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近日又爆出新一波疫情，昨日(11月8日)新增本土確診個案843宗，本土無症狀感染病例6632宗，主要爆發地是廣東，新增本土確診198宗，無症狀感染2330宗。
內地仍然實施「動態清零」政策，全力對抗疫情，而控疫的手法已比較柔性，由大面積封控，到現在是盡量減少封控的規模，盡量避免封城，例如廣東九成病例在廣州市，主要在廣州海珠區。海珠區自本月5日起嚴格控制人員流動，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地鐵、巴士暫停服務。海珠區社會面疫情防控措施延長至11日。
內地亦開始限制層層加碼疫情管控措施，一些地區出現管控過嚴的狀況，被通報批評。
但外界更關注中國大陸會否進一步放寬疫情管控限制。上周多家外媒傳出消息，中國會快速放寬至「2+5」（即2日酒店隔離和5日家居隔離）的入境檢疫限制，但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
美國《華爾街日報》11月7日的報導就審慎一些。報章引知情人士話，儘管內地防疫措施的影響越來越深，但中國官員仍在謹慎行事，小心考慮放寬固守已久的「動態清零」防疫方針，重啟對外開放，但中國官方沒有為此設定時間表，過程也相當緩慢。中國要完全恢復到新冠大流行之前的狀態，估計還有一段路要走，這個時間表可能會接近明年年底。報導又說，目前中國入境檢疫是「7+3」（7日酒店隔離加3日家居隔離），估計明年會減少入境旅客的檢疫總日數至7日，還會逐步減少核酸檢測的要求。
我傾向相信內地會緩慢放開的版本。內地正在衡量兩方面的代價，首先是長期維持嚴格控疫政策，要付出越來越高的代價，包括:
一、維持動態清零政策的成本，其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放緩、內地出口增長下降的情況下，推動內需是支撐經濟的重點，而嚴格抗疫措施會對內需有影響。
二、長期實施嚴謹的抗疫措施會造成抗疫疲勞，民眾的耐性逐漸下降。
三、部分地方政府怕疫情失控，層層加碼，甚至有個別地區出現從外部鎖死封控區的做法，過分嚴格的執行會造成一定的風險。
相反地，若馬上全面放開疫情管控，又會出現另一些風險：
一、可能造成大量的死亡。無論是從西方國家以至香港，當第一波全面感染到來的時候，可能會有超過一半的人口染上新冠，即使新冠變種病毒株Omicron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由於感染者眾多，就會造成大量的死亡。以香港今年年頭開始的第五波疫情有9000人死亡推算，中國有14億人口，可能會有190萬人因此而死亡。在短時間內有這麼多人死亡，令人難以接受。
二、因醫療擠兌對造成的額外衝擊。中國除了沿海的大城市之外，其餘的地方都比較落後，特別是農村地區，衛生條件比較差，醫院的醫療設備並不足夠。若短期內出現大量確診，再衍生出來的是醫療擠兌的問題，當大量醫院病床要撥給新冠患者，其他病患可能得不到適當照顧而死亡。
中央政府要保護人民的生命，亦兼顧經濟發展，要平衡兩方面的需求，所以絕對不會如外界簡單地想像，馬上急速躺平就可以解決問題。
中央採取的方向應該是逐步放寬，縮減隔離的日數，減少核酸檢測，抗疫政策亦變得較前柔性，減少對居民生活以至經濟活動的影響。這是最合理的一種路徑。與此同時是要大規模地增加疫苗加強針的接種和研發出便宜的特效藥，有利下一階段比較大幅放寬，有些事情，急也急不來。
盧永雄
人是善忘的動物，事情過了10、20年很快就會忘記，對香港民主發展的記憶，亦屬如此。
香港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立法會選舉，海外流亡分子不忘唱衰香港，繼續說香港的選舉不民主。有些人甚至說，香港回歸祖國扼殺了香港的民主。看一看留言人的背景，只有20、30歲，28年前回歸時還是黃口小兒，沒有親歷香港港英年代殖民統治的時代，難怪他們對歷史如此無知。
近日有朋友傳來國務院在2021年12月香港完善政制後發布的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 這部小小的文件，
全面綜述香港百多年民主發展的歷史，如今重溫，又有另一番感慨。《白皮書》的要旨是在回歸前的殖民統治之下，香港根本沒有發展民主，香港民主發展是回歸之後，祖國實行「一國兩制」之下，逐步發展起來的。
《白皮書》的部分內容勾起我對港英年代的一些回憶，特色之一是華人根本是二等公民，華人長期被排斥在港英管治架構之外，不能參政議政。「1880年才有第一位華人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26年才有第一位華人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1948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政務官，1957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警司，1989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警務處處長，而律政司一直到1997年香港政權交接最後時刻，仍由英國人掌控。」
這段話令人印象深刻。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已經問為什麼只有英國洋人可以身居高位，難道中國人真是這樣差？
殖民統治的另一個特色，是扼殺民眾的政治參與。殖民統治149年，香港立法局在1991年前從未進行直選，正如《白皮書》所述，「1979年3月，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訪京了解到中國政府將收回香港的堅定立場。英國政府於是立即改變其過往在香港發展民主問題上的反對態度，迅速着手布局『政制改革』，大幅引入和擴大選舉，在很短時間內區議會和立法局議席均從全部委任驟變為大部分由選舉產生。」
這部份論述的時代我親歷其境，1987年我剛做記者的時候，香港立法局仍然大部份是委任議員，立法局的會議並不公開，立法局的文件全部都是寫著「機密」，當時從議員手中拿到一份文檔，就已經可以寫出獨家新聞。而立法局首次直選是在1991年舉行，那時距離回歸已經只有6年。
後來不知何故被打扮成為「民主女神」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還因為不適應直選產生的議員對政府的攻擊，親自跑上港督府向港督彭定康投訴。所以英國人對香港殖民管治155年，基本態度是反對民主，避免民選議員挑戰政權，到知道必須把香港交回中國的時候，就馬上打開選舉的「潘多拉寶盒」，培植親英人士入局，甚至想借選舉搞亂回歸後的香港。
所以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應該有正確的理解：
一、香港的民主不是英國賜予的，而是回歸祖國由《基本法》確立的。最突出的是回歸前的行政首長港督從未由香港人選舉產生，回歸之後才由港人選出。
二、中央是香港民主制度的設計者、維護者和推進者。中央在制定《基本法》的時候設計香港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想推進民主，讓香港人自己管治香港，另一方面也怕民主發展得太快會造成動亂，所以一直摸索可以平衡兩種矛盾要求的民主制度。無論1990年制定《基本法》和2021年完善香港的政制，都是按香港的實際經驗，發展適合本地的民主制度。
三、反中亂港勢力及外部敵對勢力是摧毀香港民主的罪魁禍首。這兩幫人內外勾結，打著要全面發展民主的旗號，實質上無論香港的制度有多民主，只要選出的不是一個親西方的行政首長，他們就會不斷挑戰，不斷搗亂，大搞顏色革命。烏克蘭的前總統阿努科維奇，就是民主選舉產生，但他親俄而不親美，結果就在2014年被一場美西方發動的顏色革命所推翻。所以外部勢力不是要追求民主，只是要操控本地的政治。操控不到，就顛覆你。
四、香港要走符合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道路。原來的選舉制度很明顯步子走得太快，讓反對勢力有機可乘，借立法會作為政治舞台，以無盡的拉布全面拖慢香港的發展，以無日無之的街頭暴動意圖顛覆政府。完善政制首先要剔除反中亂港分子，另外也要吸納各方精英參政議政，協助政府推動施政向前，這才是適合香港發展的民主制度。
如今外地的流亡分子大力呼籲香港人抵制選舉，不要投票 我們就要做相反的事，積極參與踴躍投票，支持新的選舉制度穩步向前。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