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日與一位政壇前輩吃飯,他經歷了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基本法》的起草、香港回歸,到近年中港政治矛盾尖銳化;也眼見中國在80年代剛剛改革開放,到現時的急速發展
他對香港的前景有些擔憂,說近年香港人少關心經濟發展,多關心政治,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議題。
我話可以扮扮泛民和他討論一下,泛民覺得中央要管死香港,所以要全力對抗。
政壇前輩說,就他所知,中央花在香港的心血,的確比以前多。聽說近日中央領導人關注香港的問題,多過關注特朗普上台之後的中美關係。不過,他認為中央沒有動機要管死香港。
他回想80年代,中央處理香港問題,有一個很明確的議題,就是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在這個明確議題下,所做一切事情,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回歸以後,中國收回香港的目的已達,中央並無將「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的目標,反而是希望香港能夠平平穩穩,不要為中國添煩添亂,就已經可以了。
我再用泛民的角度追問他,「既然中央不想管死香港,為什麼不給予香港多些民主,不讓香港馬上進行全面普選?」
前輩說香港年輕的人沒有經驗,而年長的人卻很善忘。忘記了八、九十年代英國和中國打交道的歷史。英國當時是由外交部的「中國通」主責與中國打交道,以前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作為代表人物。他們講究與中國協調溝通,雖然堅持原則,但也願意一人行一步,最後雙方總會達成妥協方案。
他說《基本法》最後寫下「行政長官最終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就是英國的「中國通」與北京談判妥協的結果。中英聯合聲明原本說香港行政長官由選舉或者協商產生,無必要在《基本法》寫下最終由普選產生。但在中英互諒互讓的情況下,中國同意了香港行政長官最終普選,以換取英國協助香港和平過渡,皆大歡喜。
但到了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英國換了彭定康來當香港當最後一任港督,對中國政策大變。英國完全揚棄了中國通那一套,改為與中國劇烈踫撞。彭定康的對抗作風,贏得很多掌聲,結果卻令到香港在民主進程上一無所有。97前搞的事情,97後全面推翻。
前輩說,這段歷史已經表明,互相妥協,各行一步,才能推進到香港的民主,同時維持到香港的穩定。他提出了一個互動的理論,就是「對手硬,北京更硬;對手靈活妥協,北京亦會願意靈活妥協。」
香港有人在2014年發動佔中,希望用佔領街道的群眾運動,希望逼使中央在普選上作出重大讓步。中央就搞出「人大831決定」,事先落閘。到了2016年的農曆新年,香港的本土派在旺角搞暴動,大力傳揚港獨。利用激烈的群眾運動,爭取選票殺入立法會。最後中央主動釋法,封死港獨分子想在議會內宣揚港獨的道路。你硬,中央更硬。雙方對打,不會停止。
我追問,在這種中央與香港對打的局面下,有人提出香港要無為而治,休養生息,便可以達到和諧的局面?政壇前輩說,這些說話講出來很漂亮,不做事容易,但要做事並有成果,卻很困難。而香港星期日選舉,香港人現在已去到十字路口,可以選擇甚麼也不做,再hea五年。也可以選擇積極有為,做些事情,包括在政治上修補裂痕,也包括放更多精力在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上。
他說,如果不是人民幣貶值,深圳去年的GDP總量已經超過了香港。有人說,香港經濟增長慢一點無所謂,就是不想要這些「中環價值」。前輩警告經濟增長放慢要付代價,意味著工作機會減少,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加薪亦很難,而樓價卻失控地上升。香港只會進入一個「無為而不治」的狀態。
政壇前輩說,他見過中英兩國有傾有講,達成協議;也見過兩國打大交,一事無成;見過香港人當年積極進取向上,也看到今天政治掛帥,吵鬧無日無之。他說最近回國內,見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就像90年代的香港,滿有衝勁,社會相對和諧。
聽了前輩的一席話,我希望星期日選舉的時候,選委不要只顧自己派系的利益,而是要以香港大局為重,投下神聖一票,選出一位相對有能力帶領香港向前的特首。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