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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最大的貢獻是哪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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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最大的貢獻是哪兩件事?

2019年02月20日 17:16 最後更新:17:11

葉劍英(右)與鄧小平(資料圖)

1986年葉劍英逝世時,中共中央的悼詞稱他「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敢於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做出正確的決斷」。更為人們傳頌的,是毛澤東送給他的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素有「儒將」之稱的葉帥,其過人之處大概是每臨大事有靜氣,能在歷史的大關節處明斷是非,果敢抉擇,且謀慮縝密。

據檔案記載,毛澤東是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送葉劍英那兩句話的。原話是:「葉劍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諸葛,大家都知道,是諸葛亮,呂端是宋朝的一個宰相,說這個人大事不糊塗。」據薄一波回憶,大概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到舊戲中王佐斷臂「為國家盡忠心,晝夜奔忙」時,毛澤東插話說:我曾送給葉劍英同志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看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這兩句話,故流傳甚廣。

這兩句話,是明代思想家李贄的自題聯語,意在借諸葛亮和呂端的為人行事之風以自勉。諸葛亮掌軍理政之謹慎,史家有共識;呂端的「大事不糊塗」,或許知其詳者不多。查《宋史·呂端傳》,宋太宗想以呂端為相,不同意者說呂端糊塗,太宗卻認為「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何謂「小事糊塗」?無非是在不關涉原則大道、只涉及個人利害得失的問題和事情上,不斤斤計較,大抵有所謂盛德若愚之風。諸如不滿呂端的人四處散佈他的謠言,呂端知道後的態度是:「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再如,他和名臣寇準同列參知政事之職,且排名在前,呂端主動提出「請居准下」。不久呂端升任宰相,「恐准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值印,同升政事堂」。這正是他「小事糊塗」的一面。何謂「大事不糊塗」?就是在關係朝廷大政方針的問題上,堅持原則,是非分明,有捨我其誰之慨。比如,朝廷要捕殺叛將李繼遷的母親,呂端知道後堅決反對,建議把李母安置好並給以優厚待遇,即使李繼遷不降,也能籠絡住他的心。宋太宗死時,內侍王繼恩擔心有才幹的太子繼位妨礙其專權,同李皇后合謀另立。呂端覺察其奸,把王繼恩看管起來,去說服李皇后不要改立。太子繼位,垂簾召見群臣,獨呂端不拜,他讓人打開帘子,上殿看清楚確是原先的太子後才退殿下拜。可見,在小事上糊塗,有柔,有寬,有退;在大事上不糊塗,有剛,有嚴,有進。剛柔相濟,寬嚴並用,進退得當,才能有利於大局,干成大事。也可以這樣說,在小事上糊塗一些,更有助於看明白、想清楚、做成功大事。

毛澤東借呂端評價葉劍英,主要是指他能夠在大關節處看清要害,做事情從大局出發,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按薄一波的說法,葉劍英最大的貢獻有兩件事:一件是1935年長征途中,將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的電報報告毛澤東,保證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按原計劃北上。另一件就是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的決策和擘畫。除此兩件外,葉劍英一生中還有其他一些可為稱道的「大事不糊塗」之舉。如1922年陳炯明叛變,他挺身而出,率部保衛蒙難廣州的孫中山。1926年北伐軍打下南昌,蔣介石讓他做其嫡系第一軍第一師的師長,葉劍英予以拒絕。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他通電反蔣,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劃南昌起義的緊要關頭,葉劍英獲知汪精衛、張發奎將誘騙賀龍、葉挺上廬山,加以逮捕以阻撓起義的消息,便火速下山同賀、葉商量對策,保證了起義順利進行。從紅軍時期開始,葉劍英長期在我軍總部負責參謀工作,多建帷幄運籌之功。抗日戰爭時期,在蔣介石召集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上,他「單刀赴會」,更有「舌戰群儒」之舉。「文革」初期,面對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搞亂黨和國家的局面,葉劍英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大鬧懷仁堂」。九一三事件後,葉先是配合周恩來,後襄贊鄧小平,經受了黨內艱難的政治局勢的考驗。凡此等等,說明他能夠作出薄一波說的兩大貢獻,絕不是偶然的。葉劍英曾在一首《題畫竹》詩中說「人生貴有胸中竹,經得艱難考驗時」,這可視為他在大關節處最能彰顯政治品格的生動寫照。周恩來生前曾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來稱譽葉帥,大體也是這個意思。

能在大關節處顯品格,需有謀有斷,有動有靜。如果一路走來,總是風風火火,缺少內斂,就可能像毛澤東常常引用的《後漢書·黃瓊傳》里的那兩個比喻一樣,「嶢嶢者易缺,噭噭者易污」。葉劍英為人隨和,平時謹言慎行,善謀善思,很懂政治藝術,素有「參座」稱謂。觀葉帥言行,常常讓人想起北宋末年愛國名將宗澤的詩句:“眼中形勢胸中策,緩步徐行靜不嘩。”胸中有數且從容應對,關鍵處便見出英雄本色。此外,葉劍英才兼文武,學識豐富,也素為人稱道。好學深思,可以勵志、致知、正德、養性、增智、促行,有如此修養,就不會莽撞行事,更不會計較小事或小題大做。

葉劍英(右)與毛澤東(資料圖)

作為元帥詩人,葉劍英對大事的許多思考,常寓於詩中,留下不少名句。1965年重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賦詩云:「一篇持久重新讀,眼底吳鉤看不休。」一句“眼底吳鉤看不休”,沉澱了對當時國際緊張局勢的深刻思考。同時創作的《七律·遠望》,更以其“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的精當比喻,傳達出對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走向和前途的擔憂。此詩也引起毛澤東的關注。這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澤東一字不差地把葉的《七律·遠望》書寫下來送給孩子,連在什麼時候刊登在哪家報紙上,都記得一清二楚。1966年「文革」初起,葉劍英在一首《虞美人》詞中說,“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嚴關過後艱難在,思想幡然改”,也頗見他在那種特殊情況下的“大關節”處所作的深邃而辯證的思考。

毛澤東對葉劍英的文才和見識的稱道,有一個材料不得不引。1975年5月3日,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引用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幾句,稱三國時孫權“是個能幹的人”,並要葉劍英當場背誦了全首詞。毛澤東說:“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此人(指葉劍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吳法憲。就是吳法憲不行。”這段話有三點值得體味。一是毛澤東有意把“生子當如孫仲謀”改為“當今惜無孫仲謀”,似乎生出了人才匱乏的感慨;二是讓葉劍英背誦辛詞,當眾流露出“此人有些文化”的欣賞之情;三是稱道葉劍英看不起吳法憲,肯定了葉在對待林彪集團的這個大關節上,頭腦清醒,立場堅定。

報一事,明確說:「葉劍英同志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葉劍英主持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無疑是關鍵時刻的一次任命。葉不負重託,同周恩來等一起妥善處理了林彪事件發生後軍隊中的遺留問題。此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葉劍英率先向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於是,毛澤東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時,特別提出: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又說:我提議,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1974年周恩來住院後,為了不讓大權旁落「四人幫」,葉劍英在鄧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屢屢建言,得到毛澤東多次讚賞。例如,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同人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時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北京的工作時說到,“小平的問題(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曾受到「四人幫」的阻礙———引者注)解決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則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在1975年1月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擴大會議上,葉劍英曾兩次提出他不再主持軍委工作,要鄧小平主持。為此,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寫信向毛澤東告了一狀,說葉劍英的“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毛澤東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閣。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葉劍英再次體現了他在大關節上的政治智慧。7月1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勝,提議請小平同志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在葉信上欣然批示“同意”。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和葉劍英等人的配合下,鄧小平在這年的7、8、9三個月主持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由上所述,葉劍英在「文革」後期,對黨內健康力量的形成,對抵制「四人幫」的干擾,確有不可或缺之功。毛澤東的識人之明和對葉的信任之深,倚寄之重,也畢現於情辭。在他看來,「大事不糊塗」的葉劍英,富有政治智慧和決斷膽識,足可謀大局、當大任、託大事,也就是說,在大關節上靠得住,能發揮作用。從這個角度講,所謂「大事不糊塗」,根本上是做人的胸襟氣度、做事的識見能力均站在了歷史的高處。

毛澤東彌留之際,有一個讓人尋味不盡的細節。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分組與他告別。毛澤東此時頭腦還清醒。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他動了動手臂,葉未察覺。葉劍英告別完走到病房門口時,毛澤東吃力地以手示意,讓工作人員招呼他回來。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動,似乎有話要說,但只能用一隻手緊緊握住葉的手。

葉劍英後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主席一定要交待什麼事情,為什麼特意招呼我回去呢?為此,他想了很多。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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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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