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鐵的票價可加可減機制，終於再作修訂。
猶記得在董建華年代，政府在2006年為港鐵引入「可加可減」機制，我和當時的環境運輸工務局局長吃飯，她興高采烈地說如何和港鐵談成這個「理想的」機制。我有點潑冷水，說香港經歷了2003年「沙士」和大遊行的低潮，阿爺開放對香港的自由行，當時樓價從低谷開始反彈，香港的通縮期明顯完結，正踏入通脹期。政府在這個時刻為港鐵票價引入一個按通脹調整的可加可減機制，相信未來港鐵的票價大多有加無減。
環運局長當時面色一沉，可能是怪責我不欣賞她這個艱苦談來的成果。後來香港實確進入通脹期，港鐵票價同步進入快速增加的時代。最後特區政府要為公共交通工具的高票價埋單。政府提供交通津貼和60歲以上人士兩元的乘車優惠，以減低市民的痛感。
這次的港鐵可加可減機制的改變，最特別的地方是在計算票價方程式當中的生產力因素中，引入與港鐵的物業利潤掛鈎的扣減機制。當港鐵的地產發展利潤越多，標價的增幅就會越小，甚至可以減價，如港鐵上年的地產發展利潤為50億元，就會下調0.6%；利潤50億元至100億元，就會下調0.7%；利潤100億元以上，票價就會下調0.8%。
坊間對地鐵這個物業利潤扣減機制，提出最大的疑問是過去的方程式，原來都有0.6%的額外扣減，而新機制最多只有額外的0.2個百份點的扣減。另外回看過去10年，港鐵物業利潤在50億至100億元之間的只有兩年，即按機制可減票價0.7%，而超過100億元的只有1年，即按機制可減票價0.8%，所以票價減0.8%的機會很低。
政府解釋過去的額外扣減是以一年為期的，而今次的利潤扣減是累計的，有複式效果，即今年減了，明年會在已減價的票價上再減。
我覺得利潤扣減最高0.8%，比過去的扣減最高0.6%，確實增幅不大。而政府提到的複式計算，也有一定的道理，作為一個計及物業利潤的開始，可以接受。反而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港鐵會否控制賣樓節奏，調整物業發展盈利，以達致減低扣減的幅度。
港鐵是香港其中一個大型物業發展商，坐擁鐵路沿線的優質地皮。港鐵可以有兩個策略影響樓市。第一是加快或者推遲地皮推出尋找合作方。第二是加快或減慢出售物業的時間，在物業市道不好時（例如現在），放慢推盤。
在梁振英做特首的年代，政府到處覓地，當時盛傳一個故事，說梁振英親自走去港鐵CEO周松崗的辦公室拍枱，指港鐵堆地太少，結果港鐵唯有急急推出土地，加快推出日出康城站的大塊地皮招標。
到林鄭月娥上台，推出「以置業主導」的房屋政策，港鐵亦心領神會，放慢推出項目招標。
港鐵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同時也是以政府作為大股東的公營機構。港鐵除了謀利之外，也應該有公共責任，因此不應完全「發展商上身」，大力控制地皮和物業推出，否則就有「囤積居奇」之嫌。
引入新票價機制之後，港鐵有更大的誘因去控制落成的推出時間，將物業發展利潤壓制在50億元以下。機制是死的、人是生的，官員有責任積極監察，不可以讓港鐵自把自為，操控其物業發展利潤。
盧永雄
周一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的確需要建立國家安全觀念。
第一， 地緣政治已變。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安風險及威脅可以突如其來，巿民必須保持警惕。
老實說，大多數香港人還未意識到世界地緣政治的急劇轉變，亦都不覺得國安風險會突如其來。特首這個提醒，值得深刻思考。
過去幾年，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中美關係由友好變成對立，其中一大表徵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之後即使美國換了政府，實質上仍然認定中國是主要的對手，對中國展開了新的冷戰，背後的原因無關中國的態度，而是中國的經濟快速崛起，美國感受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戰。這個就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所指的「修昔底德陷阱」，傳統大國不堪被新興強國挑戰，最後很可能會誘發戰爭。
美國對中國態度一變，對香港的態度也隨之而轉變。
在97回歸前，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美國和英國同聲同氣，對香港友好。回歸初段中美關係仍然良好，美國對香港的態度未明顯改變。到2018年後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對香港的態度亦變得極不友善，這不是一種互動，而是源於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少香港的商界還是希望回去中美關係良好的老日子（good old days），但他們不明白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
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爭一爆發，美西方立即制裁大量已經移居海外的俄羅斯寡頭富豪，並且為他們安了一個罪名，就是他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其實如果真的是普京鐵杆兄弟的富豪，為何要將大量資產取轉移出俄羅斯境外，甚至直接取得外國國籍定居外地呢？這些俄羅斯富豪的悲哀，應該是當他們自覺和普京關係不友好時，人家卻認定他們是普京的盟友，對他們實施制裁。俄羅斯的教訓，香港人亦應記取。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自己，是人家怎樣看我們。
第二，缺乏國家觀念。傳統來說香港人無根。戰後來港的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人，有比較強自覺是中國人的觀念，但這種觀念隨著代際變化而遞減。但與此同時，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香港亦不是有太多人自覺是英國人。雖然港人當時在出入境的時候，要在國籍一欄填上「英籍」兩個字，所以很多人只會自覺是香港人，即使回歸之後亦復如此。
而回歸的頭25年，基於種種政治原因，特區政府不想亦無能力大力推廣國民教育，令到國家觀念無法生根。不少香港年輕人既然無國家觀念，自然亦無保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所以要有國安意識，首先要從建立國家觀念開始，這是需要由小教育，不斷強調，讓國家觀念，重新植入香港人的基因之內。
第三，不知道香港風險。正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正正因為香港人無國家觀念，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一個間諜基地，歷史上亦都經常如此。即使回歸之後，這種性質亦無改變。
最近內地在4月14日公布，中共二十大以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十大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因為一個核心科研人員黃宇的叛國案。黃宇因為工作表現不佳，在單位改革之後被淘汰，心懷不忿就出賣國家機密，其中一個行動是向某國的諜報機關交投名狀，將中國軍隊使用的高級密碼轉交外國。黃宇這個投名狀被外國間諜機構接納，最後他在香港及曼谷接受外國的間諜培訓。從內地公布出來的片段，還見到黃宇有香港的八達通，可見他曾經在香港活動，最後黃宇被判處死刑。
外國諜報機構夠膽在香港訓練黃宇，亦都可見他們當年視香港的反間諜工作如無物，固然亦與23條並未立法有關。如今一切俱往矣，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亦就23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築牢了香港防範國安風險的法律屏障。但如果市民無警覺性的話，隨時自己就會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甚至眼見這些嚴重破壞國安的罪行，亦不懂得去舉報，這就是沒有國安意識的後果。
簡單總結，世界在變，香港人的意識亦要隨著環境改變要變化，要明白過去的老日子已經過去，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兩制之下，要有清晰的國家觀念，要懂得去協助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好，香港才會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