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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媒體專訪:華為每年投入研發1570億 5G加微波技術世界獨有

中新經緯客戶端報導,華為創始人、首席執行官任正非接受國際媒體採訪,談到華為每年投入研發開支高達驚人的200億美元(約1570億 港元),而5G加微波技術更是世界獨有,外國用家還是需要華為的產品。這裏是採訪實錄下集:

任正非 (2)

任正非。

12、《華爾街日報》Dan Strumpf:我們看到華為5G未來發展受到一些新的限制措施,下一步有可能受限制的範圍更廣。上周波蘭的官員也表示,北約國家應該針對華為發佈統一立場,所以考慮到這些可能受到的限制措施,華為將有很大一部分市場可能進不去。不管是從商業的角度,還是從聲譽的角度,這對華為意味著什麼?華為未來如何應對?

任正非:首先,波蘭的提議是否能起到作用,我不知道。因為波蘭這個國家力量很小,能否有這麼大的推動。德國、法國可能影響要大一些。波蘭的企業能不能起到作用,我現在還不知道。即使波蘭能實現它的想法,對我們公司也並不重要。因為華為不是上市公司,我們不需要一個漂亮的財務報表。當這些國家不買我們的產品的時候,我們就適當收縮,只要能養活自己的員工,我們就有未來。

我們每年研發投入150億到200億美金,投入強度在世界排名前五。我們已經獲得授權專利87805件,其中在美國的核心技術專利是11,152件。我們參加了360多種標準組織,貢獻了54,000多件提案,在通訊領域我們的能力是世界最強的。所以我相信,不選擇華為的國家和選擇了華為的國家在將來會有對比的,我們不能限制他們的選擇。

華為在5G上做了很多努力,現在已簽訂了30多個5G合同,發貨25000個基站,2570項5G專利。我們只要把產品做好,總會有人想買的;產品不好,再怎麼宣傳,別人都不會買。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簡化內部管理,讓內部集中精力把產品做好,把服務做好,這才是我們真正應對這個變化世界的永不改變的方法。

世界上做5G的廠家就那麼幾家,做微波的廠家也不多。能夠把5G基站和最先進的微波技術結合起來,世界上只有華為一家能做到。基站不需要光纖就可以用微波超寬帶回傳,這是一種非常經濟、非常科學的方式。它特別適合地廣人稀的農村,不要認為農村就是窮的地方,美國大量的別墅區就是很分散的高檔農村,沒有光纖的話,它怎麼看8K電視?如果不靠華為,它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才能實現,到時不是這些國家禁止華為的5G,而是求華為把這種5G賣給它。當然,華為是以客戶為中心,有可能還是會賣的。

13、《CNBC》Arjun Kharpal:您之前提到,如果中國政府要求您提供網絡裡面的數據,或者在設備裡面安裝後門,您會明確的拒絕,不會去服從這樣的要求。但我們知道您也是一個共產黨員,你怎麼才能夠拒絕政府或者黨對您提出的要求,以什麼樣的方式去跟這樣的要求進行鬥爭?面向您的客戶,你通過什麼樣的保證讓他們放心,說「出現這樣的事情,我不會去服從」?
任正非:我們公司是一家商業公司,商業公司的價值觀是以客戶為中心,所以我必須遵守商業規則。至於我個人的政治信仰,和我們商業行為不一定有密切關係。所以我剛才講的已經非常清晰,就是堅決不會做這個事。今天的採訪通過報紙登出去以後,未來20-30年,也許我還活著的時候,大家會記得用這句話來驗證我的行為。

《CNBC》Arjun Kharpal:接著問一個問題,之前我們提到蘋果的例子,他們不服從政府的要求,甚至把政府告到法庭。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法律制度給華為這樣一種可能?
任正非:我不執行政府的要求,應該是政府來告我,而不是我去告政府。政府告不告我,我就不知道了。

14、《Mobile World live》Joseph Waring:我們現在看到,中美之間似乎不僅僅只是貿易戰,甚至有人說看到了新冷戰的苗頭。想問一下,其實過去我們看無線通訊技術的陣營主要是兩派,一個是GSM,一個是CDMA,您能不能預測一下未來有沒有可能出現兩種技術陣營:一個是中國主導的技術陣營,加上美國主導的技術陣營,比如手機平台上,我們有安卓的平台,也有IOS平台。
任正非:我們這個世界曾經在鐵路的建設上走過窄軌、標準軌和寬軌共存的時代,這給世界的運輸行業增添了非常多的麻煩。在通訊領域也有多標準的時代,給網絡建設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3G、4G都是這個問題。為了使通訊網絡能夠統一起來,我們共同在5G上達成了一個標準,這就是為迎接人類社會走向一個智能社會打下了基礎。如果人為地把它分為兩個世界,我認為對世界智能社會的進步是有害的。技術科學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智慧會決定人類社會的未來。我個人是堅決支持世界建立統一標準的。

15、《華爾街日報》Josh Chin:有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扣押,包括被判處死刑,您剛剛提到這和華為無關,但在外界有些人看來就是覺得有關係。您覺得這個事件是有助於孟女士被釋放還是有負面影響?另外請問,您和孟女士之間個人的關係怎麼樣?這個關係投射到華為的工作環境之下是什麼樣的情況?

任正非:首先我不清楚這些事件之間的相關性。孟晚舟事件,我們是通過法律手段來捍衛我們的權利。

對於我們父女之間的關係,既親密也不親密。說不親密的原因,是在女兒很小的時候我就當兵去了,每年有11個月不和孩子在一起,剩下探親的1個月,我在家的時候他們去上學,放學吃了飯他們要做作業,所以在他們的孩童時代、青年時代,我們的連接不夠親密。第二個時期就是創業時代,為了生存而奮鬥。我基本每天16個小時在辦公室,無法顧及這個家,所以我的三個兒女和我都不親。從父親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是虧欠他們的。我曾經和他們談過話,我問「是爸爸小時候天天和你們在一起玩捉貓貓好,還是像今天創造一個平台給你們提供機會好?」他們說「還是創造平台好」,所以他們就諒解了小時候我沒有抽時間陪他們捉貓貓。

在工作上,我們是一個流程化的公司,更談不上家庭關係。而且我也不直接管轄孟晚舟的工作,所以我們的交流也不多。將來我退休以後,盡可能去彌補關係。

16、《彭博社》高原:接著剛才問,您現在有退休的打算麼?另外兩個關於美國方面的問題,您之前說沒有很好的管道跟美國政府溝通,那現在這麼多外媒坐在這裡,您如果想有一些給美國政府說的話,您最想傳達的信息是什麼?另外,之前特朗普發了Twitter說,如果干預孟晚舟的事情對中美的貿易戰談判有利,他會去做這件事情,您怎麼看待特朗普這個人?

任正非:第一個問題,我的退休就看谷歌什麼時候發明出新藥使人長生不老,我在等這個藥呢。
第二個問題,如果問我想通過媒體對美國說一句話,那就是「合作共贏」。因為越來越高科技的世界,越來越不可能由一個國家、一個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在工業時代,一個國家可以獨立做一台完整的紡織機、一輛完整的火車、一艘完整的輪船,而且信息社會相互的依存非常高,才能推動人類社會更快的進步。人類信息社會未來的膨脹是無限巨大的,所以任何一個市場機會都不可能由一家公司獨立完成,需要有千萬個公司共同承擔。

第三個問題,對於特朗普總統說「要把孟晚舟的事件管起來」,那我只能等等看,我現在不能作出判斷。對特朗普總統的個人看法,我還是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總統,敢於把稅收大幅度降下來,這是有利於美國產業發展的。隨著人工智能大規模在工業和管理中的使用,過去工會問題、福利問題、罷工問題……都會隨之而解。減稅是有利於投資,相當於挖了一片窪地,有利於水流進去。但是只有善待所有國家,善待所有公司,大家才會積極投資,投資產生效益,才能彌補稅收的減少。如果動不動就嚇唬一些國家,嚇唬一些公司,動不動就抓人,誰敢到美國去投資,稅收創造的優越環境就不能發揮出作用。

17、《金融時報》Yuan Yang:很多人認為,目前美國對華為5G的懷疑不僅是因為技術性問題,還有政治性問題,華為已經成為中美冷戰的代表,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任正非:首先,華為沒有這麼偉大,中美兩個大板塊之間的衝突,怎麼會讓華為這顆小芝麻夾在中間,我們能起什麼作用呢?中美貿易衝突,至今對我們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我們預計2019年還會增長,但增長幅度估計不會超過20%。

第二,現在西方有些人認為華為設備運作有陰謀,這種意識形態就像工業革命時期砸壞紡織機一樣,認為先進的紡織機破壞了世界。華為賣的是一個裸設備,這個設備上沒有意識形態。這個設備是由運營商來掌控的,不是華為。所以,我們不要回到工業革命砸毀紡織機的時代。

18、《財富》Eamon Barrett:之前您提到整個電信行業的相互依存度是非常高的,我們也看到去年中興由於美國的出口制裁基本上是停業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如果美國也針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的話,會不會讓華為的生意無法運轉?

任正非:第一,這些年我們科研性投入這麼強大,做了這麼多努力,我們與中興是不一樣的,不會發生中興那樣的事情。華為公司的政策和基本商業准則是遵守業務所在國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包括聯合國、美國、歐盟適用的出口管制的法律法規,我們一直致力於建設完善合規體系。

假如真的發生了這種情況,對我們有影響,但不會很大。因為全世界的運營商都會繼續信任我們。我舉幾個例子,在日本海嘯引發福島核電站洩漏時,與難民逆向前進的是華為員工,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兩周內恢復了680個基站,為搶險救災做出了貢獻;孟晚舟也是這個時候從香港奔赴日本,整架飛機上只有兩個乘客。我們不是見到災難就逃跑,而是為了人類安全,迎著災難向前進。印尼海嘯,我們有47個員工,在13小時內就把海嘯災區668個基站恢復了,支持了搶險救災。在智利9.1級大地震的時候,我們有3個員工在地震中心區失去聯絡,公司準備派搶險隊去搶救這些員工,問我的意見,我認為,地震還在,如果派隊伍進去,會蒙受更大的災難,我們只有耐心等待他們的信息。當這些失聯的員工第一個電話打給他的主管,主管就說了哪個地區的微波站壞了,他們三個人繼續背著背包去搶修這個微波站。他們的事跡,我們後來用真人拍了小電影。事後我去看望過這個員工,剛好智利首富送了我一箱非常好的葡萄酒,我就贈送給他了。大家知道非洲不僅有戰爭,而且是疾病頻發的地區,我們有很多員工都得過瘧疾,大量員工在這些疾病和貧窮地區穿越,如果你們需要照片,可以讓公共關係部提供。從這些事情也可以解釋,我們不是上市公司,不是為了財務報表,我們是為了實現人類理想而努力奮鬥。不管條件多艱苦,我們都在努力。

第二,我個人也到過尼泊爾珠峰5200米的地方,去看附近村莊的基站。我說過「我若貪生怕死,何來讓你們英勇衝鋒?」如果我們是一個資本至上的公司,我們不會有這個行為。華為過去30年,為世界偏遠和貧困地區的進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獻出了生命,我們不要忘記他們,不要忘記華為為人類社會做出了貢獻,更不要用猜疑來詮釋事實。

19、《華爾街日報》Josh Chin:兩個問題,您現在腦子里想的未來作為公司CEO的接班人是誰?

第二,在華為文化的打造上,您發揮了什麼樣的角色?華為的文化是以進攻性,高要求著稱,大家也經常概括成狼性的文化,在文化塑造上您做了哪些事情?為什麼文化如此重要?
任正非:華為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客戶服務,權力是為了推動共同價值觀的動力和潤滑劑,誰來接班,誰就有權力去推動價值觀,起到動力和潤滑劑的作用。如果權力不受約束,就會阻礙和破壞這個價值觀。我們的治理章程是力圖實現分權、共進、制衡,使權力閉合循環,以及在循環中科學更替。

公司的命運不能繫於個人。否則個人遇到安危,公司就不運行了?面向未來不確定的生存與發展環境,我們唯有堅持集體領導,才能不斷戰勝困難,取得持續的勝利。集體領導機制的生命力與延續性,是通過有序的換班機制來保障的。所以,今年我們已經完成了170個國家、96768名持股員工的選舉,這要形成新一屆的權力機構。通過制度交接班,才能確保公司「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創造價值」的共同價值得到切實的守護與長久的傳承。

我們分成了幾層治理機構,每層治理機構責任聚焦明確,又分權制衡,避免權力過於集中或者因不受約束而被濫用。比如,建立核心精英群體,是由退出董事會、監事會的高層領袖組成,維護公司長遠利益,掌握治理領袖的選拔,這個設計吸取了歐洲著名管理學家馬利克的觀點,也吸收了歐洲和世界各國重要百年公司的治理經驗。董事會的選拔是「任人為賢」,資歷不重要,他們的責任是多種糧食,改變土壤肥力,帶領公司前進。監事會「任人為忠」,對董事和高管的勤勉履責予以監督。所以,權力在閉合中循環,在循環中科學更替。

現在輪值董事長有3位,每個人當值6個月,在當值期間是最高領袖,最高領袖是置於法下,這個「法」就是治理章程;也置於集體民主中的。比如,當值輪值董事長可以提議,3位輪值董事長商議以後,是否能將提議上常務董事會討論;7個人組成的常務董事會通過表決,也只能形成提案,交給董事會表決;董事會多數表決通過,才能成為文件。董事長代表了持股員工代表大會,對常務董事會進行規則管理,常務董事會和董事會的運行必須遵循治理章程的規則。監事會是對董事行為進行監督。所以,誰是接班人,不知道,在循環更替中自然會產生,而不是我制定的,因為我不是沙特國王。

20、《CNBC》Arjun Kharpal:想知道您對2019年的業務展望,我們看到華為的一些競爭對手,包括像愛立信,他們的日子很難過,這會不會幫助華為進一步去發展業務的多元化?2019年收入的目標現在有沒有數字了?

任正非:2019年,我們可能會碰到國際環境的很多挫折,所以剛才我說我們的增長不會超過20%,估計在1250億美金左右。我們也不會乘人之危去搶佔愛立信、諾基亞它們的市場。而且現在整個環境對它們是有利的,因為有些國家限制我們不能進去,沒有限制它們,它們的機會就比我們更多一些。

21、《金融時報》Yuan Yang:第一,關於孫亞芳女士,您可以解釋一下她在國家安全部、華為的兩個關係嗎?第二,華為和解放軍的商業關係,有多少收入來自軍方或者和軍方有關的機構?第

三,華為和軍方或者軍方相關機構在研發方面有無合作?
任正非:第一,孫亞芳的簡歷,公司網站上有公佈。第二,可能有少量民用產品進入,數量我就不太清楚,因為不是作為主要客戶。第三,我們和軍隊的研發機構沒有合作。

22、《華爾街日報》Josh Chin:您之前提到特朗普總統,還提到了美國的投資環境,想聽聽您的觀點。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一部分是說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市場准入或者公平競爭的機會不夠,比如說華為現在也進入了雲這樣一個領域,其實這個領域對於美國企業限制還是非常多的。那您是不是覺得,中國應該進一步地向美國市場開放,然後來緩解目前的貿易的這個狀況?如果是的話,對於中國的科技企業會有怎樣的影響?

任正非:我一貫支持開放政策,但是我沒有決定權。

我可以講個故事給你們聽。2003年,思科與我們有一場曠世紀的官司,當年華為還是「毛毛蟲」。我們遭遇了這麼巨大的泰山壓頂的官司,那時候我的精神壓力極大,主要是沒經驗。但是,我從來不會去煽動民族情緒和民粹主義來抵制思科,從而解決我們的官司問題。幾年以後,錢伯斯與我在機場會談,他非常清晰知道我們對思科的態度。因為我們知道,中國這個國家唯有開放、唯有改革才能有希望,不能為了華為一家公司,中國不開放。

又比如,美國突然不採購華為手機這種大事件出現時,中國有些民眾提出要抵制蘋果手機。我們的態度是不能為了我們一家公司犧牲了國家利益,犧牲了國家的開放改革政策。當我們近期在西方受到很嚴厲的挫折,我們還是支持我們國家繼續走向更加開放。因此,我認為,中國只有更加開放,更加改革,才會形成一個更加繁榮的中國。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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