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交易媒介，貨幣自然是政權威信的象徵。它對於經濟體系、經濟活動都相當重要。在元狩五年，漢武帝進行了四次的幣制改革，並最後決定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就是這樣，五銖錢便因此確立了它在經濟上的頭銜，甚至到了唐朝，五銖錢依然受到廣大民眾的使用。只是大家有想過在歷史上流通739年的五銖錢為甚麼最後會被大家棄而不用嗎？
五銖錢（網上圖片）
唐代以前，錢幣的名字都是以銅錢的重量而命名，所以「五銖錢」簡單來說就是重五銖的銅錢。雖說五銖錢的鑄造始於西漢，但其實在後來的東漢、蜀漢、魏晉和隋都有相關的鑄造活動，只是錢的重量、形制、大小都不一樣了。至於為甚麼唐朝要廢除五銖，很大程度是因為私鑄錢問題嚴重。
古代私鑄錢錢板（網上圖片）
說實話，私鑄錢犯罪猖獗是因為早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百姓已經習慣自鑄錢幣了。《漢書・食貨志》中言：「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漢文帝繼位後，便承祖策之「無為而治」，實行鑄造錢幣非國家化的政策。除了中央自身不鑄造錢幣，中央亦不會規定良幣與劣幣的價值和交換比例。很多時候，在相應法例的缺乏下，民眾都是要靠自律和自主性去用良幣驅逐劣幣。可想而之，當人在行為、意識上習慣了自鑄幣的合法性時，往後即便政府把鑄幣權收歸國有，也很難根治私鑄錢泛濫問題。
再者，漢初漢高祖因鑑於秦孤立而亡實行的郡國並行制也不利解決私鑄錢的問題。在武帝確行五銖錢時，郡國們因擁有其封地的財政大權，而被允許自行鑄造五銖錢。只是各地鑄錢技術水平參差，以及各地銅礦的產量和成份都有差別，以致於郡國五銖的質量不比中央製的赤仄五銖。加上，郡國官吏都有陽奉陰違的想法。為了在鑄錢中抽點油水，便會選擇鑄薄錢，從而中飽私囊。有的郡國五銖與舊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就是說，五銖錢發展到後來都有偷工減料的弊端。不僅越鑄越輕，錢面還越來越粗劣。一枚官鑄的赤仄五銖甚至可以當成五枚郡國五銖來使用，因此民間瘋狂盜鑄的情況也是可以理解的。
民間盜鑄錢（網上圖片）
當然到了後來，漢武帝也發現貨幣信譽面臨崩潰、私幣泛溢等問題，於是漢武帝便馬上把各郡國的鑄幣權給收回來，改由中央政府統一鑄造，統一發行貨幣，實行錢幣標準化。
只是到東漢末年，頻仍的戰事和頻繁的政權更迭使官鑄貨幣越鑄越小，導致民間私鑄活動隨着貨幣貶值而變得活躍起來。那時人們會將兩漢時期足值的五銖錢進行剪鑿，把一個錢幣鑿成兩枚使用。私鑄者亦會把錢幣的外廓、邊緣磨走，把這些邊角料當為新私錢的原料。這種情況到了北魏孝明帝當政間可以說是更為猖狂。在《通典・錢幣下》就有提及「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 殆欲不沈」的情況。從引文可以得知，當時的私鑄錢薄如葉，甚至可以浮於水。雖然當中不乏誇張情況，但也能證明私鑄錢越鑄越薄的情況。
「綖環五銖」與「剪邊五銖」（網上圖片）
除了減輕重量外，私鑄者亦會從原料方面着手，以其它材料來取替銅。早在西漢初，民眾因為銅錫貴，而選用較便宜的鉛鐵鑄錢。他們會把鉛鐵掺雜在內，以提高收入。只是後來到了隋朝，情況便日溢嚴重。私鑄者開始連鉛鐵也不用，直接以鐵皮、皮糊紙摻雜其中，以省去更多成本。
私錢的增加，自然便會令貨幣貶值。昔日能買到五百錢的東西，如今只能夠買到五十錢的貨品。比起使用銅幣，不少百姓更喜歡以物易物。而在劉宋時，著名將領王玄謨就曾試過用一匹布換來了800顆梨子。《隋書·食貨志》也有記載，在六朝最強盛的梁武帝時期，因市面上的五銖錢過於混亂，而致於銅錢僅能在南京、蘇南、湖北等地使用。在農村區域，銅錢更是沒有一點用武之處，只有鹽、米、布帛才能夠成為交易媒介。這些都是因為私鑄錢的盛行，以致百姓不信任國家銅幣的惡果。倘若貨幣的出現是被視為人類經濟活動模式的進步，那麼私鑄錢使「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重現，又可否視作為退步呢？
其實私鑄錢的出現很難避免的，只因古時缺少相應的錢幣管理制度和百姓民智未開，只知道從鑄錢獲利而忽略了後果的嚴重性。不過所有事情都是雙面向的，私鑄錢雖壞，卻同時令我們的製錢史變得更為豐富及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