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通過多方面的措施侵蝕英國人的自由。新的《公共秩序法案》的寒蟬效應已經無孔不入，滲透至社會各個方面，限制一般英國人的生活，英國人的自由進一步被削弱。」
上述這段說話，原本是英國外交部於今年1月13日發佈的《香港半年報告》內形容《港區國安法》推出後香港的情況。現在只修改了主體，原封不動地送回給英國，講講她的《公共秩序法案》，實在是適合不過。
英國的《公共秩序法案》修訂方案令到移英港人十分不滿，他們聯同東亞和東南亞社群，去信英國內政大臣柏斐文，指《公共秩序法案》令他們聯想到香港平定示威所採取的「鎮壓措施」，威脅到他們在英國的示威權利。
這批移英港人對英國《公共秩序法案》的兩項措施嚴重制肘示威自由，包括一、「預防嚴重破壞令」，放寬「嚴重破壞」的法律定義。二、擴大警察的「截停及搜查權力」，禁止一些從未犯過法的人抗議。
可以這樣總結，這些移英港人因為不滿香港的立法和司法限制了他們的抗議自由，因而移居英國，但移英後發覺英國政府在做同一件事情，正在不斷收緊的法例，限制他們的示威自由。正如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所說的：「現時向英國政府抗議的在英港人是被前港督彭定康及「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等人誘騙，被逼遷往英國這個所謂的『應許之地』，但可悲的是，他們現時才發現是遷往了『災區』。
可以看看英國這條新法例的緣起。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後，英國出現多場大規模抗議活動，演變成激進的反抗疫措施示威，他們堵塞交通要道，令市中心的交通癱瘓。另外，自去年開始，又有多宗關注氣候變化人士的激烈抗爭事件，他們每每以堵塞主要交通道路的手法進行抗議，又把自己鎖在主要建築物或路障上，造成倫敦市中心地區交通癱瘓。再加上由去年年底開始，英國的通脹加劇，不同行業工會相繼要求加薪而發動大罷工，英國的公共秩序面臨嚴峻考驗。英國政府就連番推動立法，擴大警察的權力，以控制示威活動。
現時的新法案的基礎是在去年在下議院通過的《警察、犯罪、量刑與法院法案》，首相辛韋誠於1月16日提出《公共秩序法案》修訂版，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特別是放寬「嚴重破壞」的法律定義，讓警方有更靈活性，有權制止試圖阻路的示威者，干預示威活動，防止示威者以游擊戰術堵路。辛韋誠發表聲明說：「抗議權是民主的一項基本原則，但這並非絕對。不能讓少數人的抗議擾亂一般大眾的生活，這令人無法接受。」他重申：「不能讓少數人影響普通民眾生活」。
辛韋誠對英國自己立法的評論，正常過正常。英國政府修訂法例提出的理由，和香港立法和執法控制癱瘓交通的示威的理由完全一樣。英國的示威未曾去到癱瘓機場、滿街掟汽油彈和放火燒人的地步，英國已經要立法控制了。
英國一方面不斷收緊自己的相關法例，加強警察權力去維持治安，另一方面就批評香港針對違法示威的立法和執法限制了香港人的自由。如此雙重標準的作為，令人忍不住笑出來。難道倫敦的路不能堵塞，香港的路就應該堵塞了？
為了尋求所謂「自由」而移居英國的港人，就要面對一個現實，每個政府為了保持社會安定，都會立法執法去限制人身自由，香港如是，英國亦如是。
盧永雄
周一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的確需要建立國家安全觀念。
第一， 地緣政治已變。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安風險及威脅可以突如其來，巿民必須保持警惕。
老實說，大多數香港人還未意識到世界地緣政治的急劇轉變，亦都不覺得國安風險會突如其來。特首這個提醒，值得深刻思考。
過去幾年，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中美關係由友好變成對立，其中一大表徵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之後即使美國換了政府，實質上仍然認定中國是主要的對手，對中國展開了新的冷戰，背後的原因無關中國的態度，而是中國的經濟快速崛起，美國感受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戰。這個就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所指的「修昔底德陷阱」，傳統大國不堪被新興強國挑戰，最後很可能會誘發戰爭。
美國對中國態度一變，對香港的態度也隨之而轉變。
在97回歸前，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美國和英國同聲同氣，對香港友好。回歸初段中美關係仍然良好，美國對香港的態度未明顯改變。到2018年後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對香港的態度亦變得極不友善，這不是一種互動，而是源於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少香港的商界還是希望回去中美關係良好的老日子（good old days），但他們不明白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
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爭一爆發，美西方立即制裁大量已經移居海外的俄羅斯寡頭富豪，並且為他們安了一個罪名，就是他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其實如果真的是普京鐵杆兄弟的富豪，為何要將大量資產取轉移出俄羅斯境外，甚至直接取得外國國籍定居外地呢？這些俄羅斯富豪的悲哀，應該是當他們自覺和普京關係不友好時，人家卻認定他們是普京的盟友，對他們實施制裁。俄羅斯的教訓，香港人亦應記取。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自己，是人家怎樣看我們。
第二，缺乏國家觀念。傳統來說香港人無根。戰後來港的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人，有比較強自覺是中國人的觀念，但這種觀念隨著代際變化而遞減。但與此同時，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香港亦不是有太多人自覺是英國人。雖然港人當時在出入境的時候，要在國籍一欄填上「英籍」兩個字，所以很多人只會自覺是香港人，即使回歸之後亦復如此。
而回歸的頭25年，基於種種政治原因，特區政府不想亦無能力大力推廣國民教育，令到國家觀念無法生根。不少香港年輕人既然無國家觀念，自然亦無保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所以要有國安意識，首先要從建立國家觀念開始，這是需要由小教育，不斷強調，讓國家觀念，重新植入香港人的基因之內。
第三，不知道香港風險。正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正正因為香港人無國家觀念，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一個間諜基地，歷史上亦都經常如此。即使回歸之後，這種性質亦無改變。
最近內地在4月14日公布，中共二十大以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十大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因為一個核心科研人員黃宇的叛國案。黃宇因為工作表現不佳，在單位改革之後被淘汰，心懷不忿就出賣國家機密，其中一個行動是向某國的諜報機關交投名狀，將中國軍隊使用的高級密碼轉交外國。黃宇這個投名狀被外國間諜機構接納，最後他在香港及曼谷接受外國的間諜培訓。從內地公布出來的片段，還見到黃宇有香港的八達通，可見他曾經在香港活動，最後黃宇被判處死刑。
外國諜報機構夠膽在香港訓練黃宇，亦都可見他們當年視香港的反間諜工作如無物，固然亦與23條並未立法有關。如今一切俱往矣，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亦就23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築牢了香港防範國安風險的法律屏障。但如果市民無警覺性的話，隨時自己就會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甚至眼見這些嚴重破壞國安的罪行，亦不懂得去舉報，這就是沒有國安意識的後果。
簡單總結，世界在變，香港人的意識亦要隨著環境改變要變化，要明白過去的老日子已經過去，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兩制之下，要有清晰的國家觀念，要懂得去協助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好，香港才會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