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一個在古時屬於嶺南偏遠的地區,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活動,從馬灣東灣在1997年發現遺址,「馬灣人」堪稱香港人「祖先」,從出土文物可見與廣東石峽文化有著同一的特徵,而李鄭屋古墓的「十字型」漢墓佈局,證明香港與華南地區的關係很密切。
香港自被秦朝統一設郡後,正式被中原政權統治。從此時起直至元朝,隨著中原戰亂,北方民眾不斷帶著文明向南遷移,香港地區文明也逐漸被同化。自唐朝起,香港成為海上交通要衝,陸上發展小規模的鹽池。唐昭宗光化四年(公元901年),有新界原居民開始在香港定居。
香港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以「人來人往的移民故事」為主題展開講座,請來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教授演講。他表示香港與華南地區之間人口的遷徙及往來,在宋代出現第一個高潮,那時來自於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的移民就成了現在的「本地居民」。我們說的「香港五大族群」鄧、彭、侯、文、廖,大抵是在那時陸續遷入新界。
劉教授表示,中國人一直在內地與香港之間來往穿梭,及直至英國佔領了香港島以及九龍半島,宣佈香港為「自由港」之後,吸引商人,也吸引不少中國勞動階層,自此「人來人往」的香港就有所變化:「開埠之後,移民來港的密度是驚人的,因為香港有大量的勞工需要,除了有少量華商來到之外,還吸引大量暫時居留的人口,主要是廣東人,以及是草根階層的人。有一類是客家人,被招聘去『打石』,香港的石礦在19世紀支援著整個的華南地域。」
移民提供了勞動力量,由當時開始至到今日都在社會上發揮著作用。劉智鵬教授表示,有不少華人在當時累積了財富,成為了華人領袖,好像李陞、黃勝、何東、何啟等等,這一批傳奇人物,成立了不少法定華人團體,包括東華三院及保良局等,影響深遠至今;部分領袖的後人現時仍在香港,甚至華南地區發揮了影響力。
由早期勞動人口移民的「推因」,20世紀初中國政局混亂、日軍侵華、國共內戰,以及中共獲取權力初期的亂局,都引政香港成為人來人往的地方,也為香港帶來企業的技術、資金及勞動力。
由於人口急增,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開始限制大陸人來港,這個時候,人來人往就變成「偷渡」,深圳河以南始有鐵網封鎖邊界,成為了「特殊地帶」,劉智鵬教授認為這是東西冷戰時期的奇景:「冷戰有甚麼『好睇』,第一個是柏林圍牆,東德人想盡辦法逃到西德;另一個就是南北韓的板門店,南韓及北韓對峙;有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就在我們身邊,也是冷戰時期東西方一個『接點』,就是位於沙頭角的中英街,兩邊分開為社會主義的中國,一個就是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
當時中英如何分隔開?劉智鵬續說:「又沒有圍牆,又沒有鐵絲網,甚麼都沒有,邊界就只有一嚿石,以『空氣』來分界。中英雙方邊防人員都知道『空氣邊界』的存在,兩邊居民『踩過界』也沒問題。」他更說,在那個緊張時期,中英街一直相安無事「簡直是奇景」。
中英雙方設置了「邊境」後,再沒有像以往般「人來人往」了。講座另一名講者,熟悉香港掌故的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何志平博士就表示,當時邊境禁區多達2,800公頃,成為了「有形的屏障」,除了阻止偷渡,也阻止了民眾的交流。
何志平表示,英軍當初佔領香港,是看中維港可以為船隻補給。及後為了港口安全,先後奪取九龍半島及新界,當時邊境低度設防,兩地民眾仍可自由往來,香港居民在開埠的首百年內從未有「香港人」這個身份固化。何志平指,當港英政府在1950年起封鎖邊界後:「禁區成為香港與深圳之間的地理屏障,成為兩地人員交流往來的屏障,並逐漸對一些港人心理產生微妙影響。也就是那時,香港才開始自成一隅,獨自發展。所謂『香港文化』,也才開始出現。」
即使香港與大陸設有邊界,也有內地人不惜一切偷渡來港,擺脫窮困生活,不少他們落地生根,之後一代就順理成章成為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現今成為香港主要勞動力之一。
事實上,自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大量企業北遷,內地與香港交流融合日益加深,也有不少的港商及專業人士到內地尋求發展,到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高峰時期達到近24萬,佔香港總就業人口超過7%。香港,一直都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城市,恆常亦持久。劉教授強調,香港也是一個開放多元的地方,希望更多香港人保持開放心態,順應這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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