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令人快樂

12月18日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星期一有本地媒體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總結為「貧富懸殊、政治人權開倒車」，看後令人氣憤，覺得這些偏離現實的評論式標題，既不會增進我們對中國的認識，也無助於推動中國進步向前。曾幾何時，內地媒體充滿著政治宣傳口號，而香港媒體比較客觀，但如今，國內媒體有時更客觀，部分香港媒體卻到處充斥著政治口號。

我對中國的發展有著一鱗半爪的體驗。中共在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在鄧小平引領下，進行改革開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扭轉了毛澤東時代的閉關鎖國及政治掛帥的執政方針。

1969年，我還是7歲的時候，曾跟隨母親到廣東東莞石龍探望外婆。年紀小小的我，當時已感到內地親戚非常窮，有吃不飽、穿不暖的感覺。我姐姐帶了一件洗澡用的海綿回去，有個小表弟還以為是食物，把海綿拿到口中咬個不停。小小的我已經問，為何鄉下這樣窮？長大後唸大學，知道中國那些年心思全花到搞政治上去，以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為最高峰，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鄧小平上台，兩年後開始搞改革開放，一切才扭轉過來。

如今改革開放已經40年，中國最大的成就是讓超過7億的人脫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前署長克拉克說：「中國最貧困人口的脫貧規模舉世矚目，速度之快絕無僅有！」中國在短短的40年間，將7億人從每日不足1美元生活費的赤貧水平，拉高到如今的中等收入水平，這是一個項奇蹟。固然，任何人都可以在雞蛋裏挑骨頭，說中國仍然有貧富懸殊，但不知道作出這些批評的人，是否見過中國貧困的日子。

其實，用一系列的數字已經可以說明問題。1978年中國的GDP總量只有3600多億元人民幣，到現在已上升到82多萬億元人民幣；用一個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數字，以中國人一天的勞動能夠產生多少價值來計算，1978年時是1元，到2017年時，已上升至163元，是163倍。如果扣除通脹因素，中國在這40年的經濟增長上升了33.5倍。以美元計，中國2017年的GDP是12.2萬億美元，排在全球第二，是排在第三位的日本的4.9萬億美元的2.5倍。

也不要以為中國的產值都是以破壞環境來達成，在過去的5年，中國單位GDP對能源和水的消耗量，下降了兩成以上，亦令到重點城市出現重污染天氣的日數減少了一半。

吃不飽、穿不暖的貧窮生活，令人痛苦。引用我昨天提到的英國哲學家邊沁的效益主義理論：有效益的體制是要為人民帶來快樂，減少痛苦，中國過去這40年就做得到。現時，中國尚餘3000萬的貧窮人口，未來幾年將全面解決貧窮問題。

至於比較敏感的政治問題，以人權為例，與40年前相比，中國人的自由已大幅增加，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人已可以相當自由地出國旅行，甚至移民外地，在40年前，這是不能想像的。

在民主方面，中國的確沒有採取西方的選舉制度，仍然是一個比較專制的國家。但內地老百姓則注重反貪遠多於民主， 習近平主席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全力打貪，贏得崇高威望。

反觀西方已經歷民主的第三波退潮，特別是出現了特朗普式的民粹政治，即使西方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反思究竟民主制度出現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可以讓一些機會主義者這樣乘虛而入？為什麼施政效益這樣低下，總統為了逼使國會撥巨資讓他在美麥兩國之間建牆討好選民，而要脅讓政府停擺？

中國的制度並不完美，需要改進的空間仍然很大，但經歷了過去40年的實踐，一定不是簡單地抄襲西方式的選舉制度便可。以邊沁的效益主義而言，過去的40年，中國的制度為人民帶來很大的快樂淨值，有相當高的效益，可以改革，但並無需揚棄。

期望中國崩潰的人，一直都在失望，相信將來仍會失望。但中國絕對不能停步，更要不斷進步。如何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令到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是中國能否踏上新台階，能否進一步發展的關鍵。

盧永雄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