權霸位的現象,推薦人選素質每況愈下,參差不齊,有些人完全不能勝任;甚至有立法會選舉落敗的人士,作為安慰派到政府當差。
這些做法,
一是沒有把“管治好”看作香港管治團隊的首要任務;
二是把政府當作培訓班,對受培者沒有優劣之分;
三是以優先送入政府作為政黨發展的噱頭,政治委任變相成為“酬庸”。
其結果不但傷害政府的管治權威,也對社會和市民不負責任。
為此,新政府重組架構選人要立規矩:
(1)明確政治委任的官員,包括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入選前要進行必要的政治考核和專業問答,如果連常識都未能掌握,不應列為入選名單;
(2)在政府內已經任職滿兩屆十年,仍然未具備條件擔當局長之職的人士,無論是副局長還是政治助理,有什麼政團或專業背景,都不能再予以委任。“旋轉門”要下決心轉起來,庸才不能長期尸位素餐。
第三,改善主事高官的組成結構,去除精英官僚作風。
新的政府架構,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政治委任職位,對於加強配合特首施政是有必要的。
但還要看到,政治委任官員與公務員的比例依然很低,要承擔全部的施政任務,特別是制定政策和解釋政策,僅靠幾十名政治委任官員很不足夠,需要整體公務員團隊,特別是政務官體系的配合。
政府有1500個首長級職位,其中AO職位有300多個。
大多政務官只負責埋首寫政策檔,把政策解說工作完全推給僅有的幾十位政治委任官員,沒有把政策從研究、制定、推介作為全過程來處理,導致政策經常被市民批評“離地”,甚至笑話連篇。
這一屆立法會僅一位“掛牌”民主派議員,政府的施政不會有阻礙,但隨著民主派以新的方式再回立法會,政府面對質詢的挑戰,難度會更高,目前管治層“兩張皮”的缺陷,將是施政的羈絆。
因此,要利用當前完善選舉制度出現的利好空間,有力推動政務官以及整個公務員體系,更多與政府管理層擔當政治工作,而不是在政府內部楚河劃界,各有各行。
任何改革,目標應該是將一個不完善的制度,能夠與正在發展的社會需求更適應,更融洽,改革才有意義。
政府重組架構,涉及對未來一個時期內的管治成效,選人、用人,將是這場改革中的核心。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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