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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重文輕武」 武將真的不受重視嗎?

歷史長河

北宋「重文輕武」 武將真的不受重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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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重文輕武」 武將真的不受重視嗎?

2022年07月22日 18:46 最後更新:14:07

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國便陷入了藩鎮割據的時代。哪怕到唐朝滅亡的時候,武人割據之風仍未有消失,反而釀造了一個更為分裂混亂的時代——五代十國。五代時期,軍人跋扈,將帥兵變篡位之事史不絕書。因此,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之後便訂立了「強榦弱枝」和「重文輕武」的國策,試圖改變昔日君權不振、武人恃兵專橫的風氣。然而,軍人在北宋時代真的如此被輕視嗎?

確實,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主宰政壇的都是優容爾雅的文臣。在蔡襄《蔡襄集・國論要日》就有提到:「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辭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榖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為了提高文人地位,以抑制武人之氣焰,朝廷除了大興儒學、增加科舉取錄名額外,還特許進士登第即可享有官職,真可說得上平步青雲。

相反,武人在宋朝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比方說,宋廷為了防上士兵逃逸,會在兵士之臉上或手背刺字以作標記,這無異於在將士身上烙上「罪犯」和「奴隸」的標籤,可謂羞辱至極。而在中央任官方面,樞密院作為中央最高軍事機關,當中任職的73名正職者(如樞密使、知樞密院事等),武者出身的只有18人。更讓人震驚的是,這個任職人數還會隨朝遞減。在太祖到真宗這三朝間,武職出身的18人縮減成12人。到了仁宗朝,則僅剩6人。最後英宗朝以後,已再無一人為武職出身,所以說宋朝軍事羸弱的弊端不是不能理解的。

在古代,為了羞辱罪人,士官會為罪犯「黥面」(網上圖片)

在古代,為了羞辱罪人,士官會為罪犯「黥面」(網上圖片)

雖說這樣看來武士在宋朝的地位真的十分低落,很符合我們印像中大宋皇朝文質兼備、風流蘊藉的社風,但是在學術界中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學者劉子健在《南宋史研究彙編》中就批評過往研究忽視武將在宋朝的重要性,並指出武將在宋朝只是看似地位不顯,實則仍享有很大特權和優待。哪怕宋太祖曾在宮中立碑,告誡後人勿殺文臣、莫過度重用武將,但其實太祖本人在派遣軍吏時,都是習慣派武將出任「都部署」這個大將軍之位。

哪怕在「以文馭武」的原則下,文臣參與治軍的干預作用仍然是有限的。當時文官在軍事行動中只能扮演輔助性角色,譬如供應糧餉、安撫百姓等,跟軍事行動和指揮其實並無直接關係。雖說太祖在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時,曾一度下令由參知政事趙倡言為都部署,藉此打壓制當地武將氣焰。儘管趙倡言為都部署一事為以後文官大臣出任要府,並兼管駐軍一職的濫觴,但必須指出的是宋初兩朝地方文臣一般對駐軍並無干預權。比如開寶四年,給事中劉載權與建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時,因被何繼筠「訴於上」,而被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亦有知貝州柳開因「坐與監軍忿爭」,因而被貶。這些都說明當時武將地位在下降的趨勢,但仍然擁有文臣無法干預的獨立帶兵權。

宋代武官地位低這個觀感其實是相對於文官擁有過份優越的地位而來,就如學者曾瑞龍所言:「武將作為統籌階級一員,本身不能說受到歧視。」比如在水滸傳中,魯智深作為一個基層軍官,在鎮關西面前也是可以作威作福的,更不用提那儼然就是地方霸主的張都監。就是說,宋代武官雖然地位不如文官,但過得還是不錯的。去到南宋,因為外有女真勢力虎視眈眈,內則蜂起造反之事,朝不保夕的趙宋皇室為了激勵將士安內攘外,更放棄了「崇文抑武」的家法,着手提高武者地位,可見武者地位在兩宋間還是起起落落的。

雖然太祖的開國國策有不少為人詬病之處,軍事積弱、戰事敗多勝少就是最好的證據,但是正因為太祖力倡文教,才使宋朝脫離了前朝士風敗壞的局面,更打開了文治盛世。文學家蘇軾、歐陽修,理學家陸九淵、周敦頤的出現還是得感謝宋朝推崇文人的國策。

宋朝文人風流(網上圖片)

宋朝文人風流(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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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出自佛山高明譚姓革命家 其中一人更享年106歲

2024年03月29日 10:00 最後更新:11:02

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難得出現三位一同出自廣東省佛山市高明區的譚姓革命家。他們儘管出身不同,年齡也有差異,卻不約而同踏上革命之路,史稱「革命三譚」。三譚是譚平山、譚植棠、譚天度的統稱,在廣東省佛山市有紀念三人的「三譚革命事蹟展覽館」,位於高明區明城鎮明七路325-6。

三譚革命事蹟展覽館 (網上圖片)

三譚革命事蹟展覽館 (網上圖片)

譚平山,1886年生,佛山市高明區明城鎮新元坊人。1909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58名黨員之一,是廣東黨團組織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也是中共三大中央委員、中共廣東區委書記、中共四大中央執行委員、中共五大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工作報告。

譚平山銅像 (網上圖片)

譚平山銅像 (網上圖片)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曾擔任中共中央局駐國民黨中央黨團書記、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國民黨中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長等職。1926年代表中共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擴大會議,並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他也是八一南昌起義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譚平山在革命統一戰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戰爭初期他與何香凝、李濟深等在香港組建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後任副主席。1949年10月1日,譚平山隨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同時還是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4月2日,譚平山在北京病逝。

譚植棠 (網上圖片)

譚植棠 (網上圖片)

譚植棠,1893年生,佛山市高明區明城鎮濠基坊人。中國共產黨廣東黨組織的創建者和早期領導者之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二、三屆教員,第四屆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譚植棠因患肺癆,秘密返回家鄉養病,與黨組織失去聯繫。1944年底,前往東江抗日遊擊區,重回革命隊伍。1945年冬,經周恩來親自審理,以中共中央名義正式批准恢復黨籍。新中國成立後,譚植棠由中共華南分局派往肇慶擔任西江行政專署工商科科長兼貿易、糧食、百貨三大公司經理。1952年「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譚植棠受到不公平待遇。同年6月,在廣州去世。1979年9月,獲組織平反。

譚天度在三人中享有「百歲革命家」之名,直到1999年5月才以106高齡在廣州病逝。(網上圖片)

譚天度在三人中享有「百歲革命家」之名,直到1999年5月才以106高齡在廣州病逝。(網上圖片)

譚天度,1893年生,佛山市高明區明城鎮青玉坊人。中共「一大」期間的黨員,曾參加過建黨、建軍、工運、農運、青運、統戰等許多重大的開創性工作。大革命時期,譚天度曾引導陳鐵軍等一大批優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還同周恩來、陳延年、彭湃、鄧中夏、蘇兆征等並肩作戰,參加了省港大罷工、八一南昌起義。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廣東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等職,為省港兩地的統戰、僑務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被稱為「百歲革命家」「世紀松」。1999年5月,在廣州病逝,享年106歲。

1920年10月20日,《廣東羣報》創刊,以陳獨秀為總編輯,譚平山編新聞,譚植棠編副刊。(網上圖片)

1920年10月20日,《廣東羣報》創刊,以陳獨秀為總編輯,譚平山編新聞,譚植棠編副刊。(網上圖片)

為了緬懷譚平山、譚植棠、譚天度三位革命人物,更好地讓後人學習「三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愛國主義精神,高明市人民政府於1998年建立三譚革命事蹟展覽館。展館包括了紀念館、文化廣場等在內,其占地總面積近300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326平方米,是一座仿古建築,分兩層,下麵有回廊,廊柱鋪設精緻瓷片,簷頂以玻璃瓦鑲嵌,外觀典雅大方。

三譚革命事蹟展覽館內三人的銅像 (網上圖片)

三譚革命事蹟展覽館內三人的銅像 (網上圖片)

展館展陳面積810平方米,首層正中央擺放著譚平山、譚天度、譚植棠的半身玻璃鋼雕塑像。首層左邊是接待室,右邊展掛國家和省領導人以及史學家的題詞。二層是70多平方米的展廳,由100多幅珍貴的歷史圖片和幾十幅頗具代表性的文字資料組成,中央設有10多平方米的展臺,擺放相關文物和研究書刊。

譚平山故居 (網上圖片)

譚平山故居 (網上圖片)

三譚革命事蹟展覽館於1997年12月被中共佛山市委、佛山市人民政府公佈為佛山市愛國主義基地,2014年12月被廣東省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公佈為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7年6月被中共佛山市委組織部公佈為佛山市黨員教育基地。2013年12月被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公佈為廣東省中共黨史教育基地。2010年10月被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公佈為廣東統一戰線基地。

文章文字版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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