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十八歲少女因長期遭受網絡欺凌，在住所直播跳樓自殺，多名學者和精神科專科醫生指出，本港網絡欺凌受害者有年輕化迹象，有小學生無奈成為同學網絡欺凌的目標，亦有少女因被「網上朋友」圍攻而自殘等，但即使被欺負也想留在虛擬世界，變相形成惡性循環。隨網絡社交媒體發達，網絡欺凌愈見普遍，香港目前未有就網絡欺凌立法，有學者建議參考外國例子，要求社交平台或服務供應商負責，在限時內刪除涉網絡欺凌的內容。
「在網絡隱藏身分，更容易受心理學上的『去個體化』現象影響，降低責任感。」精神健康動力基金會主席、精神科專科醫生傅子健形容，面對面交談，多少會顧忌對方情緒，而網絡世界的匿名性，方便人類發泄生活的不滿，加上不用在意對方感受，更容易講出偏激言論，盡顯人性陰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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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生用拉桿書包遭「圍攻」
十多年來觀察求診人士的變化，令傅驚訝的是，網絡欺凌受害者有年輕化的迹象，以往多為大學生或中學生，現時有小學三、四年級的學童，深受網絡欺凌折磨，舉例有學童因脊椎側彎，被醫生建議避免背重物，以拉桿拉動書包，竟被同學在社交媒體「圍攻」，指責其「扮野」，受害學童只好勉強背着書包，直至醫生發現其脊椎情況惡化才被揭發，「網上發生的事，老師和家長容易走漏眼。」
「自小精通科技的新世代在網絡世界是『原居民』。」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說，部分人或不理解他人重視網絡世界的原因，但香港新一代習慣使用網絡，加上疫情嚴峻，更常在網上進行社交，「將心比心，若果連這種溝通方式也中斷，他們真的被困在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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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欺凌仍不願遠離網絡
精神科專科醫生歐陽國樑舉例，曾有十六歲有情緒問題的少女，在校內未能結交好友，及後在網上認識「朋友」，沒料遇網絡欺凌，卻不願遠離網絡，情緒愈來愈差，甚至出現自殘和自殺傾向，「封鎖對方或者關閉社交媒體帳號便沒事，但對情緒病患者，未必可用簡單的道理去解決問題。」
「理論和實踐總有差距。」歐陽國樑提到，理論上應勸喻受害者，投放更多時間在現實社交生活，但現時元宇宙等理念大受歡迎，不排除人類未來會更抽離現實，「只能說，現在是檢視現實和網絡世界平衡的時機，使用者要保護自己，應做到離開虛擬世界後，也不會感到生活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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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香港曾討論參考內地，採取網絡實名制的可行性，要求網友為個人言論負責，但是次事件的死者，正是受內地網民的網絡欺凌。傅子健說，實名制應有助減少網絡欺凌，但強制性的法規，不代表能減輕人性的醜惡。他指，應早於小學一、二年級，便對學童進行網絡道德教育，講解網絡禮儀，建立對言行的責任感，在網上發言自然少些批判、多點建議。
事實上，香港目前未有就網絡欺凌立法，警方只拘捕涉及勒索、恐嚇、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以及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者；近期法律改革委員會正就電腦網絡罪行展開研究，惟未見將網絡欺凌列入諮詢。據悉，政府曾稱有意立法監管網絡欺凌，惟未有正式作出研究。
實名制掀損言論自由憂慮
有法律界人士推測，自「反修例」後，牽涉言論自由的討論變得較為「敏感」，而每人對網絡欺凌的標準不一，部分人認為全心詆毀他人才是加害者，自己則是為公義發聲的「正義之士」，亦有人將網絡上的過激爭吵視為網絡罵戰，而非欺凌，加上曾有學者提出，網絡欺凌只限於未成年者，成人間的情況應稱為「網絡侵擾」，「立法便要有清晰的界定。」
南韓於○七年立法執行網絡實名制，在日均瀏覽量超過三十萬人次的網站或二十萬人次的新聞網站發言，必須以真實姓名與身分證號碼註冊帳號，方可「匿名」留言，兩年後擴闊至超過十萬人次瀏覽的網站。由於條例不適用於facebook和Twitter等外國社交平台，加上受限制的網站遭黑客攻擊，導致逾千萬用戶資料被外泄。該條例於一二年被判定違憲，原因是侵害市民的言論自由和私隱，直至近年有韓星因惡評自殺，才再度成為焦點。
倡效澳洲由社交平台負責
馮麗姝則建議參考澳洲，將責任交予給社交平台和服務供應商，只要有人作出網絡欺凌的相關投訴，平台需要在二十四小時刪除有關帖文或留言，否則要被罰款。她亦建議，當遇上網絡欺凌，可明確向對方坦承個人感受和期望，「若對方仍然繼續，相關對話紀錄便成為受害者自保的證據。」
大律師陸偉雄認同，必須制定網絡欺凌的相關法例，雖然現時可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作起訴，但該罪行過去在終審庭裁定，用自己電腦不會構成有關罪行，「有需要制定針對性的法例。」
至於有人擔心言論自由受損，他指政府立例前應作充分的公眾諮詢，特別是收集年輕人的意見，在制定法例的同時，列出部分被認定參與網絡欺凌的情況，以及其他應被豁免的情景，以保障無辜的市民，「疫情快過去了，社會不能故步自封，是時候該兼顧民生！」
新一代習慣使用網絡，有學者發現近年本港網絡欺凌受害者有年輕化迹象。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