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單日新增確診創新高 抗疫一個月的啟示

在北京與Omicron交鋒整整一個月裡，朝陽區至少15輪區域核酸檢測，海淀區16輪區域核酸檢測，豐台區13輪區域核酸檢測……但這一切都沒有阻止病毒的蔓延，5月22日，北京單日新增感染人數達本輪疫情最高值。保持住社會的部分流動，不靜默、不封城，北京選擇與Omicron交戰的這第三條路，目前看來並不能把這座超大城市的疫情壓下去。防控政策步步升級，為何仍防不住病毒？Omicron彷彿超出了既往人們對於病毒傳播以及抗疫有效措施的理解。

4月22日以來北京當日0-24時新增感染者數據，圖源：北京市衛健委官網

4月22日，北京突發疫情，日新增感染者數一路由個位數上升至十位數，此後近一個月，這個數字一直在50人上下擺動。5月22日，本輪疫情恰好一個月。這一天，北京市新增83例本土確診病例（含3例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病例）和16例無症狀感染者。

這意味著，北京本輪疫情的新增感染者數量創下新高，翻了平均值的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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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疫情綿延的一個月里，涉疫城區不斷增加，疫情防控手段逐步加碼，高頻次大規模核酸檢測持續開展，北京在努力嘗試一條「不封城對抗Omicron」的防疫路。

但從新增感染者數量上看，目前的措施似乎只能與疫情發展勉強打平。在Omicron面前，把感染病例維持在非暴發水平，卻也難讓城市運轉快速重回正軌。

居家辦公的北京居民不斷增加，北京多區提級管控，生活秩序恢復未現希望，經過至少6輪全市14區核酸檢測，涉疫區至少經過十幾輪全區核酸檢測，尚未實現「社會面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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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本輪疫情，仍在陰霾中行進。它將會如何發展？最終去往何處？面對Omicron，想要快速控制，封控乃至靜態管理會不會又成為唯一的選項？

回顧這一個月，北京本輪疫情的防控措施，隨著疫情發展步步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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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前，北京市政府宣佈，餐飲經營單位暫停堂食、轉為外賣服務。

5月5日起，朝陽全區實行居家辦公和點對點閉環管理。此後，順義區、豐台區、房山區和海淀區、石景山區、昌平區部分重點區域都加入了居家辦公的行列。這也意味著，目前除東城區、西城區外，北京市的所有主城區均已實行居家辦公。

公共交通也陸續關閉。北京目前已經有超過100個地鐵站封閉，房山區、順義區和朝陽區南部的地鐵車站目前已全部封閉。除此之外，被提級管控的城區，所有室內文化娛樂和體育健身場所、線下培訓機構以及購物商場等暫停營業。

一個更重要的要求是——自5月12日起，北京市進入全市各類公共場所、單位、超市都需持有48小時核酸證明。

另一方面，為了找到社會面的感染者，大規模核酸檢測也開始緊鑼密鼓地展開。

據內地媒體《八點健聞》不完全統計，一個月以來，朝陽區至少開展了15輪區域核酸檢測，海淀區至少開展了16輪區域核酸檢測，豐台區至少開展了13輪區域核酸檢測……即便如此，一個月來，逢篩必有，社會面一直未清零，防疫工作似乎只能勉強與病毒傳播打個平手。經過了多輪核酸檢測，仍有社會面散髮病例，在多位專家看來，這種現象並不常見。而在北京市政府召開的多場新聞發佈會上，各級官員和專家也沒有給過太多的推測和判斷，僅強調「北京疫情處於關鍵階段和焦灼時期」。

面對Omicron，內地防控手段失靈了嗎？香港大學病毒學家金冬雁說，前中期相對穩定的數據說明北京的防控手段還是起到一些作用，但是疫情並沒有控制住，又說明防控手段中的某些環節可能出現了問題。

他指出，例如區域大規模核酸檢測。金冬雁認為居民排隊下樓排隊進行核酸檢測存在感染風險，而Omicron作為一種R0值超過10的病毒，即便是佩戴醫用口罩，保持兩米線距離，處於室外環境，仍有可能造成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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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京市採取的核酸檢測策略是「10混1」，這種檢測方式的精度較低，可能會漏檢居民中的陽性患者。

除此之外，少數居民不配合、不願意進行核酸檢測，核酸檢測採樣人員操作不規範，核酸檢測實驗室數據造假等，也可能使社會面一直篩不乾淨。

自今年年初以來，當不同城市與Omicron打「遭遇戰」時，有一個始終被討論的問題：大型城市跟Omicron交手，究竟該怎麼做？

最「直接」的一條路就是封城——封閉式管理、全域靜態管理成為今年多個城市防疫的新常態；還有一條路是不封城，但最後大多會從精准防控到「提級管控」，全員核酸，再不得不回到封城的老路。

自今年初以來，Omicron疫情在香港、深圳、廣州、上海、長春、吉林等地暴發，先後有至少6個大型城市「封閉式管理」、「全域靜態管理」，其他數個城市因為疫情需要增加了限制性措施。

4月5日起，上海經歷了浦東、浦西輪流封控後，進入到「全域靜態管理」時代；而上海之外，疫情最為嚴重的吉林省，「多點相繼封控」的局面更為明顯，從3月11日起，長春市實施全市封閉式管理，直到4月13日長春市實現了「社會面清零」，經歷了33天。

深圳自3月14日起，要求市民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流動。隨後七天之內，深圳在全市範圍內完成三輪全員核酸檢測，其中五個區在封城第五天就可以重開。3月21日起，深圳重新恢復正常工作秩序和生產經營。

如此看來，在此前與Omicron交手的經驗中，除了全域靜態管理，還沒有發現中間路線。

和此前的上海一樣，北京此輪疫情，也在探索與Omicron交手的第三條路——在超大城市裡，不封城、不靜默，盡可能保持社會正常秩序。

這種思路體現在：僅封控有陽性病例的小區，全市分區按情況開展區域全員核酸檢測，各區根據實際情況管控，以區為單位進行居家辦公、出行交通的管理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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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手段，都與此前其他城市經驗中的強制「全域靜態管理」有很大的不同，目的都在於，防疫的同時，盡可能不讓北京進入到靜默的局面。

然而，這一方案經過1個月的執行，北京市民的生活半徑在搖搖晃晃中越來越小。

某種程度上，北京市除了封城之外，其他的嚴格手段也幾乎都用了——全員高頻核酸，居家辦公、關閉堂食、關閉室內公共場所、陸續關閉公共交通……

但即使如此，從昨日新增的94例感染者，以及尚未出現的疫情拐點看來，本輪疫情雖未出現大規模擴散，但也遠未遏制住，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金冬雁認為，如果以清零為目標，目前的疫情防控手段可能已經「趕不上趟」了。

北京集中了全中國最頂尖的流行病學家和疾控專家，每日一場的新聞發佈會連開了一個月，卻依然無法預測疫情的走向和清零的目標日期。

多名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均表示，從發展態勢上來看，還暫時無法判斷北京疫情的拐點和終點。

未來怎麼做？一位公衛專家說，「目前防控手段已經夠嚴厲的了。防控該做的做，還沒到封城的程度。」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表示，北京本輪疫情感染者總數不多，且沒有出現死亡病例，因此「如果能維持目前的狀況，也許也是可以接受的」。他認為，北京當前的防疫措施仍可稱行之有效，「如果不做這些事情，可能病例數會成倍增多。國內外都有這樣的例子，在大城市如果管控不到位，絕不可能維持現在的狀況。」

而在另一位北京臨床專家看來，目前的防疫措施也許是較難持續的。「如果六月、七月疫情再來，到時候該怎麼辦？這次能總結出什麼經驗來？」他感覺這次北京有些跟在病毒後面，像打地鼠一般，哪裡出現病例就打一錘，試圖把疫情摁下去，可病例卻在不斷冒頭。

在無法預測、無從推斷的疫情面前，北京像是獨自備戰的考生，「在黑暗的洗衣房中搓衣服」，在節省資源、減少損耗的要求下，卻不知道逐步撒多少洗衣粉、揉搓多少下才能洗乾淨，因此只能一點點地不停用功，期待天明、衣淨。

參照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個超級大城市的抗疫手段，目前來看，廣州、深圳在發現病毒時，較大規模範圍內封控5至7日，然後快速復常，似乎更有收效果。前提是要快速提升大城市的檢測能力，除了數量，更重要的是質量，這次上海及北京都發現有少數檢測機構出現一些亂像。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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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