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有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寫下《左傳》一書。而在不同的史書、典籍中，都可以看出《左傳》與《春秋》的關係相當密切。然而，《左傳》的獨立價值又從何體現，它又是怎樣解釋及糾正《春秋》呢？
在《春秋左傳注・修訂版前言》中，楊伯峻曾提及《春秋》是為一部「不完備而可信的編年史」。先不說《春秋》可信與否，但在一萬八千多字的有限篇幅中，二百四十四年的血腥風雨自然不能盡數錄載。因此，《春秋》便有了被解釋的必要性。及後，楊伯峻便總結了《左傳》傳《春秋》的方式，分別是：增加無經傳文、說明《春秋》筆法，以及以史實修補錯漏。
1. 增加無經傳文
有些珍貴的史料僅見於《左傳》，如羿浞代夏、少康中興。而對於諸侯爭霸的記載，《左傳》多賦予霸主們正面與獨特的作用，如鄭莊公圖霸、齊桓公尊王攘夷、晉文公會盟天下、秦穆公招賢納才、 楚莊王問鼎稱霸等。這些均使《春秋》編年國史的側面得以拓展。
春秋爭霸（網上圖片）
2. 說明《春秋》筆法
左丘明擅長利用事實補充《春秋》，比方說散記於僖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的《晉楚城濮之戰》在《春秋》僅有百來字的篇幅，卻在《左傳》中擁有二千多字的記載。值得留意的是《左傳》不但補充了戰前的謀略、陣營、佈置等細節，還極力暗示戰事的成敗因由在於楚成王的失德。
鄭國饗禮後，楚成王不僅毫不避諱與鄭文公夫人同回軍營，途中更帶了兩名鄭國姬妾回營。對於楚王失禮之舉，《左傅》利用君子之言「非禮也。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 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來揭示其非，更透過叔詹「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的預言為楚成王稱霸不遂埋下伏筆。
若是成王因失德而戰敗，那麼晉文公能威震天下，必然是因持德有道。撇開晉文公在建立霸業時所展現的勤王大義外，文公亦是一個言而有信之人。在「晉侯圍原」時，文公可謂毫不戀戰，說三天撤兵便撤兵，因為他深知失信所致的損失遠比失去一座原邑。而在備戰方面，同樣有相似的情況。比起「剛而無禮」的楚軍將領子玉，崇尚《詩》、《書》的晉軍郤縠可好像更為值得信賴。由此可知，透過兩國君主、將領為人的強烈對比，《左傅》在補充史實之餘，亦有刻意強調《春秋》所重視的道德價值觀。
然而，事實上楚國戰敗真的如《左傅》所言是因為楚王違背了「男女有別」之禮嗎？說實話，這一說法仍有商榷之處。只因，在韓原之戰中，晉國也因失德之由而在戰事中慘敗。而今在城濮戰役中，不乏也有「德行定天下」的既視感。可是對於侯王而言，「失德」雖為過錯，卻似乎還不足以成為戰事成敗的決定因素。再者，齊桓公死後，楚國勢力迅速擴張。直到城濮之戰前，楚國國力乃極為強大。因此，要留意《左傅》對《春秋》的補充，或是孔子書《春秋》時因為想重點勾勒某些價值觀而忽視了事情的真相。
最能體現「男女有別」莫過於古人男女在七歲早已分席而坐（網上圖片）
除了補充《春秋》載而不詳之事外，《左傳》抑會補充《春秋》諱而不記之事。就以《晏嬰叔向論晉季世》為例，《左傳》除了帶出「日中則昃」的人生哲理外，也讚揚了新興地主階級陳氏的愛民行為。相較於孔子不贊成這種以下犯上的議論，畢竟《春秋》為每月冠以「王」字就是為了體現「尊周室」這個思想，但是左丘明的補充更多着墨於陳氏以民為本的精神。可見，《左傳》亦非一昧解釋《春秋》，甚至可以說他所讚揚的重民思想是與《春秋》有所相悖的。不論怎樣說，我們都能感受到左丘明在釋經的過程中時會有着跟孔子有不同的着力點，并因此延展出不同的見解。
3. 以史實修補錯漏
縱觀整本《左傳》，它所蘊含的價值確實有一部分是承於《春秋》的。比如作為儒家學說的重心——禮，在《左傳》也不斷被強調。除了儀式之禮，禮對於左傳來說更多是應用在人際交往中。不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應能做到恭敬、謙讓。只是有時《左傳》在補充《春秋》時，也會掀開孔子為了粉飾周室軟弱而用的遮羞布。
平王弒父之嫌與東遷之舉正標誌着西周的衰頹（網上圖片）
經與史一般都是有矛盾的，這種矛盾是源於記事型《左傳》與義理型《春秋》之間的內在張力。而又因為「傳實經虛」，故一般是左傳對春秋經的糾正。比如《左傳》在釋經時，把《春秋》曲筆的「公薨」會改為「弒君自立」。或是把經文中「辛丑，陳侯溺卒」改為「辛亥，哀公縊」，這些精準且細徵的修改都有助世人了解歷史事件背後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