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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筆記揭秘:公開講的並非都是心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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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筆記揭秘:公開講的並非都是心裏話

2019年02月21日 17:12 最後更新:11:20

林彪在天安門城樓畫像(資料圖)

《毛澤東選集》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軍事著作、哲學著作(包括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思想修養、文藝理論,等等。自從林彪提出學毛著的號召後,許多單位和部門掀起了學毛著的熱潮。由於傳統的道德隨著傳統文化的被批判而摒棄,廣大幹部群眾便從毛著里的「老三篇」中吸取思想修養的營養。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白求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和傳說中挖山不止的愚公成為大家的學習榜樣,湧現了助人為樂的雷鋒等學習毛著的標兵。

對於湧現出大量好人好事的學毛著運動,林彪也及時給予加油、打氣。他對於「老三篇」,曾有過這樣一段名言:“‘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老三篇’,最容易讀,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哪一級都要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有人為林彪這一段語錄譜了曲,一時間到處傳唱。林彪在《毛主席語錄》上的題詞也被印製成郵票。學毛著的群眾運動又進一步提高了倡導者林彪的威信。

另外,林彪提倡學毛著是以毛澤東過去之正確來證明今日之正確。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才能和思想,並不是一開始便被黨內多數人所認識到的。毛澤東的主張曾被譏諷為「狹隘經驗論」,他在革命隊伍中曾經被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三次被排擠出軍隊。直到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才在事實上逐步成為中共領導的核心。延安整風後,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導師和領袖地位。隨後用了四年半的時間,便打敗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使人們達成共識:跟著毛澤東走,就是勝利。

但是,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卻放棄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綱領,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急於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和農業集體化誤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礎上又提出總路線,發動「大躍進」,成立人民公社。

1958年風調雨順,本是大豐收的年景,但由於「大躍進」、大鍊鋼鐵,到年末已經出現了糧食緊張的狀況。毛澤東雖然發現了問題,但並沒有認識到癥結所在,只是在鄭州會議上作枝枝節節的調整。為了克服黨內的懷疑、動搖情緒,毛澤東越來越頻繁地重提民主革命時期他和戰友們的分歧。

對此,羅瑞卿在揭發林彪的材料中寫道:「1959年春,主席在上海的一次中央全會擴大會上,指名批評了×××。主席說:‘×××,因我不斷同他的錯誤作鬥爭,他恨死我了。’主席還說:‘我這個人,就是喜歡同人家的錯誤作鬥爭。’接著,主席就挨次對著坐在主席台上當時的中央常委說:我同你不是在什麼問題上作過鬥爭嗎?我同你不是在那個問題上作過鬥爭嗎?主席面對當時在座的每一個常委都說過一遍內容不同、形式相同的話。主席面對著林彪時說:‘我不是在會理會議上也同你作過鬥爭嗎?’當時所有受到主席批評的人,包括×××,都沒有作聲。……至於這個林彪呢,在主席的話尚未講完,就打斷主席的話,滿身搖搖晃晃,嬉皮笑臉地說:‘那是走得太疲勞了,就是衝動,簡單地罵娘。’」

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召開的時候,毛澤東繼續將重提歷史上的黨內鬥爭作為擊敗懷疑者和動搖者的武器。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1958年以來的「左」傾錯誤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這封信已經觸及路線問題,立即將會議由糾「左」轉變為反右、批彭。7月31日,毛澤東發言說:“有些人在關鍵時刻就是動搖的,在歷史上大風浪中就是不堅定的。歷史上四條路線,立三路線、第一第二兩次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總路線,站不穩,扭秧歌。”以後在幾次發言中都算了彭德懷的老賬,指責彭德懷“歷來有野心”,是“內有二心,貌似張飛”,“在幾次路線中都搖擺”。在批判支持彭德懷的張聞天時,翻張聞天曾經支持王明路線的老賬,說張聞天是“舊病複發”,瘧疾原蟲“沒有根治”。

毛澤東頻繁地重提歷史,顯然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現實服務的。對此,林彪領會得最深。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把產生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說成是:“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要小得多。”“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由此,林彪得出一個“凡是”:“我深深地感覺到,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

林彪這一段話正是以毛澤東過去的正確來證明今日的正確,從而起到了維護毛澤東錯誤主張的作用。林彪號召學毛著的內容主要是《毛澤東選集》,這些正是毛澤東「戰無不勝」的記錄。

林彪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如果發自他的內心,也不失為一家之言。但是,據林彪的筆記,他講的並非是心裏話。在公開場合,林彪不遺餘力地倡導大家學習毛澤東著作,但是,在私底下,他卻說:“為省腦力勿讀一號和斯(大林)。”

在「七千人大會」上,林彪旗幟鮮明地為“三面紅旗”辯護,但私下裏卻對“三面紅旗”,尤其是總路線和「大躍進」頗有微詞。

關於總路線,林彪在大會上說:「多快好省,毫無疑問,應該採取這種做法。我們能夠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遊,而且能夠爭得上游。我們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幹勁,不爭上游,少慢差費。」但私下裏,他在筆記中卻寫道:“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出廢品(燒鐵),失【蝕】本生意(未節成本,未惜人力)猛搞。今應提好省多快,好省基【礎】上求多快。鼓幹勁似應提,以科【學】為基【礎】(實事求是)。以後也應如此提(現本末倒置)。”

關於「大躍進」,林彪完全不顧已經餓死成千上萬人的事實,在大會上說:“大躍進,事實證明,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去年、今年,雖然生產數量不那麼多,明年也不那麼多,但是與我國各個歷史時期比較起來,還是大躍進。”但私下裏,他又說「大躍進」是“憑空想胡來”。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雖然猛烈批判彭德懷,但據他的家人說,林彪私底下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是對的,就是急了點。

如果把林彪私底下說的話算是真話,那他在大庭廣眾說的話就是假話、謊話。這二者反差越大,就越證明他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或許有人會說,在當時「左」的政治氛圍中說假話是形勢所逼。在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的「左」的政治氛圍下,確有很多人因為怕挨整惹禍而說言不由衷的話。但這完全不適用於當時當地的林彪。

在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就傳達了毛澤東在1月10日的指示,宣佈實行“三不主義”,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此後,會議上便議論紛紛,有人對“三面紅旗”提出疑問,許多縣級幹部對人民公社的正確性提出疑問。1月27日,劉少奇作口頭報告。他說:“在過去的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但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馬鞍形。”究其原因,劉少奇認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

劉少奇對國內經濟形勢的估計基本上實事求是的,他的口頭報告得到了與會者的普遍認同。按照林彪私下裏的想法,他應當贊成劉少奇的報告。但是,他不。他在筆記中寫道:「三級表態:說壞——右,不說——中,說好——左。」他要當左派,於是不顧事實,昧著良心,對1958年以來錯誤的“三面紅旗”一味說好,對毛澤東一味唱讚歌。在為自己謀取利益的同時,干擾當時糾正錯誤的進程。

1962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把黨內對空想社會主義主張的動搖、懷疑和反對的思潮,定性為階級鬥爭的反映,再升級為黨內資產階級對馬列主義的修正,企圖復辟資本主義。

1964年底,林彪說部隊開展的比武衝擊了政治,提出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要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單純技術觀點和單純生產觀點。

1965年底,林彪以「反對突出政治」的罪名扳倒了羅瑞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講防政變,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說成是要發動政變的階級敵人,並說:“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

林彪繼續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僅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而且還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對於林彪這些話,毛澤東認為說過了頭,但是他又認為當時還需要,因此把林彪的講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此前,毛澤東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對林彪的一些提法表示不安,以立此存照。

毛澤東:名曰樹我,說穿了是樹他自己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在林彪和陳伯達、康生的集體創作下,被加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簡稱“四個偉大”)的頭銜。

9月18日,林彪接見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總政宣傳部負責人時說:「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12月16日,林彪又發表了由人代筆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這本載有這個《再版前言》、當時被稱為紅寶書的語錄本,在中國至少人手一冊。每逢集會就萬眾齊揮動,在帶領者高呼“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後三呼“萬壽無疆”,在帶領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後三呼“永遠健康”。

至此,林彪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極點。

不過,林彪這一做法也並非暢通無阻。「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提法,就遭到毛澤東的批評。這一提法有一個形成過程。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大會的講話中提出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權威”,“大立毛澤東思想”。1967年6月16日,林彪在寫給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樹立毛主席的絕對威信”。8月9日,他在同曾思玉、劉豐的談話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11月3日,報刊發表了署名文章《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

但是,這一提法引起了毛澤東的反感。1967年12月17日,毛澤東在對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報告的批示中批評了這一提法。

他說:「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於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

1968年3月22日,毛澤東讓林彪在宣佈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的「三二四」大會上講一講這個相對和絕對。1970年,毛澤東在南巡時便說:“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這個“他”就是指林彪。

中共九大以後,毛澤東繼續對他認為不再需要的、過分的、將為後人詬病的個人崇拜降溫。他在審閱文件時,多次刪去加在他「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前面的“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但是,林彪、葉群等卻把毛澤東為個人崇拜降溫的舉措稱為“偉大的謙虛”,同時把別人跟著毛澤東為個人崇拜降溫稱為反毛澤東思想。

於是,林彪抓住張春橋一次關於刪去三個副詞的發言,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聯合陳伯達,高舉天才的旗幟,對張春橋大加撻伐。

張春橋民憤很大,林彪將其作為攻擊目標並沒有錯,很得人心,問題是興師問罪的文章的題目錯了。在毛澤東為個人崇拜降溫的背景下,還要堅持稱天才,豈非自討沒趣?攻擊的時機也不對。在毛澤東仍然堅持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時候,要拿掉張春橋,就觸及了毛澤東的底線。

於是,毛澤東寫了一篇批天才論的文章《我的一點意見》,林彪發動的這一場文不對題、時機錯誤的鬥爭就以失敗告終。他對毛澤東唱了多年的讚歌也戛然而止。

林彪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崛起的,又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失敗。可謂興也廬山,衰也廬山。

林彪是靠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起家的,又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栽了跟頭。可謂成也個人崇拜,敗也個人崇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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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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