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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另一面:迷戀攝影 悟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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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另一面:迷戀攝影 悟性很高

2019年02月19日 17:13 最後更新:17:10

一個初學攝影者要想輕而易舉地搶拍一張好照片,談何容易。江青那時的攝影技術遠遠沒有達到準確掌握百分之一秒瞬間的水平,對選景也欠整體審美構思,拍攝時需要主席身邊的攝影記者幫助她選景、對焦距,然後由她按動快門。(資料圖)

江青是不甘寂寞的人,愛好廣泛,愛動植物、愛打兵乓球、愛打撲克、愛看電影、愛騎馬,尤其愛好攝影。我想說說她在學習攝影活動中的一些故事,供讀者更全面地了解江青。

名師指點,悟性頗高

江青的攝影指導老師,據我了解有吳印咸、石少華、徐大剛等中國著名的攝影藝術家。

影團,吳印咸是這個團的技術及攝影負責人。那時候,他和電影團的同志們克服物質條件的匱乏,在延安寶塔山下、延河之濱舉辦了攝影訓練班,吳印咸主持,並主講攝影課程。江青聽過他講課,從此認識了吳印咸。可以說吳印咸是江青攝影的啟蒙老師。

1970至1972年,江青對拍攝人像著了迷,先後在釣魚台10號樓、17號樓設了照相室,邀請吳印咸到她的住地釣魚台10號樓指導拍攝。那時,她把許多中央領導人請到釣魚台10號樓或17號樓照過相,其中有周總理、李先念、紀登奎、許世友、譚啟龍、謝富治、林彪、葉群、李德生、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江青給她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都照過相。

石少華,1918年生,卒於1998年。他從事攝影工作半個世紀,多次舉辦攝影作品展覽並曾榮獲國際大獎。江青1961年從廬山回到北京,決定再次拜師學藝,請石少華當她的指導老師。石少華對她怪僻的個性早有耳聞,以工作太忙為由婉言謝絕了。後來,江青把她的真實心思報告了毛主席。還是毛主席出面,將石少華請到了中南海菊香書屋。毛主席說:「石少華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做學生吧。江青她身體不好,有病,不能從事緊張的工作,你就收她,一可以調劑調劑她的生活,二也能學習一點東西。」還是毛主席的面子大,石少華同意收這個徒弟了。他給江青的第一課是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場景。江青很認真地接受了石老師的建議,經常到天安門廣場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進行拍攝。後來,石少華給江青調整了拍攝主題,讓她多拍些花草樹木、庭院建築等靜物風景,重點掌握層次感,注意曝光準確,取景角度新穎等。

江青這個人還是比較聰明的,很有悟性,做事專心認真,很快就喜歡上了拍攝風光、靜物,像日出、日落,還有湖面月亮倒影等。

1964年國慶節晚會,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節日焰火時,江青還向時任總理攝影記者的杜修賢虛心求教,如何才能拍攝出焰火的最好效果。杜修賢毫無保留地指導她。結果,當晚她拍攝的焰火效果很不錯。我見過幾張,確實是繁花似錦、光彩奪目。

徐大剛,1926年生,2012年去世。他多年從事攝影工作,被稱為「上海新聞攝影界的元老」,1960年被調到中南海,任毛主席的專職攝影師。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1961年7月要上廬山開會,由於主席歷來不想坐飛機,因此徐大剛和江青一同乘專機前往廬山。飛機上,兩人聊得最多的便是攝影。當聊到如何在攝影過程中抓住動態物體的瞬間攝像時,徐大剛根據平時積累的經驗,告訴江青如何運用快門速度捕捉動態物體的最佳瞬間,如何拍攝高速物體,如何使用閃光燈等。江青聽得津津有味。直到飛機在九江平穩降落,江青才止住詢問。

上了廬山之後,江青基本上每天都要外出拍攝風景照,並拿給徐看,讓他提意見。一天下午,徐大剛正在休息,江青派人來叫他,讓他陪著去仙人洞拍照。仙人洞是懸崖絕壁上的天生石洞,洞深約3丈,相傳是呂洞賓修仙成佛的地方。那天,徐大剛和江青等人遊玩,從山洞出來,走到洞口時,突然看到夕陽初現,遠處山壁上的銜碑亭別有一番風姿。江青特別興奮,立即詢問拍攝方法。徐大剛說:「拍攝這種照片,一定要運用動靜對比的方法,方能顯出意境的效果。拍攝時,照相機不能有絲毫晃動,否則會造成被攝的晚霞呈模糊現象。」還說:“選擇快門宜慢不宜快,速度過快會使原先呈動態的晚霞‘凝住’而喪失動感,還應注意陪襯物,盡量加大活動幅度,做到晚霞不動,影像背景模糊,才能獲得好的效果。”徐大剛將隨身帶的兩架照相機設置好,讓江青從鏡頭裏看整個晚霞映襯的銜碑亭情景。江青在畫面里真的看到一幅只有在仙境中才會有的圖案。她還叫隨行警衛拔掉雜草,砍掉兩根擋住鏡頭的樹枝。江青一直等到在畫面上看到一縷縷的雲霧從遠處飄來時,才按下了快門。這張照片在采景、用光和快門速度上都恰到好處。幾天後,江青拿著沖洗出來的照片,笑逐顏開。從畫面上看,不僅酷似大自然,更兼具常人無法揣摩的意境。於是,她把它稱為習作,興緻勃勃地拿給毛主席欣賞,並請主席提出批評意見。起初,毛主席可能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看;也可能是看了沒有想好,一直沒有迴音。江青等得很著急。兩周後,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這幅「仙人洞」照片的意境,表示對這張照片很滿意。他還聯想到國內外的政治形勢,觸發詩興,為此,1961年9月9日,欣然題寫了一首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江青拿著這首詩,細細地欣賞和品味,樂得合不攏嘴。以後這張照片連同這首詩,成了她炫耀的資本。

痴迷於攝影的江青(資料圖)

刻苦練習,幾近痴迷

「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江青在攝影藝術上取得一定成績,除了名師指點以外,也和她的刻苦努力分不開。

我給她當秘書時,一天清晨,她在釣魚台10號樓門前擺弄照相機,準備拍攝盛開的牡丹花。我看她情緒不錯,就試著小聲問:「江青同志,您喜歡照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她說:“是在延安的時候開始的,那個時候,前線的部隊打了勝仗,從敵人那裏繳獲了一架舊照相機,交給了主席,主席叫我試一試,看還能不能用,主席、總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轉戰陝北的時候,在行軍的路上,我用這架照相機還給主席照了好幾張照片呢。解放戰爭勝利後,我把那架舊照相機交公了--一切繳獲要歸公嘛。”

江青對攝影達到了幾乎痴迷的程度。1971年春天,她為了拍幾朵牡丹,不辭辛苦地跑到景山公園、中山公園、香山公園、天壇公園、頤和園等當時種植牡丹的地方,一去就是三四個小時。為了拍出晶瑩剔透的露珠,她凌晨四五點鐘就趕去了。去後,她精心地挑選花開得最大的,顏色最好的,花瓣層次最豐富的,選好後,她親自或用手沾上水,揮灑在花朵和葉片上,或用口含上水往花、葉上噴洒。然後,支好三角架,安好相機,對好焦距,調好速度,就開始等陽光、等蜜蜂、等蝴蝶,有時候等半個小時,有時候等一兩個小時。江青是個急性子的人,有時急得滿頭是汗。但是,拍照時她很耐心。有一次,她對攝影師們說:「北京的春秋季,色彩豐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照片,大膽地用逆光,我喜歡用側逆光、頂逆光,用輔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片就是用心地等……細節有時能畫龍點睛。」等到有陽光了,水珠晶亮了,蜜蜂、蝴蝶開始飛舞了,她才放心滿意地按下快門。

江青為了在釣魚台拍一張「月夜哨兵」的照片,提前三四天到中央警衛局二處挑選“模特”,精心選中了警衛參謀王進良同志。他身體高大魁梧,濃眉大眼,精明強健。然後,她又到處挑景點,選中了釣魚台17號樓南側一棵繁茂蒼勁的大松樹旁。選中了人,選好了景,就開始等了。等月亮圓,等天氣好。所謂天氣好,就是無雲霧,無風塵,空氣爽,溫度宜。一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圓,天空乾淨如水,無風無塵。江青叫人搬去了照明燈具,一切都準備好了,她才充滿信心地按下了等待已久的快門。

她為了拍一張滿意的「高度警惕」的備戰照片,叫一位警衛戰士潛伏在一個隱蔽處,手持鋼槍,睜大眼睛,聚精會神,目視前方。為了拍攝清楚戰士銳利、警惕、有神的大眼睛,一向十分講究衛生的她先是蹲在地上,後是跪在地上,最後趴在地上拍攝,一拍就是一個多小時。

1970年11月,她在海南島休息,為了拍照魚雷快艇後邊的浪花,在快艇高速行駛時,她不顧顛簸及海風吹打,站在甲板的木凳上,由四個人扶著不停地拍攝。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對我說:「小楊,最近一兩年,我從新華社拿的膠捲,沖洗的小樣,放大的照片,還沒有交錢,你去新華社找石少華,請他幫助我算算欠他們多少錢,我一次性還給他們,欠人家的錢老是還不了,心裏不安。」一周後,石少華送來了一張單子,成本費一共3000多元。江青一看這麼多錢發愁了,於是向毛主席要了3000元的稿費,才還了錢。1970年代初,3000元不是一個小數目。

交了錢以後,江青懷疑石少華敲她的竹杠。有一天,她對葉群說:「石少華不地道,敲竹杠,要了我3000多元的照相費用,不少呀!」葉群勸她:“我給您在畫報上、報紙上多登幾張照片,收點稿費,彌補一下。”

1972年暑期,江青到北戴河避暑,為拍攝日出,連續四五天凌晨三四點鐘就出來爬上聯峰山,選好位置,還要等到霞光出現才開拍,一直拍到太陽露點、露邊、露臉、海天一色才收場。如果有點兒雲霧,遮擋了太陽,她便收拾器材,無精打采地離開,等到下次再去。

1973年6月11日,我離開她之前,親眼看見她自建國以來所拍攝的底片和小樣裝滿三四個大木箱。

孤芳自賞,影展夢碎

毛主席說,江青沒有自知之明,就是批評她缺乏謙虛謹慎的態度,往往對自己估計過高。毛主席批評得很對,切中要害。這不僅表現在她的思想作風上,也表現在她的日常生活上。

1972年夏,美國一位年輕的女作家維特克夫人(比江青小24歲)來我國訪問。江青在接見她時說:「近幾年我拍的照片一萬張左右,銷毀了三四千張,還有很多要去掉。我對照相是有研究的,也稱得上半個專家吧。我是時常發表作品的,當然不是用真名發表,不然又不得了。他們還要為我搞影展,我不要。」江青說的“他們”,一個是指葉群,另一個指姚文元。

1973年9月,毛主席接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江青把在京的新聞記者叫到釣魚台審查新聞紀錄片樣片,片長只有三四分鐘。看完片子,江青對那些攝影師們說:「你們,拍新聞紀錄片的時間也不短啦,翻來覆去老樣子呀!」還給他們放了一場英國的《花園》,江青指指點點地說:“人家變化多端,講究色彩,推、拉、移、搖,活得很啦。你們呢,眼界不廣,技術又不全面。所以拍出來的東西就死啦!”

江青到處贈送她的得意之作。她送給維特克一些山水和花卉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仙人洞」照,將16寸大照片的背面用毛體寫上毛主席的題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落款“江青攝”。另一張是江青在廬山拍攝的“漢陽峰”照片,在大照片的背面題寫了她自己作的一首詩:“江上有奇峰,鎖在雲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落款“江青攝,詩贈維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1973年一天晚上,江青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劇團時,興高采烈地送給日本劇團領隊清水正夫一張風景照。日本客人認出這就是那張著名的「仙人洞」照片,照片背後是毛澤東那首氣勢非凡的詩,題詞是“贈李進”。江青帶著炫耀的神氣,揮筆在照片背面寫了三個字“江青攝”。這一大膽的舉動,一下子震動了舞劇團,人們目瞪口呆後,這才知道“李進”原來就是江青。

話給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請示主席同意不同意舉辦這個影展。一天後,徐秘書回電話:「主席說‘習作可以,搞影展不可’。」還叫她立即取消這個計劃。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召開,江青又一次萌動了影展的念頭,100多幅照片送到大寨,從會議室到客廳都懸掛著江青拍攝的大幅照片。從大寨回到北京,江青又張羅她的正式影展,還想了個主意——和攝影師聯合舉辦展覽。結果,毛主席知道後,仍然是兩個字:“不行!”至此,江青的影展夢徹底破滅了。

本文原載於 《同舟共進》2013年第10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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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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