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愛一個歌手或舞台演員，最好就親身去看演唱會或演出，感受現場氣氛才是味兒。2018年尾至2019年頭，劉德華及張學友先後開演唱會，不過，炒賣演唱會門票的「黃牛黨」猖獗，一票更難求，即使大家以「炒價」獲得門票，也要承受很多風險。為何這班「以合法銷售途徑以外壟斷或銷售商品以圖利」的仲介人稱作「黃牛黨」，為何表演門票黃牛特別猖狂？也可從歷史尋根究底。
上海租界，被形容為「冒險者天堂」（網上圖片）
「黃牛」詞源於1920年代的上海。當時上海已經開埠80年上海灘早已是繁榮都會，被形容為「冒險者的天堂」，處處商機，因此，一些無業遊民或社會低下階層，就找到了透過包括「人海戰術」等，排隊搶奪票源，然後再向公眾以更高價錢兜售，成為為「地下經濟」之一。由於票販聯群搶購票時，常常「有如黃牛群之騷然」，他們像黃牛一樣，有蠻力、擅長擠。同時他們聯群結隊行動，故他們被稱為「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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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一個歌手或舞台演員，最好就親身去看演唱會或演出，感受現場氣氛才是味兒。2018年尾至2019年頭，劉德華及張學友先後開演唱會，不過，炒賣演唱會門票的「黃牛黨」猖獗，一票更難求，即使大家以「炒價」獲得門票，也要承受很多風險。為何這班「以合法銷售途徑以外壟斷或銷售商品以圖利」的仲介人稱作「黃牛黨」，為何表演門票黃牛特別猖狂？也可從歷史尋根究底。
「黃牛」詞源於1920年代的上海。當時上海已經開埠80年上海灘早已是繁榮都會，被形容為「冒險者的天堂」，處處商機，因此，一些無業遊民或社會低下階層，就找到了透過包括「人海戰術」等，排隊搶奪票源，然後再向公眾以更高價錢兜售，成為為「地下經濟」之一。由於票販聯群搶購票時，常常「有如黃牛群之騷然」，他們像黃牛一樣，有蠻力、擅長擠。同時他們聯群結隊行動，故他們被稱為「黃牛」。
至於「黨」在當年，是上海人用來劃分社會群體的詞，多指用非正當手段謀生的無業遊民群體。清末民初葛元熙《滬遊雜記》載：「上無業遊民串詐鄉民孤客，或乘機局騙，或無債索償，遇者受其欺凌，旁人莫辨真偽，謂之『拆梢黨』。城中又有『豆腐黨』，係失業豆腐店伙成群作惡，屢經巡防局懲治，此風稍戢。」當時，這種沒正職，也不幹甚麼好事的人會被稱為「黨」，故「黃牛」也被稱為「黃牛黨」。
由於有利可圖，很多時「黃牛黨」還會與黑社會勾結，保護和穩定銷售途徑，更會勾連售賣門票人員，搶先取得電影票。當「黨人」夠多時，就不必勾連票務員，只要以人海戰術排隊，即可搶先買下大半的票券。據了解，他們專賣黑市火車票、戲票和政府的配售物資、貨品等，活動場所一般在戲院、車站、米店、百貨公司等地。1910年代尾至1920年代，當北京及天津的戲院先後改變銷售模式，放棄入場散座看戲，座位不整、自由出入的「傳統」做法，設對號入座及預售戲票，票價按照包廂票、池座票和散座票等級別及歡賞位置優劣等分高低。原本做法為了避免先後凌亂、引發爭執，卻令戲院界別，成為「黃牛地下經濟」發展的主要土壤。
據載，1927年，天津春和大戲院改變銷售模式，天津市各戲園也爭相效尤。有了對號入座及預售戲票，戲班可以向軍警和地方官員，發下請帖，附上幾張戲票，給他們較佳的欣賞位置，請他們來園看戲，可求演出順利，免生額外事端。另外，也有每場演出人員，都會有幾張客票，專給親友和同行前輩，戲院的園主也有配額，給地方官員及記者（當時新聞重要得，只要他們寫上好幾篇文章，有機會令演出者甚至戲班一夜成名，當然也能令你聲名狼藉）。
當有人見到從門市零售以外所獲得的免費靚位戲票有利可圖，就與園主等人勾結，設法得到好座位的戲票，然後轉售有錢人家等，常獲利一倍以上；如不能完全售出，就到戲院門前兜售。至於沒有以上關係的人，就自己花時間買票再倒賣，他們往往一聽說某地方有好戲，就帶著被鋪蓋連夜到戲院排隊購票。1940年春，京劇界兩大名角之一孟小冬到天津演出，海報一貼，購票者接踵而來，當售票處稱門票還沒發下來時，戲園外已經有「飛票」，原價只是兩元，竟然賣到15元，後來經查才知是園主所為。
至於另一名京劇名角梅蘭芳，在日本侵華期間蓄鬚告別舞台，不為日本人演出。他於1939年底在北京作最後演出時，當時一張票由兩元炒上四五十元，創下「飛票」紀錄。當年，如果戲班角色做得好，戲也好，反應很好時，戲園官方都會臨時加價，最早是加二三角，後來越加越多。1920年代，梅蘭芳在天津演出全本《洛神》、《紅樓夢·俊襲人》等劇時，原本一元的戲票，戲園臨時加價到兩元。「黃牛票」價格當然更高。
「黃牛黨」聯群結隊施以人海戰術壟斷 (網上圖片)
至於「黨」在當年，是上海人用來劃分社會群體的詞，多指用非正當手段謀生的無業遊民群體。清末民初葛元熙《滬遊雜記》載：「上無業遊民串詐鄉民孤客，或乘機局騙，或無債索償，遇者受其欺凌，旁人莫辨真偽，謂之『拆梢黨』。城中又有『豆腐黨』，係失業豆腐店伙成群作惡，屢經巡防局懲治，此風稍戢。」當時，這種沒正職，也不幹甚麼好事的人會被稱為「黨」，故「黃牛」也被稱為「黃牛黨」。
當年報章有關「黃牛黨」的報道 (網上圖片)
由於有利可圖，很多時「黃牛黨」還會與黑社會勾結，保護和穩定銷售途徑，更會勾連售賣門票人員，搶先取得電影票。當「黨人」夠多時，就不必勾連票務員，只要以人海戰術排隊，即可搶先買下大半的票券。據了解，他們專賣黑市火車票、戲票和政府的配售物資、貨品等，活動場所一般在戲院、車站、米店、百貨公司等地。1910年代尾至1920年代，當北京及天津的戲院先後改變銷售模式，放棄入場散座看戲，座位不整、自由出入的「傳統」做法，設對號入座及預售戲票，票價按照包廂票、池座票和散座票等級別及歡賞位置優劣等分高低。原本做法為了避免先後凌亂、引發爭執，卻令戲院界別，成為「黃牛地下經濟」發展的主要土壤。
蘭心大戲院內景 (網上圖片)
據載，1927年，天津春和大戲院改變銷售模式，天津市各戲園也爭相效尤。有了對號入座及預售戲票，戲班可以向軍警和地方官員，發下請帖，附上幾張戲票，給他們較佳的欣賞位置，請他們來園看戲，可求演出順利，免生額外事端。另外，也有每場演出人員，都會有幾張客票，專給親友和同行前輩，戲院的園主也有配額，給地方官員及記者（當時新聞重要得，只要他們寫上好幾篇文章，有機會令演出者甚至戲班一夜成名，當然也能令你聲名狼藉）。
梅蘭芳《貴妃醉酒》包廂戲票 (網上圖片)
當有人見到從門市零售以外所獲得的免費靚位戲票有利可圖，就與園主等人勾結，設法得到好座位的戲票，然後轉售有錢人家等，常獲利一倍以上；如不能完全售出，就到戲院門前兜售。至於沒有以上關係的人，就自己花時間買票再倒賣，他們往往一聽說某地方有好戲，就帶著被鋪蓋連夜到戲院排隊購票。1940年春，京劇界兩大名角之一孟小冬到天津演出，海報一貼，購票者接踵而來，當售票處稱門票還沒發下來時，戲園外已經有「飛票」，原價只是兩元，竟然賣到15元，後來經查才知是園主所為。
「鬚生之皇」孟小冬 (網上圖片)
至於另一名京劇名角梅蘭芳，在日本侵華期間蓄鬚告別舞台，不為日本人演出。他於1939年底在北京作最後演出時，當時一張票由兩元炒上四五十元，創下「飛票」紀錄。當年，如果戲班角色做得好，戲也好，反應很好時，戲園官方都會臨時加價，最早是加二三角，後來越加越多。1920年代，梅蘭芳在天津演出全本《洛神》、《紅樓夢·俊襲人》等劇時，原本一元的戲票，戲園臨時加價到兩元。「黃牛票」價格當然更高。
梅蘭芳戲服照 (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