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瓦解後，蒙元王朝享國雖不及百年，但其橫掃中歐兩地的氣魄就足以震撼世界。 不過與此同時，在表面赫赫的聲威之下，各種社會問題、政治腐敗、民族矛盾也在潛滋暗長。直到至順四年，妥歡貼睦爾（即元順帝）即位後，元朝便進入了真正的衰敗時期，亦是大家所稱的「最後的三十六年」。正值這個群雄並起、四海騷動的時期，元代避世之風大盛，大批文人可以說是「處處言離亂，紛紛覓隱居」，都選擇終老於 山林之下中，而導致出現了「山林增氣象，城郭轉空虛」的反常現象。因此，今天我們便來探索一下元末文人避兵遠遁的文化風尚。
首先必先要點明的是，避世之風並非始於元朝，已是早已有之。那麼到底甚麼是避世呢？避世既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生存方式，不過更多的是一種特殊社會情況下的產物，而避世的本質就是人對世俗之事的逃避。通常是不滿意社會的現狀，卻無力打破困局的行為結果，而選擇「避」這一生存方式的人，我們則稱之為「隱士」。
因為菊花有別於其它花，其花期在秋天，所以又被人稱作「花中隱士」。（網上圖片）
自古以來，無論是哪個學派，似乎都對隱士和隱逸文化有一種解不開的情結，因為人格與世俗、理想與現實總是充滿對立和矛盾的。撇開道家，就算是希望可以「學而優則仕」、用世進取的儒家也曾提出「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說法。可見，隱逸文化早在同樣風殘詭譎的戰國時期埋下了種子。儘管孔、孟兩人未有實踐這種隱逸思想，但兩人都流露過「道不行，乘俘浮於海」、「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想法。可見，這個想法正是士人不被世道所容，從而走上隱逸之路的最好依據。
元末文人為甚麼會不被世道所容，當然其中一個原因一定是元末所爆發的農民起義。當時本就土地兼併嚴重，朝廷又巧立名目，加收許多其它捐稅，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加之連年災荒，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在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教友劉福通的號令下，紛紛揭竿而起。憑着「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幟，他們不但向官僚地主發動了猛烈攻擊，更是動搖了蒙元朝廷的治國根基。在其統治土崩瓦解之際，不少文人都寫下了相關詩文，記下這世衰道喪之時。比如謝應芳在《祭顧玉山詩》中提到：「世故一變更，十室九顛覆。幽棲綽山下，擬比王官谷，時余逃難來，悴如病鶴。」
元末農民起義（網上圖片）
不過在元末大規模戰亂發生之前，元代避世之風就已盛行已久。因此，除了戰亂因素外，避世起因其實在於「元以功利誘天下」的治國方針。元蒙入主中原，一改中國傳統「重農輕商」、「崇義黜利」的治國方針 ，反恃著自身的軍事優勢，在對外進行軍事擴張的同時，也加強了與歐、 亞、 非國家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因此，比起農業，曾為遊牧民族的元蒙政權更重視內河與海上運輸的開通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元朝經濟發達（網上圖片）
另一方面，面對地主階層，元朝廷也是採用懷柔的政策，比如「輕刑」與「薄賦」。即是你對地主們己有的特權不加干涉，相反還予以保護，向他們所徵收的賦稅亦較前朝輕得多。因此在江南出現了曾是四民之末的巨賈可以「一家雄踞一鄉，小民懾服」，被稱為「野皇帝」的現象。這也難怪因為元朝「民族四等級制」而搞得科舉路坎坷無比的漢人士子心生不憤。不過在文人紛紛避世前，文士與商人的相處還算融洽。因為哪怕時人有多麼鄙棄詩書，甚至很多人棄儒從商，但其實在元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所以很多人在經商致富後，還是深藏着難以割捨的詩書情懷。如沈萬三家族二十多年間曾兩次延請吳縣文人王行為西賓，甚至達到了「每文成，酬白金鎰計」的高價。對處於動蕩時世中，進退失據的文 人來說，接受這些富商的禮遇既能緩解物質上的困窘，而富商對他們文化上的認同又多少能夠抵消他們百無一用的惶惑。於是在這些富人的豪宅中，不難看到文人們載歌載舞的身影，而富人的豪宅，如顧瑛的「玉山佳處」、倪攢的「清陰閣」、徐良夫的 「耕漁軒」便成為了文人們嚮往的避難之所，這也是元朝避世風的雛型。
元朝把人民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朝中高位多由蒙古人、色目人所壟斷。（網上圖片）
除了富宅、山林外，文人們也會選擇遁跡道觀禪林。元帝國版圖遼闊、民族眾多，所以統治者都順應民情，實行開放性的宗教政策。只要不危及統治，元廷對各種宗教信仰都兼收並蓄。 正因如此，當我們翻檢元末詩文集時，就會頻頻看到清琪、惟則、張雨等釋道詩人的名字，而「鐵笛道人」 楊維禎、「金粟道人」顧瑛等人的別號更是反映出元末江南文士以釋 道來逃避世事的風尚。
總括而言，元末文士企圖以不同的方式忘懷世事，而他們逃避世事的生活方式如下：遁入畫境、逃禪學道、隱於學校授徒為業、文人雅集以尋求慰藉、以及遁居以自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