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加息，再加上俄烏戰爭衍生的美歐制裁，使到發展中國家擔心，美元霸權影響自身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
美國夏曼纳德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克里斯多福．麥奈利（Christopher McNally） 日前在美國智庫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線上論壇上指出，美國是中國前3大貿易夥伴，美元資產佔中國外匯儲備的較大份額，中國擔心遭遇美歐制裁，被逐出SWIFT，或者外匯存底被凍結，因此，積極發展數字人民幣。
美國夏曼纳德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克里斯多福．麥奈利。網上圖片。
麥奈利認為，由央行發行數字人民幣有許多好處，一方面能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提高貨幣自主性，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另一方面，數字人民幣能便利央行監管和追蹤，雖然數位技術來自虛擬貨幣，但與區塊鏈不同的是，該貨幣不採用去中心化的技術。至於其他好處，則包括成本低，效率高，降低偽鈔，例如，東歐業者出口中國，改用數位人民幣支付，能節省交易成本10%，效益相當可觀。
現時，數字人民幣試點從國內原來的「10+1」，擴展到15個省市，共23個地區。央行7月中透露，截至5月底，支持數位支付的商戶門店達456.7萬個，數字人民幣累計交易約2.64億筆，金額約830億元。麥奈利認為，未來將擴大到全國通行，屆時央行能即時掌握全國所有金流，很容易追查資金流向，不法洗錢與疑似不法商業行為，也可以即時監測金融體系的壓力與風險，充分掌握大數據分析，提早預防風險。
對於數字人民幣能否終結美元霸權，麥奈利保持觀望態度，儘管許多人認同美元霸權正在衰落，數位化能幫助人民幣擴大國際支付體系的市佔率，但始終美元仍然佔60%，短期內難以動搖其重要位置。
《經濟學人》有關文章。《經濟學人》官網截圖。
《經濟學人》則有另一種看法，認為相比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世界貨幣，中國政府似乎寧願花時間，完成其他更迫切的任務，例如，在台海爆發衝突前，建立一套便利貿易夥伴、難以被美國阻止的支付系統。
對中國而言，發展數字人民幣是戰略性大過商業性。美國制裁俄羅斯充分證明，西方大國能隨時將外國銀行踢出SWIFT，同時美國能禁止其金融機構與受制裁的國家進行交易，使到該國銀行無法進行美元結算支付。數字人民幣支付既不使用美元，也不使用SWIFT，可以完全繞過商業銀行機構。
不過，《經濟學人》提醒，美國理論上可以禁止任何希望保留進入美國清算系統的實體使用它，屆時將迫使全世界在美元和數字人民幣之間做出選擇。亦有分析認為，美國能夠通過制裁使用數字貨幣的實體企業，限制該數位貨幣發揮影響力。
無論數字人民幣能否挑戰美元的霸主地位，世界未來都會是多種國際貨幣共存。加州大學教授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曾於2011年在《囂張的特權：美元的興衰和貨幣的未來》（Exorbitant Privilege）指出，美國不那麼良好的國際聲譽以及不負責任的國際金融措施，讓其他國家對美元充滿了疑慮。隨著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的演變，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多種國際貨幣共存的世界，而作為美元壟斷特權的傳統基礎正被逐步侵蝕。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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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