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替美國拘捕了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加拿大兩大報章之一的《環球郵報》刊登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薩克斯（Jeffrey D. Sachs）的文章，指美國這樣拘捕外國企業高層史無前例，等如在商業上向中國開戰。他認為正如馬克吐溫所說，歷史經常有韻律地重現，我們如今的時代，越來越像1914年第一次大戰的前夕，美國就如當時的歐洲大國一樣，由一種政府領導，致力主張美國對中國有統攝地位，這樣做正在推動世界走向災難，他認為是美國而非中國才是對國際法治的真正威脅。
《環球郵報》刊登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薩克斯的文章，題為「是美國而非中國是對國際法治的真正威脅」。
薩克斯認為，美國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在與中國激烈衝突中，採取的危險行動。這種舉動幾乎是美國對中國商界的宣戰，是前所未有的，它使美國商務人士出國旅遊的風險更大，因為其他國家也可以採取類似行動。
薩克斯由宏觀到微觀，指出美國很少因為公司犯下罪行，就逮捕美國或外國的高級商人。公司管理人被拘，通常因涉嫌個人犯罪（如貪污，賄賂或暴力）而非公司涉嫌犯罪而被捕。理論上公司管理人應該對公司的瀆職行為負責，包括刑事指控，但美國開始這種做法，卻首先從一位中國具領導地位的商業人士開始，而不是由數十名有罪的美國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開始，這種做法，對中國政府、商界和社會大眾，都是可怕的挑釁。
薩克斯教授
薩克斯指出美國的雙重標準，話孟女士被指控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但過去大量美國和非美國公司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和其他國家的制裁例如，2011年摩根大通因違反美國對古巴、伊朗和蘇丹的製裁而在2011年支付了8,830萬美元的罰款。然而，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戴蒙並沒有從飛機上被抓起來並被羈押。
他列舉摩根大通並不是唯一一個違反美國制裁令的公司。自2010年以來，以下主要金融機構對此類違規行為被美國處以罰款：巴西銀行、美國銀行、關島銀行、莫斯科銀行、東京三菱銀行、巴克萊銀行、法國巴黎銀行、Clearstream Banking、德國商業銀行、Compass、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德意志銀行、匯豐銀行、ING、Intesa Sanpaolo、阿布扎比國家銀行、巴基斯坦國家銀行、PayPal、RBS（荷蘭銀行）、SociétéGénérale、多倫多道明銀行、跨太平洋國家銀行（現稱Beacon Business Bank）、渣打銀行和富國銀行。這些違反制裁的銀行的首席執行官或首席財務官，均未因這些違規行為而被逮捕並被拘留。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是公司、而不是個別管理人被追究責任。他們也沒有對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的普遍違法行為負責，根據最近的統計數據，銀行因為金融海嘯前的違規行為支付了驚人的2430億美元的罰款。如今發生孟女士被捕事件，這是一次令人震驚的突破。是的，應該讓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負責 ，但是應從美國家裡開始，以避免把虛偽和自我利益，偽裝成高尚原則，因而煽動新的全球衝突。
他認為，美國針對孟女士的行動，似乎真的是特朗普政府更廣泛企圖通過徵收關稅，來破壞中國經濟，禁止中國科技公司進入西方市場，以及阻止中國購買美國和歐洲科技公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對中國的經濟戰爭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個魯莽的行動。
薩克斯指出，華為是中國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因此也是特朗普政府阻止中國進軍幾個高科技領域的主要打擊對象。美國在這場經濟戰爭中的動機，部分是商業性的－保護和支持落後的美國公司，部分是地緣政治動機驅動，他們當然與堅持國際法治毫無關係。
美國似乎正試圖瞄準華為，特別是因為該公司在全球推廣尖端5G技術方面取得了成功。美國聲稱華為通過其硬件和軟件中隱藏的監控功能構成了特定的安全風險。然而，美國政府沒有提供這種說法的證據。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對華為進行的一次誹謗，就是以同一角度。文章承認「除非你足夠幸運地在大海撈針中找到針頭，否則你無法獲得干擾信息通信技術的具體證據」，但作者繼續聲稱「你不會冒險將你的安全放在潛在對手的手中。這篇文章等如說，「雖然我們不能真正指出華為的不當行為，但我們應該將公司列入黑名單。」
有興趣可看文章全文: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article-the-us-not-china-is-the-real-threat-to-international-rule-of-law/?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medium=Referrer%3A+Social+Network+%2F+Media&utm_campaign=Shared+Web+Article+Links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