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load_article_image

姚文元之死:「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


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之一(資料圖)

1981年1月25日上午,莊嚴的時刻到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作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著「筆杆子」的形象。

對於姚文元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姚文元概況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審主要內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幫」      宣讀起訴書。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長沙告狀」。  

姚文元污衊鄧小平是天安門 「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進行反革命宣傳;誣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曹荻秋;

支持濟南「五·七」武鬥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

誣陷南京人民群眾,指使魯瑛派人到

天安門廣場搜集革命群眾的言行,誣陷群眾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辯論。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幫」     法庭宣判。


被審判的姚文元(資料圖)

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裏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這位「輿論總管」出於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代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眨著金魚眼,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看著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於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他,四十五歲入獄;1996年他刑滿時,六十五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

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卧室。灶間裏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後,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

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她家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著竹席。傢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她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

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工作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關部門提出,她能否繼承姚蓬子遺產?

話給上海師院「革委會」。師院答覆說,姚蓬子確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規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凍結。叛徒當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凍結了。

姚蓬子急了,讓妻子到上海師院交涉。師院總算開了證明,准許姚蓬子每月領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夠一家子的生活開銷?何況,姚蓬子正生病。這事情鬧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家辦公室」。市裡倒好說話,因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裡下達了姚蓬子存款解凍的“指示”,於是姚蓬子一家總算有了生活來源。

姚蓬子死後,這筆存款便供周修文維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繼承的姚蓬子遺產,則是另一筆款子。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在接受“資本主義改造”之後,姚蓬子作為資本家,每年領取定息。但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9月,他沒有領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對家人說過,這筆定息上交國家。

姚蓬子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未辦理過正式上交手續。根據現行政策,原工商業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屬要求領取定息,可予發還。於是,周修文提出了繼承遺產的要求。

根據繼承法規,除周修文及女兒姚文華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遺產的法定繼承人。

在秦城監獄,姚文元談了關於姚蓬子遺產的三點意見:

一、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現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於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於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在「四人幫」之中,最後一個離開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後,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佈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跟張春橋之死一樣,姚文元的離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陣議論。我在2006年香港《開放》雜誌發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後不久,迎來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幫」三十周年慶。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於「文革」的記憶。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國諸多年輕人竟然不知姚文元為何許人,問「姚文元是誰」?也有的年輕人聽說姚文元是「四人幫」中的一個,便問:“‘四人幫’是哪四個人?”在網上,還可以見到年輕人的種種奇談怪論:“姚老走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死得默默無聞啊!”甚至有人在網上我的一篇關於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黨偉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發的一系列怪現象,凸現了中國也有「教科書問題」:儘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有人對「文革」諱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張“淡化文革”,使年輕一代不知「文革」。

其實,記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為了防止這樣的浩劫在中國重演,是為了中國不再產生“張春橋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種各樣的“小張春橋”、“小姚文元”。時至今日,中國並沒有徹底剷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極左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席捲中國大地之時,連巴金都驚呼「文革」又來了!幸虧胡耀邦及時制止,才使這場“後文革”運動半途而終。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這四顆災星,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