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剖釋中國全過程民主：「整體利益黨」可帶領人民長遠發展 香港不應作文明衝突的前哨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6月29日透過Zoom連線，在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發表演說，從一個文明國家的角度，探討了民主和善治的意義，「以及它對中國與西方政治關係的未來和進入一國兩制下一階段的香港可能產生的影響」。

張維為。影片截圖

張維為首先簡單解釋了甚麼是文明型國家。他指，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一個沒有中斷的五千年古老文明和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結合在一起，而文明型國家主要的特徵是四個「超」：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

就超級悠久的歷史傳統，張維為提到，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中國多數時間內都是統一的執政集團，這是保持國家完整和統一的重要前提。如果中國採用西方那種部分利益黨制度，國家好快就會四分五裂。事實上，中國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就嘗試過美國模式，結果變成了軍閥混戰。

他認為，對於不同的政治模式，應當鼓勵大家互相競爭，讓人民評判那一種模式更夠實現良政善治。

提到香港，他表示，一個文明的國家允許「一國兩制」，但是這種多樣性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如果一方試圖推翻另一方，那就是顏色革命的行為，自然必須訴諸於法律。中國是絕不會允許烏克蘭的悲劇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這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最佳利益。

張維為認為，香港應當成為一座橋樑，而不是文明衝突的前哨，「這也讓我想起了今天烏克蘭的悲慘命運」。頒布《香港國安法》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把香港從悲慘命運中挽救出來。

FCC主席Keith Richburg. 影片截圖

FCC主席Keith Richburg在問答環節就挑機問張維為，在西方政治制度裡，不同的政黨會有辯論、探討，為甚麼他認為一黨制能解決所有問題？

張維為解釋中國是實行「全過程民主」制度，他由歷史分析講起，說中國從公元前221年起，就一直實行一黨制，依靠「選拔」和「選舉」結合的方式，來凝聚所有統治力量。

此外，一黨制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在革新。張維為舉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策同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黨內執政思路的重大轉變，可以說是遠超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差異，而這種轉變確確實實是在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執政黨的制度下發生的。

反觀西方的多黨制，人們反覆在各種大小議題上爭論，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和時間，他坦言「這是無效的民主」。

張維為把西方政治描述為黨派利益的政黨之爭，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Holistic interest party），而代表整體利益的政黨可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礙，這是部分利益黨則做不到的。

換言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而民心代表的正是一個國家整體和長遠的利益。在一個行之有效的選賢任能制度下，統一的執政黨不斷自我革新進步，反而能夠克服西方盛行的短期主義，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為下一代做出長遠的規劃，帶領國家向前發展。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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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今天（4月16日）召開的財委會特別會議，會上選委會界別議員江玉歡及工聯會梁子穎均關注，特首政策組進行的研究不對外公開的做法，認為並非所有報告都不能公開，除了一些敏感話題報告外的成果理應公開，對香港市民或企業也有幫助。江玉歡又指，一些研究如旅遊巴泊位的研究用了90多萬元去做報告，做完研究但仍有旅遊巴擾民的問題。

高人話，外界或許有點誤解，以為特首政策組的研究都是保密的，其實並非如此。特首政策組一年外判的研究費用2000多萬元，當中很多研究是公開的。他們選題時也有和政策局溝通，確保做出來的研究政策局能用得著。

高人形容，政府決策前多做研究，了解情況，然後才作出決定，比拍腦袋決策科學得多。但事實上不能說做了一個旅遊巴泊位研究就馬上可以解決相關問題，但做了研究可以讓政策局有更多數據和科學分析，以供參照。

他說，特首政策組有部分研究不公開，涉及費用大約1000多萬，包括就不同問題做的民調，以及其他合約研究，保密的研究有兩大類，主要是和施政報告相關的前期研究，以及就政府內部醖釀中的政策作研究，例如了解外界有無其他可行的政策選項，或者作為「紅隊」，挑戰現有構思中的政策，找出其中漏洞。由於這些研究和政府即將推出的政策緊密關連，故有保密的需要。

高人分析，特首政策組的預算和過去差不多，但本屆政府謀劃的新項目很多，涉及眾多未來的規劃，以有限資源完成更多工作，協助政府作科學決策，殊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