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與鄧小平在一起（資料圖）
鄧小平的晚年思考，主要指他從1989年11月退休後到1994年底這段時間，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相關重大問題的思考。當時，國際上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在國內改革開放正邁入新的階段。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既要不遺餘力地集中精力解決發展問題，也要重視和逐步解決初步發展起來以後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鄧小平晚年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關係等方面的思考，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研究鄧小平的晚年思考，對於進一步深化改革和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如何看待改革開放的性質和作用，要不要堅持和加快改革開放，是經歷1989年政治風波後，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鄧小平晚年思考的重要內容。
關於改革開放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就提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頁。）。他說，要搞現代化建設，使國家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據他的觀點，黨的十三大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對於要不要堅持改革開放的問題，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指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6頁。）1991年，鄧小平對江澤民等同志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8頁。）1992年，他進一步從理論上闡發了改革開放的意義：“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他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的我們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1頁。）由此，他得出結論：“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371頁。）為了幫助全黨正確認識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並闡述了“三個有利於”標準。1993年，他在審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工作總結報告時親筆寫下：“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麼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5頁。）
鄧小平晚年關於改革開放問題的思考，對於幫助全黨堅定信心，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改革開放給我國帶來了巨大活力，但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等也會帶來相關問題。一部分人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簡單地歸咎於改革開放，是不科學的。回顧30多年的奮進歷程，我們國家過去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繁榮富強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
二、「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3頁。），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鄧小平晚年最重要的思考和理論貢獻之一。
1989年，正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受檢驗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改革雖歷經十多年的發展，但目標不夠明確，人們開始爭論如何看待計劃和市場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人主張放棄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要求在改革中加大計劃經濟的分量。更有人把當時中國經濟和政治上的動蕩歸咎於經濟體制改革，指責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在社會對「計劃」和“市場”的爭論中，退休後的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一次又一次地向人們闡述他關於計劃與市場的思想。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23頁。）1991年，他在視察上海時明確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7頁。）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再一次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鄧小平晚年對市場經濟的思考，摒棄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狹隘、陳舊的觀念，突破了“兩個等於”的思想束縛，不僅為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為十四大以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開拓了道路。
市場經濟怎樣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怎樣才能做到既搞活經濟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這是十四大以後鄧小平重點思考的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鄧小平留下了一個重要指示，就是「四個堅持」。他認為，沒有「四個堅持」，中國就會出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裏？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說。”“現在經濟發展這麼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麼局面？”（《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3頁。）實踐經驗證明，社會主義是能夠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市場經濟的有效作用能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帶來效率和活力，而市場經濟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克服缺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對於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不能簡單地將之歸咎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有些問題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場經濟固有的缺陷，也有市場作用發揮不夠充分的問題。實踐已經證明，社會主義是可以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這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速而穩定發展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國發展道路成功的根本所在。
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
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是他晚年論述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從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在不同場合發表的談話中，鄧小平談及分配問題就有6次。他直面兩極分化的出現，指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有預見性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將會成為中國將來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1990年12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1993年9月，面對日益凸顯的收入分配差距，鄧小平在與弟弟鄧墾的談話中闡述了自己的擔心與思考，他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他坦言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的問題還困難。強調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他進一步認識到，即使是經濟建設搞好了，還會出現一些其他難以解決的問題；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同樣會危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
鄧小平晚年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為思考的重點，是因為這是他畢生的追求和理想。與強調公有制主體地位一樣，共同富裕是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他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提醒新的中央領導集體要正視並在適當的時候著手解決，正確把握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根本方向，意義非常明確。其一，如果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就是失敗或變質的社會主義。這不僅關係到全體社會成員能否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而且關係到社會主義的成敗。他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6—1357頁。）。生產資料由誰佔有，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勞動產品中所佔的不同份額，它決定人們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階級勢力。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核心內涵，貧富分化嚴重就會導致社會性質發生相反的變化。在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證，因此不能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7頁。）。其二，如果不能實現共同富裕，最終也搞不成什麼社會主義。因為貧富分化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勢必衝擊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所必需的社會穩定局面。鄧小平告誡我們：“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7頁。）他指貧富分化會引發革命是極而言之，是根據歷史經驗提出的。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和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從社會根源上來說，都是由於出現了貧富極為不均、社會極為不公而引發的。近些年出現的貧富分化現象，雖然是在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出現的，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可忽視。如果貧富分化的現象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決，就可能出亂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就就會大打折扣。因此，鄧小平強調：“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
鄧小平對於解決貧富分化問題提出過設想和時間表，比如先富帶後富、「兩個大局」、“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對口支援、合理公平分配，他還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6頁。）“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同時，他深知這個問題的解決並非易事。他在會見外賓時就說，“要我們所制定的每項政策都能照顧到各個方面，是不可能的”（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266頁。），“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7頁。）。
現實證明，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正確的。“先富”是鄧小平發展思路的一個部分、一個步驟，“共富”才是全部內容和最終目標。貧富差距決不是由“先富”造成的，從發展的角度看，這一現象是難以避免的。正是因為預見了這個問題，鄧小平才一直思考和探索縮小貧富差距的途徑，把「共同富裕」提高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他的這一認識對今天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如何看待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怎樣把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與初級階段的實際狀況聯繫起來，怎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逐步消除貧富分化，這是我們正在面對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既要破除平均主義，不走普遍貧窮的老路，實現分階段、分區域的發展，又要避免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四、「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
鄧小平一直重視制度建設，在晚年之所以再次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深知它的重要性和艱巨性。他反覆告誡我們要緊緊抓住這個重要環節，注重製度的完善，以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推進。
「文革」後復出的鄧小平，汲取沉痛教訓，把黨和國家的制度建設提到戰略高度：“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63頁。）這一思考深刻揭示了制度建設在黨的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對我們黨領導革命和建設歷史經驗的精闢總結，闡述了必須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斷完善的制度基礎之上的重要思想。
對於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鄧小平從多個層面做過分析。第一，就是通過制度建設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創造良好的秩序，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第二，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以保持黨的方針政策的連續性，維護黨內生活的正常秩序，避免朝令夕改或換一茬領導變一套政策的現象；不因地域不同而改變制度的功能，不因身份不同而改變制度的約束力，有效地防止因領導人的主觀性而導致決策失誤的現象，維護全黨的團結和統一，保證中央的政令暢通，保證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第三，制度建設可以彌補帶有「說服性」的思想工作的不足，對人更具威懾力。
制度建設，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鄧小平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衡量制度好與不好的標準是什麼？他提出了三條標準，第一，在經濟上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在政治上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第三，造就出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他說，如果我們的制度建設能達到這三條標準，才能算是好的制度。
鄧小平針對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對建立退休制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反對腐敗、完善民主集中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建立退休制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是鄧小平晚年最重視的問題之一，他認為這是自己對黨和國家最後的貢獻。鄧小平認為，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和大局出發，不建立退休制度，黨的事業將難以為繼。「不僅是數量問題，更重要的是活力沒有了，戰鬥力沒有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鄧小平結合自己的地位和影響說明這一制度的重要性：“現在看起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國際上好多國家把對華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311頁。）這也是他堅決要求退休的主要原因。他特別提醒新的領導集體“要堅持黨和國家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292頁。）。
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後，鄧小平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反腐敗的緊迫性，「這次出這樣的亂子，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0頁。）。他深知腐敗的嚴重危害並預見到反腐敗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他主張反腐敗“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鄧小平對反腐問題的思考，為黨中央制定和出台一系列黨規黨紀及相關重大決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恢復民主集中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鄧小平晚年對如何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進行了深刻反思。反覆強調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最合理的制度，是我們的根本制度，這個制度不要丟。他說：「我們總有一天要找機會把這個問題表述清楚。不管怎麼樣，要樹立一個觀念，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1頁。）鄧小平的這一思考提示我們，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過程中，都必須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和削弱這個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制度，而且要不斷地用新的實踐經驗來完善和發展民主集中制。
鄧小平晚年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在改革中遇到的難題比在開放中遇到的難題要多」（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7頁。）。制度建設，任重而道遠。他在南方談話時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這一論斷，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和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的高度，強調製度建設的決定性因素和規範化、法制化的必要，說明了制度建設的艱巨性，明確了制度建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戰略方向與保障。同時，這段話也是一份最後囑託。鄧小平深刻總結歷史經驗，認識到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必須始終將其作為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來思考，期望制度建設要持之以恆，動搖不得；必須用三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五、「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
「兩個飛躍」是鄧小平晚年關於我國農業改革和發展作出的重要思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吃飯問題，結束了中國農村貧困的時代；而農業現代化之路要靠科學技術、適度規模經營來實現。
1990年3月，退休後的鄧小平在談到農業問題時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1992年7月，鄧小平再次系統闡釋了「兩個飛躍」的大思想。第一個飛躍著眼於變革農村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第二個飛躍落腳於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參見《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頁。）「兩個飛躍」的構想總結了建國以來“三農”工作的經驗教訓，清晰地指明了我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闡述了從分散經營到適度規模經營，是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要求，指明了中國農業未來發展的正確道路。
對於鄧小平關於農業規模經營這個「大思想」的認識，有些人仍然模糊不清，擔心重走“人民公社”的老路。這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規模經營實質是生產要素的合理組合和配置，以聯合、合作等組織形式，使小生產與機械化、大市場有效對接。農村集體經濟也絕不是變更現有的生產關係，恢復過去那種“集體所有、統一經營”的舊體制，而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現代農業生產的需要，提高組織化程度，發展和壯大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根據鄧小平關於農村經營體制的思考，中國農村開始對股份合作制的探索。一些有活力的、富裕的村莊，依靠資源配置更趨合理的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的地方，完善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和多樣化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這些形式較好地發揮了規模效益，提高了集約化程度，推動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鄧小平儘管強調農業發展的「第二個飛躍」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過程，但並非可望不可及，需要我們用實踐不斷推動這一變革。它的實現不單是生產關係變動所能促成，關鍵在於生產力的進步，在於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這一戰略構想，閃耀著豐富的歷史辯證法思想，不僅科學地規划了關於農業發展「兩個飛躍」實現道路，而且為我國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明確了前進方向並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
六、「社會主義是可愛的，為社會主義奮鬥是值得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
蘇東劇變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中國怎麼辦，這些問題尖銳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社會主義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是制度本身所致，還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在認識和實踐上出現了偏差？在這嚴峻而關鍵的時刻，鄧小平堅定地說，「社會主義是可愛的，為社會主義奮鬥是值得的」（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8頁。），“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8頁。）。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3頁。）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383頁。）這些有針對性的論斷，不僅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使人們堅定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而且揭示了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的本質”，為我們完整準確地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規律提供了科學依據。
這一思考表明，歷史不會沿著筆直的道路發展。和其他事物一樣，社會主義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全新的事業，沒有具體的模式可循，在探索中出現失誤是難免的。一定的曲折和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3頁。），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鄧小平從社會歷史發展總趨勢和當今所處時代的高度，既指明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不可逆轉性，又指明了其道路的長期曲折性。關於這一過程的長期性，他在南方談話中講了幾個“時間概念”：我們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制改革，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還要“三十年的時間”（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如果從建國算起，要“用一百年時間”（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3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380頁。）；至於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代替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時間將會更長。這就意味著這一過渡遠比共產黨人過去預想的要漫長、曲折和複雜，理想信念的堅定必須建立在科學認識的基礎上。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前途命運思考的一個重要閃光點，是他在吸取蘇東劇變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為核心，回答了中國應該怎麼辦的問題。“我們不在乎別人說我們什麼，真正在乎的是有一個好的環境來發展自己。只要歷史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夠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0頁。）。所以，他反覆叮囑黨內不能出問題，“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1頁。）”。他一再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再大一些，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5頁。）。國家穩定的基礎是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所以，“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3頁。）他創造性地提出的一系列精闢論斷，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煥發出勃勃生機，也使國際共運在遭受重大挫折後又出現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社會主義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不僅在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得到實踐證實，而且也必將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化變革中得到證實。
鄧小平的晚年思考有四個特點：一是具有世界眼光，始終關注世界現代化發展進程，把最新成果運用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二是緊盯發展進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發展變化著的實際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豐富和發展已有的理論；三是深刻汲取以往教訓，警惕和消除「左」和右的影響，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四是表現出一個共產黨人對國家民族的責任，追求真理、不斷思考，具有超越自我的理論品質和政治勇氣。他的這些思考是在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和教訓的過程中產生的，體現了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帶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問題的深入思考。這是我們黨巨大的精神財富，是鄧小平理論形成體系和最終成熟的標誌。其中，既有他對中國進入新階段後出現新問題的洞察，又有對未來中國發展問題的籌謀。這些問題，正是中國當前面對的問題。因此，深刻領會鄧小平晚年的這些思考，對於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本文摘自《黨的文獻》2013年第2期，原標題：《鄧小平晚年思考的幾個問題》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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