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財政司司長預告本年度財赤會由2月時預計的481億元，倍增至1000億。經濟不好，政府赤字上升，難免令外界感到憂慮。而千億赤字亦導致財政儲備下降，令人擔憂特區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
高額財赤雖然值得擔心，但是香港的家底仍然很厚，一方面政府的收入減少赤字上升，一定程度都是和利息高企影響經濟有關；但另一方面利息高企，亦令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大增。
由於外匯基金獨立於政府的財政，每年只是支付財政儲備存款、特區基金和法定組織存款的數百億收益，會反映在特區政府的帳目收入之內，其餘外匯基金的盈虧都是獨立於財政預算之外。
可以看看過去幾年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2022年因為當年美國利息減至接近零，外匯基金當年蝕了2024億元。但是隨著過去兩年多美國大幅加息，外匯基金的收益亦水漲船高，2023年外匯基金錄得2127億港元的投資收益，完全抵銷了2022年的虧蝕。而今年首3季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更高達2247億元。按這個走勢，外匯基金今年的投資收益有機會增至近3000億。
如果將這兩條分開的數加起來看，政府盤數蝕1000億，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有3000億，香港整體的財政狀況，就沒有表面看來那麼不健康。
另外，截止去年底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是6524億港元，如果再加上今年的3000億投資收益，扣除開支之後，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都應該超過9000億。
回頭看特區政府的財赤，主要是由於收入減少所致。第一，土地收入，原預計地價收入有330億元，但頭7個月只有37億元。第二，主要收入利得稅，本年度原預計有1802億，截止9月上半年度只錄得71.2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1.8%，恐怕全年減幅也較大。第三，印花稅亦按年下跌16%至239.6億。第四，大項中只有薪俸稅有增加，按年增5.4%至83.6億元。總體來說收入是跌的多。
收入下跌和利息高企及地緣政治下美國對內地和香港施壓有關，但隨著美國步向減息周期，今年第4季起股市交投有起色，相信情況會略有改善。但總體而言，仍難望政府的收入短期內會達到平衡。
本來財赤高企，政府就應該要開源節流，但經濟不好，若政府還大幅削減開支，就會出現一個「落雨收遮」的情況，觸發私營部門進一步萎縮，令經濟更差。所以政府推出逆周期措施，維持相當的開支以支撐經濟，是合理的做法。
至於支出方面，政府3大開支項目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醫療會隨著人口老化而增加，社福亦難減，唯一教育是可以斟酌的領域，因為隨著出生人口減少，中學及以下的教育開支應該可以削減，以反映收生減少的狀況。固然教育界會對加快殺校有很大的意見校，但從節流來看，這亦是一個可考慮的方向。
另一個可以思考的地方，是整體節省人力成本。政府有超過18萬公務員，仍未聘任的缺口有10%，現在勞工市場仍然緊張，市場薪金高企，叫政府減公務員薪金並不現實，否則公務員流失會更嚴重，政府減薪也會進一步推低消費。
所以政府使用人力資源主要應該考慮的方向，第一是增加外判以減少工資開支，無論如何外判的成本都會較政府請人便宜。第二，加快智能化自動化的步伐，盡量取代用人力做的工作。政府內部部分做事的方法，仍相當古老，效率較低，如果能夠加快自動化和智能化的步伐，可以節省人手。當年入境處引入自動過關的設備，十多年後效益反映出來，關口不斷增加擴大，但人手就不用完全成比例增長，節省了大量人手。政府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從這些角度考慮節流，而不是削減服務，否則會對公眾影響太大。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