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史學界中長期備受重視的讀本，魯迅就曾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給予其極高的評價。後有梁啓超認為《史記》為中國通史之創始本，更讚揚司馬遷為「史界太祖」。然而，《史記》雖列「二十四史」之首，在兩漢期間地位不顯。即便魏晉南北朝有了史記學的建立，有出谷遷喬之感，但其位仍與《漢書》相距甚遠。
《漢書》（網上圖片）
《史記》書成之時，流播概況十分受限。雖說並非束之高閣，朝廷對遷書的傳播仍是控制相當的嚴格，基本上只會在統治高層間流轉。因為當中不乏記載宮廷秘事，故流播概況受限。史載武帝閱到《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時，認為遷書對己刻意貶損，因而勃然大怒。不僅刊削簡上內容，連書簡也一併催毀。因此，曹魏時期《史記》中的兩篇本紀只有目錄，沒有具體文字。
不過這也不是說《太史公書》就是「禁書」，當初漢成帝劉驁與王鳳其實未曾直稱遷書為「禁書」，頂多以「不宜」說之。再論，即使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把《史記》的副本公佈於眾，亦未嘗獲罪。而褚少孫作為《史記》的研續者，在十餘年間不斷「往來長安中」，以求取遷書，也沒有受責，反而步步高升，甚至官至博士。在《漢書．敍傳》中，班固亦只說遷書在成帝時「不布」，即撒布未廣，難以獲取，卻未說明是被查禁的。
可是就算《史記》的發展在楊惲公佈於眾後，稍有起息，但哪怕有萌芽之勢，其流布冷清依然可。比方說直到東漢末年，為《史記》注書的僅有延篤《音義》與無名氏《音隱》兩家；相反《漢書》的注家多達二十二家。
最可惜的是，因為「獨尊儒術」的文化氛圍，《史記》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雖說西漢《史記》續補者眾，但除了褚少孫傾心研讀續作外，不乏其餘都是藉續《史記》以歌頌漢室之事，甚至漢儒為了「衛道」，而把《史記》視為「謗書」。比如揚雄就是最早評論者，常批史公乃「是非不頗繆於聖人」。雖然東漢學者大多認為《太史公》違戾《五經》，但儒仕們也沒有全盤否定《史記》。譬如文學家劉向嘗向遷書表達極高贊揚，更稱「遷有良史之材」，以及君主王莽也曾對《史記》給予褒揚。只不過比起前者的真心讚揚，後者更多像是以遷書作為攻擊漢朝的武器，以鞏固自屈新朝政權的權威。簡而言之，《史記》在兩漢間沒有被真正認可是基於社會環境中的政治意識，而時人對於司馬遷的考證工作，文辭鋪排，或是選材實錄都是抱有相對的肯定，只是當時對其持有貶損態度乃為一種政治正確。
王莽（網上圖片）
後來在唐代，《史記》終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而宋人王應麟稱之為「史記學」。若是要談及史記學的奠基期，則要追溯至魏晉南北朝。恰逢在這個史記學之泉頭的朝代，《史記》與《漢書》在地位上有着諸多衝撞。
魏晉時期，經學衰微，連帶《漢書》也不復獨尊之位。就客觀環境而言，《史記》流傳的最大障礙終被清除。儒學的衰落使學術能跳出往昔思維的束縛，以致文學、玄學、藝術等都得以發展，尤其是史學能夠獨立於經學。同時，亦因為南北朝政權嬗遞頻仍，當權者在世變與憂患的影響下都紛紛以史為鏡，希望藉着「見盛觀衰，原始察終」的《史記》能夠延長國祚。因此，此時的《史記》漸漸能與《漢書》平起平坐。大有晉人傅玄、張輔在評班馬優劣時，直言班書不如遷書。宏觀來看，裴駰的《史記集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正是象徵着史記學的發展高峰。
《史記三家注》（網上圖片）
《史記》就如古老的希臘藝術與史詩般，雖有瑕，卻不掩瑜。它的古朴之美雖在早年間未受重視，但橫觀整個中國史學上則占據了不個撼動的地位。朝代的各異，促使審美的不一，但不可否定的是《史記》身上的閃光點並不因時間流逝而消失，反在中國歷史上烙下深痕。
史記《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