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有云「有價就有假」，而骨董更是「自來多贗」。雖然藝術市場與贗品如影隨行，但其實贗品的存在並非一日之鮮，而是古已有之。早在西元前一世紀，羅馬商人為謀巨利，便開始到處大量兜售偽造的希臘雕像。而中國的書畫作偽史亦同樣悠長，從魏晉南北朝至今從未歇止。到了明中後期，造偽之風因商品經濟、競奢之風越演越烈，而誆騙、造假等社會亂象也相繼而生。然而，明朝社會這樣光怪陸離的收藏文化到底是怎樣出現的呢？
明朝人重書畫的文化風潮（網上圖片）
明朝中後期，奢風漸至。一別百業凋敝的社會面貌，明後期不只是士大夫間互相攀比，連同百姓們都要爭風相仿。比如當初生員專屬的「瓦楞鬃帽」，在萬歷年間就變成了富貧皆戴之物。本來奢侈作為一種社會風氣，也只不過是奢侈品庶民化的進程，但是對於士大夫來說，這些本可象徵他們身份地位的東西，如今卻變成人人可競逐購置之物，自然不是味兒。加上，因為「賈竪」那宏厚財力，士大夫在這場奢靡之爭中佔不上一點優勢。因此士大夫很多時都跋前躓後，既落了面子，又得要面對競奢後的道德譴責。為了鞏固自己地位與身份霸權，他們只得另闢新徑，把消費觸角投向了既是奢侈商品、又是文化商品的古玩書畫上，企圖把奢儉之辯轉化為雅俗對立。只有從消費品味下手，才能把士大夫與一般人作出身份區隔，這就解釋了書畫市場在明朝如此發達的原因。
明朝瓦楞鬃帽（網上圖片）
可是，偽畫市場又怎樣跟着蓬勃起來呢？畢竟晚明的奢侈消費已脫離了維生層次的層面，所以這種能彰顯其清雅的文化潮流出現不久後，富商們很快也不甘於後，開始舞文弄墨起來。只是真跡有限，且張張都堪比天價，所以面對這份不斷被蠶食的消費榮光，士大夫們很多時候都只能乾着急。加上，下層文人俸祿甚少，鬻字賣畫已經難以維持三餐溫飽，倒不如一了百了，索性投入作偽市場。就是這樣，在真跡供不應求，買畫不一定懂畫的情況下，不少傳統文人便「棄儒就賈」，參與到這場作偽工程中。
明後期，贗品在藝術市場泛濫起來。就連有着知名鑑藏家李開先也被王世貞譏諷為「無一真者」，觀其藏就如同「盲人觀場」。不過作品的真偽在明朝社會並不重要，正如清人徐余所言「自愚即可愚人」。哪怕是一文不值的東西，只要「自矜目力勝人，彼以為假，我獨識其真」，願意買它的人就自然大有人在。及時止損，盡早脫手，那麼愚人自是另有其人。
雖說藝術品造假歷來有之，但如明代中後期的猖獗卻是前所未有，往往都是「片縑朝出，午已見副本，有不十日，到處有之，凡十餘本者」。不過明朝社會面對着這一系列的情況，似乎早已麻目。哪怕有賣家以次充好，把贗品當作真跡出售，普通百姓未有選擇嚴厲批評那些作偽者，反而帶着竊喜，直接購買那些由作偽集團中批量生產的精美仿作，造就了「贗鼎易售」的奇怪局面。
偽好物——蘇州片（網上圖片）
只是面對剽竊者，連名畫家自身也對其展示着不一般的縱容。在《馮元成集》中，看到有人作偽自己的畫作，不但沒有沒有怒火中燒，反自言才華不如剽取者，繼而感嘆自己只不過徒佔虛名。甚至作偽者們拿着贗品到他跟前以求題款時，他亦一一答應。雖不能說文徵明的態度是畫家常態，但從另一名畫師沈周面對「販夫牧豎」索畫求款時，同樣毫不為難地應下時，就可知道社會大眾對作偽之風未必感到痛恨，更別說施予抨擊。
文徵明（網上圖片）
晚明文人對作偽次品抱有矛盾心態。既是接納，亦是排斥。孫礦曾提及市場流傳的懷素《千字文》雖則筆法猶似，可卻只得其形，而「乏蘊藉」。因此，上層士紳抵制偽品，除了是不滿風雅罪人們的污穢行徑外，更是反感那「筆筆惡俗」的偽品；但面對着偽中精品，不但有揚言「有假者持來，我買」的楊溥，更有毫不猶豫費銀買下「幾於奪真」的《寶晉齋法帖》的李日華。可見士大夫對上等偽品可以說是寬容體恤，甚至能給出「真偽平等」的結論。說到底，兩種態度的差異還是建基在偽品的質量，並非在作偽與否的行為道德上。
不少人對李日華的「真偽平等」論嗤之以鼻，認為他是在為自己多次購買贗品書畫之事而狡辯。但其實購買與否，應當取決於個人情感，而不是非黑即白的「真」與「偽」。就如張丑所言「真賞者當亟購也」，當中亦沒有強調「真品」是「亟購」。藝術品的原創性與獨特性固然重要，但若是一眛盲目追求「真者可寶，假者當棄」，而沒有對物品的美學價值進行判斷，只不過是另類的跟風從眾、附庸風雅。當然從道德層面而言，作偽盛行無疑是歪風，那些專收十歲幼童為小學徒臨摹名家之作的古玩店更應被禁止。但從藝術及社會學的層面而言，作偽現象卻是明代社會經濟蓬勃及藝術發展成熟的必然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