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疫情擴散之快，超出外界預計。
在內地網上一篇文章，標題是「放開一週，朋友圈陽了一半」。講述由12月放開疫情管控制施之後，一大片朋友「陽」了的情況。
看後半信半疑，問一問在內地有公司的朋友，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深圳，一個說公司的同事陽了70%，另一個說陽了50%。由此看來，「朋友圈陽了一半」的說法，並不是很誇張。
另外，北京中央的部委也有大量員工確診，有些部門有「估計陽了一半」的說法。有些重要部門如中證監及中銀保監就分一半人留守，留守者在辦公室居住一段時間，並不回家，確保有足夠人手維持部門運作，隔一段時間再輪換。
醫護人手最受關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前首席科學家曾光說，新冠疫情風暴來的太快，醫護人員被感染的不在少數，如何保證醫院的正常運轉成為焦點。除了號召離退休醫護返崗外，北京市亦提出緊急應對措施，醫護人員中無症狀感染、輕症患者堅持仍要上班，如同戰爭時期「輕傷不下火線」。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發燒門診24小時運行，做好中、重度患者的診療和搶救工作。
按理由確診輕症醫護照顧確診病人，的確不會增加播疫風險。
觀察內地疫情，有幾點值得關注：
1. 內地用「闖關療法」。內地放鬆防疫的節奏出人意表。之前內地推出「二十條」，不少期望放開管控的民眾，還怕官方放兩步，退一步。但最後中央高速「轉波」，全面放開，這是有意識闖關。在11月底之後短短兩個星期，除了對入境人員還有「5+3」隔離限制，其餘防疫措施接近全面鬆綁。而民眾感受得到的是「本來以為下樓會陽，怎知呆在家中一樣陽」。
有人說放得這樣快未預備好，我倒覺得即使多給半年、一年時間也不會預備好，長痛不如短痛了。
2. 醫療擠兌沒有想像中厲害。雖然北京民眾在搶購醫療物資，不少確診者到醫院門診外排隊，上周日（12月11日）全市發熱門診就診患者有2.2萬人次，是一星期前的16倍。但感覺上不如香港2、3月爆疫時那麼混亂和無助。
3. 民眾心理承受力強。可能因為有太多海外爆疫的經驗，可能因為重症者的確很少，內地民眾由半個月前比較恐慌，快速變為從容應對，甚至在休養期中發帖不絕，例如比較南北發病情況看似不同的原因： 「廣州人：安靜地陽。上海人：陽不陽是我的隱私。北京人：意氣風發老子陽了。」
4. 快速通過洪峰。據內地確診者反映： 「大部分發個燒、捱過3、4天就好了」。內地用「闖關療法」的壞處是短期內半數民眾確診令重症人數同比上升，擠壓醫療體系。但好處是洪峰快來快去，相信過了下個星期，內地很多大城市疫情高峰已過。大量確診者捱3、4天便康復，勞動力大量恢復，爆疫對社會影響的時間也縮短了，復常也更快，的確有長痛不如短痛的效果。
中國甚麼也是高速度，想不到爆疫也如是。
盧永雄
人是善忘的動物，事情過了10、20年很快就會忘記，對香港民主發展的記憶，亦屬如此。
香港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立法會選舉，海外流亡分子不忘唱衰香港，繼續說香港的選舉不民主。有些人甚至說，香港回歸祖國扼殺了香港的民主。看一看留言人的背景，只有20、30歲，28年前回歸時還是黃口小兒，沒有親歷香港港英年代殖民統治的時代，難怪他們對歷史如此無知。
近日有朋友傳來國務院在2021年12月香港完善政制後發布的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 這部小小的文件，
全面綜述香港百多年民主發展的歷史，如今重溫，又有另一番感慨。《白皮書》的要旨是在回歸前的殖民統治之下，香港根本沒有發展民主，香港民主發展是回歸之後，祖國實行「一國兩制」之下，逐步發展起來的。
《白皮書》的部分內容勾起我對港英年代的一些回憶，特色之一是華人根本是二等公民，華人長期被排斥在港英管治架構之外，不能參政議政。「1880年才有第一位華人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26年才有第一位華人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1948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政務官，1957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警司，1989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警務處處長，而律政司一直到1997年香港政權交接最後時刻，仍由英國人掌控。」
這段話令人印象深刻。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已經問為什麼只有英國洋人可以身居高位，難道中國人真是這樣差？
殖民統治的另一個特色，是扼殺民眾的政治參與。殖民統治149年，香港立法局在1991年前從未進行直選，正如《白皮書》所述，「1979年3月，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訪京了解到中國政府將收回香港的堅定立場。英國政府於是立即改變其過往在香港發展民主問題上的反對態度，迅速着手布局『政制改革』，大幅引入和擴大選舉，在很短時間內區議會和立法局議席均從全部委任驟變為大部分由選舉產生。」
這部份論述的時代我親歷其境，1987年我剛做記者的時候，香港立法局仍然大部份是委任議員，立法局的會議並不公開，立法局的文件全部都是寫著「機密」，當時從議員手中拿到一份文檔，就已經可以寫出獨家新聞。而立法局首次直選是在1991年舉行，那時距離回歸已經只有6年。
後來不知何故被打扮成為「民主女神」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還因為不適應直選產生的議員對政府的攻擊，親自跑上港督府向港督彭定康投訴。所以英國人對香港殖民管治155年，基本態度是反對民主，避免民選議員挑戰政權，到知道必須把香港交回中國的時候，就馬上打開選舉的「潘多拉寶盒」，培植親英人士入局，甚至想借選舉搞亂回歸後的香港。
所以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應該有正確的理解：
一、香港的民主不是英國賜予的，而是回歸祖國由《基本法》確立的。最突出的是回歸前的行政首長港督從未由香港人選舉產生，回歸之後才由港人選出。
二、中央是香港民主制度的設計者、維護者和推進者。中央在制定《基本法》的時候設計香港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想推進民主，讓香港人自己管治香港，另一方面也怕民主發展得太快會造成動亂，所以一直摸索可以平衡兩種矛盾要求的民主制度。無論1990年制定《基本法》和2021年完善香港的政制，都是按香港的實際經驗，發展適合本地的民主制度。
三、反中亂港勢力及外部敵對勢力是摧毀香港民主的罪魁禍首。這兩幫人內外勾結，打著要全面發展民主的旗號，實質上無論香港的制度有多民主，只要選出的不是一個親西方的行政首長，他們就會不斷挑戰，不斷搗亂，大搞顏色革命。烏克蘭的前總統阿努科維奇，就是民主選舉產生，但他親俄而不親美，結果就在2014年被一場美西方發動的顏色革命所推翻。所以外部勢力不是要追求民主，只是要操控本地的政治。操控不到，就顛覆你。
四、香港要走符合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道路。原來的選舉制度很明顯步子走得太快，讓反對勢力有機可乘，借立法會作為政治舞台，以無盡的拉布全面拖慢香港的發展，以無日無之的街頭暴動意圖顛覆政府。完善政制首先要剔除反中亂港分子，另外也要吸納各方精英參政議政，協助政府推動施政向前，這才是適合香港發展的民主制度。
如今外地的流亡分子大力呼籲香港人抵制選舉，不要投票 我們就要做相反的事，積極參與踴躍投票，支持新的選舉制度穩步向前。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