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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億置換方案解除城投歷史債務包袱 時間換空間 降風險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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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億置換方案解除城投歷史債務包袱  時間換空間  降風險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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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億置換方案解除城投歷史債務包袱 時間換空間 降風險促發展

2024年11月08日 21:16 最後更新:21:24

全國人大常委會閉幕後財政部與人大常委預算工作委員會召開記者會,公布重磅地方債務置換方案,專家認為,方案對症下藥,可有解決隱藏的地方債務問題,不僅預防「爆雷」,也讓地方政府有空間推動地方發展。

中國財政部部長藍佛安、人大常委預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許宏才公布6萬億置換地方存量債務方案,藍佛安稱推出6 萬億方案後,直接化解地方債務的資源增至1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專家分析,這項方案將有助城投公司解決累積的歷史債務。

所謂城投公司,是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的簡稱,是地方政府設立的融資平台,向銀行借款進行地方建設,由地方政府擔保,多年來累積了不少債務,2015年推行棚戶改造,也令城投公司債務增加。

據《觀察網》引述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恒分析,置換方案有四方面的作用 : 首先,是把部分隱藏的債務顯露,令債務更加公開透明。

第二,以利率更低、周期更長的政府債券置換舉債成本高、周期短的隱性債務,以時間換空間,降低風險。

第三,債務置換減輕了地方政府化債的壓力,地方政府能騰出更多的財力和精力用於發展經濟和提供公共服務。

第四,債務置換有利於地方政府更好落實減稅降費,部分地區「亂罰款亂收費」等現象將明顯緩解乃至杜絕,有利於改善營商環境。

對於城投公司而言,債務置換有助其剝離歷史債務包袱,讓城投公司得以轉型發展。長期以來,城投公司作為地方政府融資的重要助手,在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鎮化進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前期大規模投資帶來的巨額債務積累,部分城投公司面臨債務負擔重、資金鏈緊張等一系列問題,生存也成問題,城投轉型更是無從談起。

通過債務置換,城投公司有序剝離隱性債務,實現債務責任在政府與平台之間的明確劃分,即「政府的歸政府、平台的歸平台」,從而降低債務負擔、提升財務穩健性。

藍佛安直言,地方隱性債務存在「爆雷」風險,當前一些地方隱性債務規模大、利息負擔重,不僅存在「爆雷」風險,也消耗了地方可用財力,這次置換措施解地方燃眉之急。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從2024年開始,將連續5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於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再加上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6萬億元債務限額,直接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經估算置換後5年累計節省6000億人幣利息支出。

這是當局由過去被動的應急,轉向主動的化解,從個別風險處理轉向整體排除風險,而在「拆彈」的同時,也繼續促進經濟發展。

財政部強調,必須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務,持續保持「零容忍」,對新增隱性債務發現一宗、查處一宗及問責一宗。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騰訊新聞《谷雨實驗室》

東京江戶川區,平井街道上有一家日托養老院,玻璃門上橙色招牌,用漢字寫著:一笑苑,一生の緣。每天上午十點,養老院都會響起老人們的歌聲。

「東方紅,太陽升……」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國兵呀……」

「一笑苑」養老院 。《谷雨實驗室》圖片

「一笑苑」養老院 。《谷雨實驗室》圖片

進入養老院要走側門,七八十平米的大房間,天花板上掛著手作的紙燈籠、牆上掛著大電視播著中國諜戰劇,三個大長條桌子,圍坐了十多個老人。

每個人都戴著口罩,手上捧著一個半透明資料夾的歌本,列印和手寫的歌曲都有,《東方紅》名列榜首,《北京的金山上》《軍港的夜》《媽媽的吻》《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二十多首懷舊歌,是老人們心中最具人氣歌曲的合集。

老人有的捧著歌本,有的歌詞已了然於胸,其中老太太占了多數,讓歌聲中高音居多。養老院的每個座位都是固定的,上面擺著名牌。介護人員和老人們都說著中文,互相則稱呼日語姓氏,但是不是用日語的讀法,是中文的讀法。

這些老人們是1945年日本戰敗後,被遺落在中國的日本遺孤。大多出生於1940-1945年間。有的是在繈褓中隨父母從日本來到中國,有一些就出生在中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戰敗,近30萬在中國的日本人開始撤離,因為種種原因,一部分婦女兒童被遺留在了中國。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恢復正常,這些婦女孤兒才逐漸取得日本家人的聯繫,陸陸續續回到日本。

老人院內大家圍坐談天。《谷雨實驗室》

老人院內大家圍坐談天。《谷雨實驗室》

截止到2024年9月,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二戰時被遺棄在中國的日本婦女4168人、日本孤兒2818人。多年後這些婦女和孤兒帶著家屬後代回到日本的人數是20912人。時代的裂痕、命運的錯位,讓這兩千多孩童長成了獨特的模樣。現在他們都老了。八十多歲的都是當年被留在中國的日本孤兒,六七十歲的則是在中國出生,有一半中國血統的孩子。

小野春子今年85歲,中國名字叫劉春榮,出生在1940年的牡丹江,一口東北話,「如果天天跟老伴呆家裡,又要拌嘴,還不如出去玩呢。來這嘎達,唱唱歌做做操打打牌,熱鬧有伴。」春子穿著黑色套裝,戴茶色墨鏡,腳上一雙紅色皮舞鞋。

唱完了歌,養老院裡還可以打麻將。小野春子和三個老太太一桌打麻將,順帶著就開始聊天。

「他根本就不是誠心照顧我。」一位年邁的老太太說。她86歲,幾年前在中國東北通過熟人介紹認識了68歲的老頭,他倆領了結婚證,老頭從東北來到了東京跟她一起生活。

「這事兒沒必要那麼生氣,好歹有個伴兒照看你。」春子說出經驗之談,「不能把他弄回去了。」

「就你自個兒也沒法生活啊。」一起打麻將的老太太們附和。

「和了。」牌局和話題結束,又開始下一盤。

每天早上九點,養老院的看護人員開著車把老人從附近的家中接過來。做操、打麻將、玩遊戲、看電視、唱歌、洗澡、吃飯,聊天……下午四點半又把他們挨家挨戶送回家。

范立堂今年87歲,是養老院裡少數叫中國名字的老人,1990年他跟隨著身為日本遺孤的妻子來日。如今妻子得了嚴重的認知症,被送到24小時看護的「特養」養老院。兒子找到這家華人開的養老院將他送了過來,這樣老父親白天過得不那麼孤獨漫長。

范立堂有著東北男人的魁梧高大、帶著金邊眼鏡、穿著羽絨背心,手上戴著大金戒指。「我太太的一生過得苦啊。」范立堂的妻子蟻川博子,父母本是日本群馬縣農民,隨所謂的「滿蒙開拓團」去了中國東北牡丹江。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佔領東三省,日本正式從其本土向東北移民,號召成立了多由平民參與的「開拓團」。

「日本戰敗後,他們全家被蘇聯軍隊俘虜。蘇聯軍將這批戰俘用大罐車子給運到了撫順。我們那產煤,煤礦被日本長期侵佔,日本人逃走了留下大量廠房空著的。日本戰俘就被安排住在撫順的煤礦廠房裡。我太太的爸爸媽媽兩人都在戰亂中死去,就留下她和她哥哥兩人流浪。」

「煤礦上有個開小鋪的杜氏夫婦,他們的四歲兒子得腦膜炎夭折了,看到流浪的兄妹倆,他們給了哥哥三個銀元,把妹妹留了下來。杜氏夫婦隨後又生了七個孩子,我太太作為長女,要承擔家務、要幫忙拉扯弟弟妹妹們,五六歲就開始幫家裡幹活了,也沒有讓她念什麼書。」

范立堂在撫順煤礦上長大,在煤礦上工作。認識博子的時候她叫杜隋成,是杜家吃苦耐勞的長姐。「我知道她是日本人,但是當時就是瞅准這個人了,她從裡到外跟我們那的人沒區別,就沒太當回事兒。」

「我太太從不吃豬肉,她那會出去幹活,她家裡給她帶的都是冰的豬頭肉,自那會兒吃傷了。我倆結婚的時候,老丈人家一分錢都沒有出。」

1973年,日本的哥哥寫信到中國尋親,博子是第一批被找到的日本孤兒。三個銀元的物證還保留著,博子胳膊上還留著剛出生時在日本接種的四邊形「牛痘花」,日本政府承擔探親旅費,分離30年的兄妹終於重逢,語言不通,除了哭,沒有別的表達方式。

小野春子和生父母離散的故事也很傳奇。

「1945年,日本戰敗了,我舅舅、爸爸媽媽要走,要坐火車去大連趕船。我出麻疹,如果跟著爸媽走,可能會病死在路途中,我父母一等再等,直到最後一班船,我還沒好呢,只好把我託付給一起經營商社的朋友,我的養父,他叫劉子忠。」

劉子忠和妻子當時沒有孩子,把春子視為己出,隨後養父母又生了五個孩子,春子是大姐,照顧弟弟妹妹們,情同手足。

春子(左4)與養父母一家的合影 。《谷雨實驗室》圖片

春子(左4)與養父母一家的合影 。《谷雨實驗室》圖片

「即使有人叫我小日本,我壓根兒不在意,我人緣好著呢,大家都喜歡我。」春子從小容貌好、學習好,老師同學都喜歡她。

「後來反右了,我養父被當日本特務反革命,判刑坐牢二十年,我出身成分不好無法繼續上學,被分到文工團跳舞。」

1974年,中日建交,生父小野一雄回到牡丹江,尋找故人和失散快三十年的女兒。這時養父劉子忠入獄8年提前釋放,再見到小野一雄,劉子忠大驚失色,「我不認識你,我也不知道你的女兒。我跟你沒有關係。」劉子忠指了指自己胸前囚徒的牌子,「看,我是一個日本特務反革命,我什麼都不知道。」

小野一雄不再多問。他回到日本便生病了,一年後去世。

「生父來找我的事情,我後來才知道,我養父說,你爸爸來找你了,但是現在這樣情況,如果想要腦袋在脖子上就什麼都不要說,如果你想回去,就去找公安局。」

她沒有去找公安局。「生父的事,我沒有太往多了想,因為那會已經結婚了有孩子了,工作也挺好的,有了自己的家,愛人是醫生,生活挺穩定的。」春子說。

上阪幸子81歲,也住在東京平井,她沒有選擇華人開的養老院,而是去了家附近另外一家日本養老院,「那裡清淨一些,我的好朋友也在那裡,我陪陪她。我老伴沒有去養老院,他喜歡在家待著看電視追劇,老伴最近可喜歡看黃軒演的諜戰劇《獵人》,看到第26集了。」

她有過兩任中國繼父,中文名王喜鳳。

1945年撤離時,他們一家坐上去大連碼頭的火車。「我爸爸隨軍隊坐在火車頭部,我和媽媽哥哥坐在後面。火車走到雞西(當時密山),一聲巨響,火車被炸為兩截,火車頭與車身分離,火車頭走了,車廂和死傷的人留在了原地。我媽媽當時昏過去了,醒來時候身邊很多人都死了,但是我和我哥都沒事,都在她旁邊。」

「我媽以為日本已經亡國了,丈夫也死了,她準備帶著孩子跳井,但是我哥哥當時一溜煙跑掉了,沒死成。她背著我,牽著哥哥走到了密山的鄉下村子裡,就這麼住了下來。」幸子說起幾十年前的往事還是忍不住流淚。

一開始是好心的村民們救濟了他們,後來她嫁給了當地村裡的王姓農民。

「王脾氣不好,很容易生氣,他打媽媽、打哥哥,因為我小又很乖,他倒沒怎麼打我。我哥哥,男孩調皮,沒少挨打,長大以後我哥還做夢被追著打。」幸子說。

幸子的母親乙女給王生了兩個女兒,過了幾年,王得腦病去世。乙女又再改嫁給村裡的代,「代不打人,脾氣好,我們這日子終於過得不提心吊膽的。」

母親乙女為代生育了兩男一女,人們叫乙女「代嬸兒」,她能說些簡單的東北話中文,但是帶著奇怪的口音。

「母親從未跟我講過日語,她中文基本可以溝通,知道髒是埋汰,總是笑眯眯的,周圍的人都喜歡她,要飯的來家裡,自己省著吃都會給他們吃的。忙完地裡的玉米地忙家裡。」幸子說。

「也有人叫我小日本崽子,但是就是那麼一說,該咋咋。街坊鄰居對我們一家都挺好的,我媽媽也給我講過一些,村裡還有幾個日本孩子,所以這事不那麼稀奇。我也沒有感覺到誰歧視我欺負我啥的。」

1964年的一天,家裡收到一封從日本寄來的信,乙女的哥哥在找她。

「收到信那天,我媽哭到連飯都做不了了。」幸子那時候已經在密山市參加工作了,那時她才得知日本還有舅舅。那位他們本以為在戰亂時去世了的生父,原來還活著。

他們以為的「死別」,在30年後發現原來是「生離」,生父坐著火車頭、輾轉蘇聯、朝鮮最後回到日本,妻兒的消息等了四年,杳無音訊,便再婚有了新的孩子。

1972年中日恢復友好關係,1976年8月,乙女從黑龍江雞西坐火車到北京,再從北京坐上了飛往大阪的飛機。哥哥、失散多年的丈夫都在機場等著她。「下了飛機除了抱頭痛哭已經說不出別的話了,父親的手帕哭得能擰出水來,反而母親比較穩定還在安慰他。」

幸子不會說日語,第一次見面政府派了翻譯,但是他們哭得多,說得少。後來的團聚,靠寫漢字和比劃淺淺地溝通。

當時日本遺孤和親人重逢的照片。《谷雨實驗室》圖片

當時日本遺孤和親人重逢的照片。《谷雨實驗室》圖片

二十多歲分別、五十多歲重逢,一家四口、骨肉流離,拆成了兩個家,母親和繼父帶著的八個孩子,父親和繼母帶著兩個孩子,相親卻不能相近,破鏡不能再圓。

自那見面後,父親患上了抑鬱,身體每況愈下。乙女第三次赴日探親回中國,父親開車送母親到機場,那是一生最難走的一段路,一路走、一路停,一路說話、一路哭。

「父親感覺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母親回中國以後,他就去世了。這真的成了他們的最後一面。」

春子收到日本寄來的召回書已經是1997年,他們決定赴日定居。春子和丈夫退休了,大孫子也有4歲了。「日語完全不會,跟母親溝通也只能是比劃,我做飯好吃,常常去給她包餃子。母親的話我也聽不懂,她表達不了,每次都給我錢。時間長了,其他的姐妹不高興了,以為我去看母親就是為了錢。我也說不出來,解釋不了,就去得少了,餃子在家包好了,掛在她門上。」

日本政府鼓勵他們工作,而不要只是靠救濟金生活,春子的丈夫在中國是放射科主治醫生,來了日本語言不通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他去寢具廠打工,所做的工作是把被子洗乾淨烘乾在機械滾筒上壓平,對機器操作的不瞭解,一次操作不當滾筒將他的左手卷了進去,使他失去了左前臂。「自那以後,我倆都沒法上班了,還好不是右手,還能寫寫字。」

范立堂退休前是在礦務局工作,來日本後語言不通,以前在東北出門買個菜都是熟人招呼,東京的家住了很久也不知道隔壁左右住了誰,各種落差變化讓他適應了很長時間。

「我那會在礦務局工作了三十多年了,管煤礦運輸的,不大不小也是個頭,管五六十號人。來了這,說話也聽不懂,也不能只吃政府撫恤金,六十歲的時候,我就去建築工地幹活,工地上的不少是暴力幫的,胳膊背上都是紋身,罵我笨蛋我都聽不懂。掙得倒是不少,那時候幹一天活工資日元兩萬,按當時匯率抵撫順一人好幾個月工資。我們回撫順給雙方家裡各買了一台大電視機。」范立堂因為耳朵不太好,說話的聲音大且洪亮。

太太博子也什麼活都做過,清掃、打包、查貨……用不到語言溝通的工作機會只要想做還是不少,范立堂煩悶的時候,他也曾自己短暫回中國東北住過一陣子,但是老婆孩子都在日本,家不像個家,一個人不知道該幹嘛,他又回到了日本。

如今孩子都大了、孫子也工作了,他和兒子住在一起,每週去特養養老院看老伴一回,「老伴還認識我,一見我就笑。」

春子住在墨田區政府分配的公寓裡。門口的門牌是考究的小楷毛筆寫著「小野春子」,牆上掛著丈夫的書法和她年輕時候的照片,那是20多歲時,在牡丹江照相館拍的側臉肖像照。

當年的春子與丈夫 。《谷雨實驗室》圖片

當年的春子與丈夫 。《谷雨實驗室》圖片

陽臺上養著兩隻小雀,窗臺下擺著文竹,電視機連了網可以看中國的電視,常常播著諜戰劇和抗日劇,他們喜歡看英雄,也喜歡年代劇,有懷舊的感覺。

今年十月初她突發腦梗,老伴不會日語求助,給區役所負責殘留孤兒的人打電話,還好反應迅速,救護車來得及時,在醫院裡呆了兩周才出院。「腿腳和說話沒有以前利索了,但是還好,還能走、還能說。算很幸運。」住房、醫療和介護全免費讓老人生活沒有壓力。

兩個兒子住得都離她不遠,大兒子自己經營著公司,二兒子也在上班。孫子慶應大學畢業在證券公司工作,孫女在日本生日本長,在中學當老師,來了只會用中文說「爺爺奶奶」。

幸子的母親回日本後,有了日本政府給的撫恤金,一年有80萬日元,那時候普通人的工資一個月也就一兩百塊錢。七兄妹陸陸續續全都定居了東京。幸子和丈夫參加政府舉辦的語言學校學習,但是因為年齡太大、學語言非常吃力,日語終究只能簡單的交流,做不了複雜的工作,他們也沒有過著靠政府補貼過日子,清潔打掃、貨品包裝、便當工廠的活兒他們都做過,做的時間最長的是酒店清潔工作,直到十年前,幹不動退休了。

2013年、山田乙女在東京壽終正寢,享年92歲。十三個子女侄輩、三十個孫子女、重孫十人為她撿骨送行。

如今幸子每週三天去養老院玩一玩熱鬧熱鬧,兩天去醫院做一做康復。每週末兒子兒媳都會過來,一起做點包子餃子。

中國東北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去過了,家人都在這邊,那邊已經沒有什麼牽掛。80大壽那天,大兒媳和兒子張羅找個飯店辦壽宴,八兄妹和八兄妹的子女、孫子孫女一大家族六七十口人都來了,兒媳在銀座開了美容院、孫子在醫藥公司工作,娶了日本太太,重孫子孫女們出生長大了,中文只會說簡單的,日語成為他們的母語,不知道太姥姥、姥姥還有這樣一段激蕩糾葛的往事。
中國到日本的距離,有時候很近,有時候很遠,1945年,坐船半月;1945-1973年,無法到達;1974年後,大連飛東京兩個小時。80年過去,歲月流轉、山河重造,告別故鄉,回到故鄉,他們已經是耄耋老人。生為日本人,大半生長在中國東北、落葉歸根在日本,隨著這一代人的老去,這一歷史奇觀一點一點消失在平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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