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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伏瞻:沒有鬥爭精神 香港沒有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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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伏瞻:沒有鬥爭精神 香港沒有今天的局面

2022年12月05日 00:11 最後更新:00:23

特區政府12月3日下午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中共20大精神宣講會。主講嘉賓包括學習貫徹黨的20大精神中央宣講團成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謝伏瞻。

高人話,沈春耀講香港不是「三權鼎立」,謝伏瞻講香港要有鬥爭精神,值得關注。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

在宣講會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在中共二十大精神宣講會的提問環節問到,對香港在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上有何核心要求和任務?沈春耀回答指出,中共20大報告明確「一國兩制」是香港、澳門回歸後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是長期堅持的兩個支點,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準確的,而不是曲解的;堅定不移是重大的政治宣示,是黨在「一國兩制」這個重大創舉上表現的鮮明態度。當年老一輩在「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實施、實踐、落實層面的設想就是行政主導,而不是「三權鼎立」,但是在後來的一段時間裏,香港是不是都全面準確領會把握了?大家可以思考。

沈春耀在宣講會上還指出,長期堅持「一國兩制」,必然會遇上需要與時俱進的問題,不能要求現在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必須在20年前、30年前,前人都在法律中全部規定清楚。不可能要求前人為今天所有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答案就在我們腳下。

高人話,沈春耀再提醒香港不是「三權鼎立」,法院和立法會不是和行政機關分立,特首才是香港第一責任人。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謝伏瞻。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謝伏瞻。

另外,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謝伏瞻的宣講內容中最受關注的就是其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謝伏瞻說,長期以來西方一直宣揚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現代化,但這個預言,在中國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面前,已經破滅。未來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上,可以預見困難會越來越多,包括來自美西方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因此搞中國式現代化,「沒有鬥爭精神不行,鬥爭精神本領不強也不行,這一點在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進程中,體現得格外明顯,如果沒有鬥爭,香港沒有今天的局面。」

在宣講會的互動環節,還有人提問,中國如何應對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謝伏瞻副主任指出,要對中國的經濟充滿信心,因為中國擁有制度優勢,各級政府都有強大的組織動員、統籌協調能力,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中國擁有全球最大最有潛力的市場,產業體系完備。

謝伏瞻談到,香港依託內地,內地的經濟發展的好,香港也會好,香港要發揮自身的貿易、金融、投資、法律、人才、科技這些優勢,加強內地和香港雙向的互動和合作,相信內地和香港的經濟發展就會保持一個比較好的速度。

高人話,謝伏瞻講到香港也要有鬥爭精神,提醒美西方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壓力越來越大,也會幅射到香港。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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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樂士:減刑從來不是「自動」 限制提前釋放國安罪犯是合理、不可避免

2024年03月28日 20:11 最後更新:20:25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後,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囚犯獲減刑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違反國安法罪行不獲減刑。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日前在報章撰文強調,減刑從來都不是自動的,限制提前釋放國安罪犯加強香港保護網,是合理的預防措施。

江樂士同時指出,英國2023年頒布嚴厲的《國家安全法》時同樣承認,如果要確保國家安全,有時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並批評英國外相卡梅倫高調抨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是雙重標準。

 全文如下:

 在獄中表現良好的囚犯可以獲得減刑,減刑幅度可能相當大。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減刑的前景可以激勵囚犯在監禁期間不做出不當行為,而且基本上可以改過自新。然而,減刑從來都不是自動的,前首席大法官貝理士爵士曾說:「他們能否獲得減刑,必然取決於他們今後服刑時的行為」(CACC 535/1970)。

 根據《監獄規則》(第 234A 章)(《規則》)第 69(1)條,實際刑期超過一個月的服刑囚犯可「基於勤奮和行為良好」獲得減刑。但減刑不得超過實際刑期和任何羈押期總和的三分之一。

根據《規則》第 69 條給予減刑由懲教署署長(署長)決定。即使囚犯因勤奮和行為良好而獲得減刑,司徒敬法官也解釋說,「《規則》第 69 條並不賦予囚犯減刑的權利,無論減刑是三分之一還是更少」(CALL 154/1999)。

1996 年頒布的《監管釋囚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對《規則》第 69 條產生了影響。在特殊情況下,該條例允許監管釋囚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在監管下釋放特定類別的囚犯。該條例適用於所有在服刑時年滿21歲或年滿25歲的囚犯,以及正在服6年或以上指定刑期的囚犯,或因表列罪行(如勒索罪、搶劫罪或嚴重入屋犯法罪)而被判處2至6年監禁的囚犯。

如果委員會認為符合其標準的囚犯應「以其勤奮和良好行為為由」獲准提前釋放,委員會可下令在監督下將其釋放。不過,在做出決定之前,委員會必須考慮署長的建議,而且署長的建議在決策過程中會得到充分重視。

如果署長得知委員會沒有對囚犯下達監管令,他可以根據第 69 條行使減刑的權力。換言之,《監獄規則》仍然允許在沒有監管令的情況下減刑。

《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第 524章 )於1997年制定。該條例規定,在香港被判無限期或長期監禁刑罰(刑期為10年或以上)的囚犯,其刑期經監獄長轉介後,由長期監禁覆核委員會覆核。委員會在決定釋放囚犯是否適當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囚犯是否改過自新、已服刑期是否符合司法公正及保障公眾的利益等。

3月 19 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SNSO)在立法會以全體 89 票贊成三讀通過。在該條例中,對於被裁定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囚犯,署長和兩個覆核委員會提前釋放囚犯的權力受到了限制。署長只有在「信納提早釋放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才能對此類囚犯給予減刑,而只有在同樣信納的情況下,署長才能將此類案件轉介覆核委員會。如果他決定不批准減刑或不將囚犯的案件轉介這兩個委員會中的任何一個,他必須每年對其決定進行覆核。

這些限制的理由是,過去曾發生因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被定罪的囚犯在提早獲釋後潛逃或繼續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因此必須加以防範。無論囚犯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頒布之前還是之後被定罪,限制措施都將適用,這是一項合理的預防措施。

有了這一先例,我們也可以考慮對其他同樣被判定犯有嚴重罪行的罪犯引入法定的提前釋放限制。例如,如果一名強姦犯、兒童性騷擾者或搶劫犯被認為仍然對公眾構成威脅,那麼無論他在監禁期間表現多麼良好,他也不應該有資格獲得提前釋放。這樣的囚犯可能只是在等待時機,很容易就會原形畢露。 

儘管一些觀察家批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對提前釋放的限制,但其他地方也有先例。例如,根據英國的《2020年恐怖主義罪犯(限制提前釋放)法》(Terrorist Offenders (Restriction of Early Release) Act 2020)),就收緊了被判定犯恐怖主義罪行的囚犯的釋放門檻。現在,當局只有在信納不再需要為了保護公眾而監禁某囚犯,才能批准提前釋放該囚犯,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先例。

英國外相卡梅倫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最高調的批評者之一,他甚至呼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重新考慮」整個23 條方案,聲稱這會「對香港人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他真的相信這一點,那麼他對其他地區的事態發展卻無動於衷,這就非同尋常了。

2月5日,尚未和香港一樣適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新加坡,頒布了一項法律,允許當局無限期拘留「危險罪犯」,即使他們已經服滿刑期。該法適用於21歲以上、被認為獲釋後有犯罪風險的罪犯。現在,囚犯不再像香港那樣在刑滿後自動獲釋,而是面臨無限期拘留,直到內政部長決定他們不再對公眾構成威脅。

雖然預防性拘留在英國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在英國,以這種方式被拘留的囚犯可以透過人身保護令向法院尋求釋放,但令人費解的是,卡梅倫對此卻沒有任何評價。

雖然英國曾經殖民統治新加坡,但卡梅倫顯然不想說任何可能冒犯新加坡的話。與此相反,他總是樂此不疲地教訓香港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希望以此來抨擊中國。沒有人會被他的雙重標準所迷惑。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包含了早該進行的改革,香港的保護網也得到了加強。雖然沒有人希望囚犯被關押的時間超過絕對必要的限度,但必須對可能濫用提前釋放的人加以限制。正如英國2023年頒布嚴厲的《國家安全法》時所承認,如果要確保國家安全,有時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因此,應該從這個語境下,來看待對國家安全囚犯施加提前釋放的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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