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學者田飛龍對香港事務發表意見。
內地專門研究香港問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撰文，認為特區政府取締民族黨，釋放了一個「積極信號」，即所謂「大和解」不能成為政治上「無原則、和稀泥及放縱違法犯罪的藉口」，而是必須軟硬兼施，從依法檢控與積極和解兩個軌道開展後佔中的法治秩序重建與鞏固。他認為回歸以來法院未有維護《基本法》秩序中的國家法益，在人大釋法的指引下，才逐步發展出尊重及兼顧國家法益的裁判立場，但這種司法調整仍是緩慢且不穩定，舉例在「七警案」及黃之鋒終審改判案中，特區司法嚴重偏向「抗爭者權利」，罔顧《基本法》上的公共秩序與國家法益。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田飛龍在題為〈取締民族黨利動香港法治鞏固〉的文章中認為，特區政府取締民族黨，有助鞏固法治，將之前較為模糊的結社自由與公共秩序的法律界限加以明確化。
他指香港長期以來是一個「權利本位」的法治社會，法治在普通法傳統下努力維繫着與「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相一致的判例法理與權利保護水準，但他指香港的憲制地位並非純由普通法奠基，而是建立在《憲法》與《基本法》的共同規範基礎上，當中包含着重大的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些法益（編按﹕即法律上的利益，內地法學專業通用語）是『一國兩制』內在憲制理性的根基，也是特區法治需要予以保護的重點。」
他指香港法治「對《基本法》秩序中的國家法益卻保持一種規範的距離甚至漠視」，在人大釋法的多次監督與指引下，特區法院才逐步發展出尊重及兼顧國家法益的司法哲學與裁判立場。但這種司法調整仍是緩慢且不穩定，例如在「七警案」及黃之鋒終審改判案中，「特區司法嚴重偏向『抗爭者權利』，罔顧《基本法》上的公共秩序與國家法益。」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田飛龍指由於反對派力量在香港法律界異常強大，建制力量包括特區政府常處於多重壓制之下，難以充分承擔《基本法》賦予的憲制責任，並誘導了反對派在社運中頻繁濫用自由權利及不斷「踩綫」測試特區法治的最底綫。他以今次民族黨被取締為例，批評反對派以言論自由及結社自由作為擊，理由是「比較老套的，也是泛泛而談的」，認為在法律界反對派的概念中，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已經「充分武器化」，成為針對特區政府乃至中央的政治專利，「這種自由似乎是無邊的，可以為了一個虛無縹渺的『港獨』理想而充分發揮，不管其造成何種具體而現實的制度損害與社會損害」。他認為「自由的濫用」，必然帶來道德腐敗與制度倒退，破壞法治及「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特區政府取締民族黨，就是為了維護香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田飛龍。
田飛龍認為，佔中以後，香港法治遭受衝擊，特區政府在檢控上亦面對重重壓力和困難，而佔中之後的政治主題是經濟民生重建，是「大和解」，「這也在一定程序上影響甚至誤導了特區政府的檢控意願與動力」，今次取締民族黨「釋放了一個積極信號，即所謂『大和解』不能成為政治上無原則、和稀泥及放縱違法犯罪的藉口，而是必須軟硬兼施，從依法檢控與積極和解兩個軌道開展後佔中的法治秩序重建與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