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日前發布2022年第一季「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全球人民幣儲備資產份額為2.88%，位居世界第五，實現自2020年第一季以來的「九連升」，同時創下IMF自2016年公布人民幣儲備資產以來的歷史新高。
2021年以來人民幣在全球外滙儲備中的佔比。IMF官網。
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人民幣儲備資產規模下降，主因是外資減持人民幣債券，境外凈減持人民幣債券1266億元，其中分別減持人民幣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216億元和6億元。儲備資產規模大跌不單止在人民幣發生，美元、歐元、日元以至全球外匯儲備規模總體都同樣減少。
雖然當季美元指數升值2.5%，有助推高全球美元儲備份額，但美國經濟受到國內通脹高企和貨幣緊縮政策影響，導致今年以來美債收益率飆升，引發美國股債「雙殺」。此消彼長下，美元強勢所帶來的提振作用有限；相反，歐元儲備資產第一季度下跌1377億美元，環比減少5.5%；日元儲備資產下降389億美元，環比減少5.9%，兩者的下跌幅度高於全球平均降幅，幫助全球美元儲備份額微升0.02個百分點。除美元外，人民幣儲備資產份額也逆勢上揚。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認為，這項數據顯示，即使在通脹持續高企、經濟復甦放緩、金融動蕩加劇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經濟和金融依然保持較強勁的韌性。他又提到，多款儲備貨幣上升，包括英鎊、澳元、加元、瑞郎和美元，人民幣份額升幅僅排第三位，歐元、日元的世界前三大儲備貨幣地位未被動搖，意味著貨幣國際化的發展路徑必然是曲折。
管濤指，人民幣國際化要行穩致遠，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盡可能長時間保持財政貨幣政策的正常狀態，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本幣實際購買力的穩定性；另一方面，穩慎推動制度型金融開放，加快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建設，為包括境外央行在內的機構投資者創造越來越便利、透明和可預期的市場環境。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廖群。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廖群則指出，人民幣目前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比與中國的經濟規模和貿易投資體量不相匹配，說明未來人民幣國際化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他形容，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國家金融領域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方向，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中國在全球貿易市場和投資市場將會有更大話語權，中國金融機構與企業的對外貿易和投資將變得更加靈活，並在其中獲得更多的主導性。從長遠來看，中國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人民幣必須國際化，才能與之地位相匹配。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有兩大事項充分反映，人民幣走向國際化。6月2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宣布，與人民銀行共同制定了人民幣流動性安排（RMBLA），通過儲備資金池計劃，在金融市場波動時為參加該安排的央行提供流動性支持。今年5月，IMF執董會完成了5年一次的特別提款權（SDR）定值審查，將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升幅1.36個百分點。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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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尹錫悅推行親美路線，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尊嚴以爭取國際認同，特別是渴望加入G7俱樂部。然而，近期韓國遭受重挫，G7峰會在即，但韓國並未出現在受邀名單上，令其G8夢想化為泡影。
韓聯社報道
據韓聯社報道，2023年的G7峰會將在意大利普利亞舉行，儘管韓國外交部多次嘗試協商，但未能改變意大利的決定。回想尹錫悅夫婦去年在日本廣島G7外圍會議上的喜悅表情，如今對比顯得尤為諷刺。
尹錫悦的外交政策親美反華被質疑
對中國而言，G7並非追求的目標，早在1999年至2008年間，中國連續被邀請加入，卻選擇婉拒。相比之下，韓國視G7為提升國家地位的關鍵，期望借此躍升為全球強國。然而，韓國對G8的執著反而使其陷入尷尬境地，失去尊嚴。
2014年俄羅斯因克里米亞事件退出G8後，韓國看到了入會希望，但直至2021年文在寅才得以參加G7+N會議。韓國普遍認為，加入G7的最大障礙是日本。今年5月，日本邀請韓國參加廣島G7峰會，一度讓韓國看到曙光。
韓國媒體和政界過於樂觀，甚至有人宣稱韓國在心理上已是G8成員。然而，現實是，韓國連參加外圍會議的穩定資格都未確保。面對意大利的G7峰會，韓國積極爭取，甚至與意大利比較經濟實力，希望能獲得認可。然而，意大利最終並未邀請韓國，韓國的期待落空。
分析指出，G7成員國的選取並非東道國意大利一言堂，真正的決策權在於美國。尹錫悅政府誤判形勢，過度依賴美國，忽視了自身外交策略的重要性。事實上，2021年文在寅受邀，正是因為其親中立場和與日本的緊張關係，符合美國的戰略需要。
尹錫悦上任後改變過往韓國在中美博弈中較為中立的立場。
韓國若繼續追隨美國對抗中國，只會讓自己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G8夢想的破碎，揭示了韓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脆弱性。真正的尊重來自於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非依附於他人。韓國應反思其外交戰略，避免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承擔不必要的代價。G8夢碎，是韓國盲目跟隨美國的代價，也是其外交政策失誤的警示。
韓國的G8夢想破滅，反映出其在國際舞台上的焦慮和定位困惑。韓國政府和民眾對G7的痴迷，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對自我價值的不確信。韓國媒體和政界的過度反應，似乎忘記了國家尊嚴不應僅僅依託於外部的認可，而應源於內在的實力和獨立性。
回顧歷史，韓國的經濟發展和科技成就無疑是值得自豪的。韓國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佔據重要地位，文化產業影響力巨大，這些成就本應是其自信的來源。然而，過分追求G8身份，反而讓韓國在國際舞台上顯得過於急切，缺乏從容。
實際上，G7的核心議題和成員國組成反映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共識。儘管韓國經濟發達，但在全球治理和國際事務中的角色仍有待拓展。韓國應更專注於提升自身在全球體系中的實際影響力，如加強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合作，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而不是單純追求G7的身份標籤。
此外，韓國應重新審視與鄰國的關係，尤其是與日本的關係。兩國的歷史糾葛和現實競爭不應阻礙正常的外交互動和合作。真正的強韌在於能夠處理好複雜的關係，而不只是尋求外部的接納。
尹錫悅政府應認識到，國家的地位和尊嚴並不取決於是否屬於某個特定的集團，而在於如何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推動和平與發展。韓國應該更加自信地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利益和特色的外交道路，而不是一味迎合他國意志。
最後，韓國的經驗教訓對於其他同樣渴望國際認可的國傢具有啓示意義。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貢獻，不應該將自身的價值衡量標準局限於某些特定的國際組織。真正的強大來自於內心的堅定和對外交往的智慧。
總結起來，韓國的G8夢想雖破，但不應就此沈淪。相反，這是一個契機，促使韓國反思其外交政策，尋找更加務實和自主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的國際地位，贏得世界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