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以所謂的「國家安全」為由，持續對TikTok進行無理打壓，3月23日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受資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遭圍攻，讓更多人看清美國國會政客們的司馬昭之心。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28日報道指出，「美國稱中國可能用TikTok開展監視活動，美國才正用谷歌監視世界」，起底了美國科技公司海外監視活動的「黑歷史」。
半島電視台報道截圖。
報道稱，在23日對TikTok首席執行官長達5小時的「拷問」中，美國議員抨擊中國可能利用這款在該國有著超1.5億月活用戶的應用「監視美國人」，但他們卻未提及美國政府本身是如何利用《涉外情報監視法》迫使谷歌等科技公司為其提供便利，對海外的非美國公民開展不受限制的監視活動的。
據悉，《涉外情報監視法》702條款允許美國情報機構對外國人的電郵、電話和其他在線通信進行未經授權的監視。為了防止這一「夕陽」條款失效，美國國會須在12月前進行投票，以重新授權該條款。
報道提到，按照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美國公民可在一定程度上可被保護免遭未經授權的搜查，但美政府堅持認為這些權利不適用於海外的外國人，這也意味著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聯邦調查局（FBI）和中央情報局（CIA）等機構幾乎可以隨意監聽其通信。相關信息還有可能被移交給英澳等美國盟友。
報道稱，華盛頓在這方面還享有一個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美國對少數幾家實際上控制著現代互聯網的公司擁有管轄權，包括谷歌、Meta、亞馬遜和微軟等。對於身處美國以外的數十億互聯網用戶來說，這種缺乏隱私的狀況恰恰就是美國官員所稱的TikTok對美國人所構成的「威脅」。
澳大利亞墨爾本的技術研究人員和隱私保護人士亞瑟·爾夫（Asher Wolf）認為，這體現了美國政府的「雙重標準」。「這是個『規則是給你定的，不是給我定的』的實例，」他說，「美國人（政客）在TikTok問題上的鼓噪不應被視為保護公民免遭監視和影響行動的真誠願望，而更應將這看作其圍堵和加強國家對社交媒體的控制的企圖。」
半島電視台表示，在華盛頓將TikTok描述為「威脅」的日漸高漲的聲浪中，非美國人的隱私權卻鮮少被提及。事實上，美國政府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針對23萬2432名「非美國人」開展了監視行動。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估計，自2011年以來，美國政府每年收集超過10億份通訊信息。
「美國近來大肆宣揚對公民隱私或監視問題的擔憂，這未免有些諷刺。他們收集數據是可以的，但他們不希望中國收集。」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美國憲法和國家安全專家喬納森·哈菲茨（Jonathan Hafetz）對卡塔爾電視台表示。
報道還指出，盡管《涉外情報監視法》702條款針對的是外國人之間的通信，但在實際操作中也會捕捉到與外國人互動的美國公民的通信。雖然美國官員堅稱其重點是國安威脅，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表示，所謂「外國情報」實際上可以包括任何通信，包括記者、人權倡導者和普通公民的通信，這些都是美國政府感興趣的。
「問題是，從根本上說（其判斷）標準極低，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權力。」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國家安全項目律師阿什利·戈爾斯基（Ashley Gorski）說，其「目標」不必被懷疑有任何罪行，「他們不一定要與恐怖主義有任何聯繫，他們可以是記者，也可以是國外的人權工作者」。
退一步來說，TikTok收集的數據也與其他平台沒什麼不同。報道認為，推動TikTok禁令是華盛頓在轉移問題——即美國對於個人數據的法律保護，而華盛頓顯然沒有表現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欲望。丹麥哥本哈根信息技術大學助理教授韋德蘭·瑟卡拉（Vedran Sekara）表示，打壓TikTok似乎「政治性大於政策性」。
「如果（美國）政客和立法者真有興趣保護人們免受『邪惡』或『不法』科技公司侵害，應該專注於規範整個科技和社交媒體行業，而非僅盯著一家公司不放。」瑟卡拉說。
更令一些觀察人士感到不安的是，美國試圖祭出TikTok禁令或為其他國家開創先例。「從本質上說，美國正在創造一個模板，以國家安全為名阻止市場競爭，要求佔有專利技術。」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互聯網治理項目駐印度研究員喬蒂·潘戴（Jyoti Panday）表示，華盛頓在限制外國公司的同時給美國科技公司一張「自由牌」，這「基本上是在向其他國家發出信號，表明主權是網絡空間監管的終極博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日前指出，美方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TikTok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情況下，一再對有關企業搞有罪推定，無理打壓。毛寧強調，專業的問題應當通過專業的方式來解決，打壓別人，不能讓自己更強大。美方應當切實尊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停止無理打壓別國企業，為各國企業在美投資經營提供開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視的環境。
深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