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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慘烈的空中搏殺:直升機如何被劫持?


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和黃吳李邱在一起; 左起:李作鵬、吳法憲、林彪、黃永勝、邱會作。

1971年9月12日,是個平靜的星期天。不要說一般老百姓沒有想到,就是被卷進「九一三」漩渦中的黃吳李邱也沒有想到,第二天即將發生震動新中國歷史的大事件。當然更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天——從9月13日起,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控了,接著是10年鐵窗生涯。1980年開始審理「兩案」時基本搞清:沒有證據表明黃吳李邱與林彪的出逃有關係。

那麼,1971年9月12日,黃吳李邱都在幹什麼呢?

黃永勝理了發

9月12 日,星期天,黃永勝上午先到理髮室理髮,然後大兒子黃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回來,接著就是看孫子。孫子1971年5月出生,已經4個月了,正是好玩的時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飯後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黃吳李邱並不知道。周恩來通知黃永勝晚上到人民大會堂討論政府工作報告。那時政治局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一般上午睡覺,中午起來吃早飯,下午三點開會或辦公,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吃午飯,開會到夜裏兩三點,然後回去睡覺。那個晚上黃永勝就滯留在人民大會堂。

黃永勝的警衛參謀費四金回憶,那一天比較平靜,直到晚上快8點,黃永勝才坐車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為什麼晚上快8點才走? 因為周總理召集會議一般都是在八點半,提前五六分鐘到就行了。黃永勝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鐘,時間由費四金掌握。

費四金隨黃永勝到了人民大會堂,首長在裏面開會,他在外面大廳坐著,看見周總理兩次出來接保密電話,雖然福建廳里有電話,但沒有加密。周總理第二次出來接保密電話時大約夜裏12點多。12點以後,周恩來和警衛員走了,事後知道是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夜裏一兩點,華國鋒從人民大會堂北門進來了,四五點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直到第三天費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被抓時,大叫冤枉。那聲音慘極痛極,很多人都聽到了。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會作的孫女12天了,邱家十分熱鬧。按老百姓的說法,嬰兒出生第10天要好好慶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會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黃吳李邱在廬山上摔了跤,之後風聲一陣緊似一陣。邱會作雖然按規定每天讀馬列的六本書,但心裏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運如何。他上午在總後召開國防工辦會議,下午在京西賓館開會,會後約吳法憲在京西賓館見面(後來沒見成)。得到毛澤東南巡的消息後,幾個人都沒和吳法憲通氣,怕他再捅婁子。家人吃完晚飯已是傍晚六七點鐘,邱會作回來了,和大兒子邱路光說了會兒話,就送客人走。嬰兒和邱路光的愛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隊在新鄉,他是特意請假回來的,因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親胡敏下山回了總後大院。

邱會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裏煩,多喝了幾口酒,就睡了。黃吳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藥「保駕」,睡前公務員小張給邱會作吃了兩三片安眠藥。剛睡著沒多久,凌晨三點左右,邱會作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會堂,說有個重要的會。邱會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會堂時,安眠藥的勁還沒過呢。

邱會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緊急會議幹什麼,聽說周總理、黃永勝他們在人民大會堂修改政府工作報告,那也用不著半夜開會啊,會不會是「廬山」又發作了?從北戴河那邊的情況看,也不大像。幾個小時前,葉群還從北戴河打電話祝賀邱家有了孫女,稱讚他給孫女起的名字好,還說女兒豆豆訂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個電話給豆豆祝賀。看來,不會有什麼麻煩事,要不,葉群哪有心思給女兒辦婚事……可為什麼半夜開緊急會議呢?狐疑的邱會作被服務員引到會議廳,也沒注意是新疆廳還是四川廳。他小聲問李作鵬,知道什麼事嗎?因為李作鵬接過周恩來的電話,不讓山海關機場的三叉戟起飛,所以李猜到一點情況,說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會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麼事呢?

4點,周恩來宣佈,今天晚上發生的事,你們幾個不會感到突然吧?接著提高嗓門說,林彪跑了,他坐飛機跑了!

對於「這一夜」,黃吳李邱四大將中只有邱會作最“乾淨”,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獨邱會作對「這一夜」一無所知。 1980年審理「兩案」,老戰友萬毅探監時對邱會作說,你沒什麼事,宣判完你就會出去了。邱會作相信了,連律師也沒請。

李作鵬忙著「種自留地」

9月12日這一天,李作鵬在忙著「種自留地」。

他的大兒子李冰天回憶,軍委辦事組沒有集體活動,各自回去「種自留地」。所謂“自留地”,就是各自處理本單位的事情。黃吳李邱除軍委辦事組的職務外,還都兼著各大單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鵬8月陪江青到青島去了段時間,8月底到連雲港處理兩派的問題。回到北京,又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的吳振宇到長沙、武漢等地,9月7日、8 日還在武漢。「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亂,幾天不在家,就會堆積山一樣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閑”的星期天,正是大種“自留地”的好時光。

李作鵬在海軍大院47樓「種」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來電話時,他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這個關於三叉戟的電話是李作鵬、李作鵬夫人董其采和朱秘書三人記錄的,核對後,還特意給周恩來複誦了一遍。復誦時用的是董其採的記錄稿,周恩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

處理完山海關的電話,李作鵬又吃安眠藥睡了,因為吃了雙倍的葯,睡得比較踏實。但一聽說開會,他馬上清醒了:政治局開會從來沒有用過後半夜,是不是與晚上總理那個不讓飛機起飛的電話有關?

9月13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傳達「九一三」事件,張、江、姚特別高興,姚文元馬上讓工作人員拿茅台酒慶祝。葉劍英說,國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是一種恥辱,你們還有心慶祝?姚文元這才作罷。李作鵬支持葉劍英的觀點。

毛澤東曾評價李作鵬不卑不亢。確實,李作鵬在法庭很硬,認為是他的錯都認,不是他的問題,他死也不認賬。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一人」還是“四人”,實際上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山海關機場的跑道燈並沒有打開,調度室也沒給起飛命令,三叉戟是強行起飛。李作鵬不服氣:如果林彪要起飛,我攔得住嗎?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為什麼不下命令?七八個問號始終纏繞著李作鵬。

吳法憲嚇得魂飛魄散

9月12日,對吳法憲來說是最混亂的一天。在黃吳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嚇得最厲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來召集會議,吳法憲參加了。會一直開到凌晨一點,這已經是9月12日了。吳法憲回到西郊駐地,打了一陣乒乓球。臨睡前他告訴夫人陳綏圻,快要開三中全會了,我要準備在會上再檢討。因為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事情,黃永勝、邱會作和吳法憲都作了檢討,黃和邱的檢討過了關,只有吳法憲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後,吳法憲叫車與陳綏圻、張秘書回到空軍大院。因為寫檢討的事情比較急,要馬上動筆,而吳法憲的前兩個檢討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軍大院。陳綏圻找出前兩次的檢討材料,琢磨怎麼幫助吳法憲寫第三次檢討。而吳法憲按周恩來的指示,仔細閱讀印發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然後抽時間處理了一些空軍事務。

下午就這樣緊張地過去了。9月12日晚8點,吳法憲約空軍政委王輝球、副司令員薛少卿找開會的八航校校長政委談話。約定的談話結束後,還有一些時間,吳法憲和王輝球就與空軍文工團從部隊調來的6個指導員談話,解決派性問題。談話結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點多,紅機子響了,讓吳法憲魂飛魄散的「事件」開始了:

周總理來電話,問我是不是調一架大飛機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說沒有。周總理又問,究竟有沒有?我更加肯定地說,絕對沒有。因為周總理已經從北戴河了解到來了一架大飛機,他說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放下電話,我馬上給三十四師(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打電話,時念堂正在家裏睡覺,他也說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電話問時念堂,時念堂說,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軍副參謀長,還兼著三十四師黨委書記。最後我了解是胡萍調的飛機。平時任何專機都經過我,這次我卻不知道,而且又是總理查問,非同小可。胡萍說,飛機改裝試飛,所以沒有報告。我又問,為什麼去山海關,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沒有答覆。

吳法憲把調動三叉戟的責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則是另一種說法。胡萍回憶,吳法憲對他說:林彪在北戴河,林要專機就不要通過我(吳法憲)了,你(胡萍)就以訓練的名義,主要是為了保密。

吳法憲回憶:

當時(即得知一架大飛機被調到北戴河後)提出立即去機場追查,周總理表示同意。我帶張秘書和警衛員直接從辦公室到了西郊機場。我要求把飛機調回北京,胡萍說好。5分鐘後,胡萍打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等飛機修好立即回京。我馬上報告周總理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總理表示同意,讓飛機立即返回,返回時不准帶任何人。周總理說要去北戴河與林彪談話,我問要不要準備飛機,周總理說準備一下,我馬上讓時念堂準備了兩架飛機。

不久,葉群打來電話,告訴我,等一會兒,周總理打電話叫你來,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在住院,還是時念堂來。葉群對時念堂不熟,提出還是胡萍來。在這種時候,關於調動飛機,我不能決定,我還要請示周總理。這時胡萍還沒回醫院,正與三十四師參謀長龍振泉說話。周總理打來電話,說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臨走還開槍打傷了警衛員。我感到情況嚴重,北戴河到山海關還有個把小時的車程,我馬上叫張秘書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飛機不能起飛,潘景寅滿口答應,可是飛機還是起飛了。

話問,飛機到什麼地方了?我回答,離中蒙邊境還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飛出國境,雷達看不見了。周總理又來電話,決不允許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有飛機來,你我都要掉腦袋,要我用腦袋擔保。我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打電話傳達:打開所有的雷達,決不允許飛機到北京來。接著周總理下達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飛機起飛。如起飛,要毛周李邱吳五人的命令。我將周總理的指示傳達給北空、沈空,這是兩個重要方向,其他軍區空軍由航行調度室傳達。我向時念堂交代,三個機場,都不准飛機起飛。凌晨兩點,周總理打電話問我在什麼地方,我說在西郊機場。周總理說派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去。我明白這是監視我了。這時,時念堂報告,沙河機場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我命令不准起飛,打下來,周總理表示同意。

小人物費四金

「九一三」之後,專案組只查到林立果“小艦隊”的活動,卻沒有黃永勝等人的“大艦隊”活動。搞政變,怎麼不依靠既是“死黨”又掌握軍隊大權的“大艦隊”呢?

專案組著重調查了9月12日白天黃永勝是否在京西賓館接見林立果,要警衛參謀費四金證實。費四金是黃永勝的「貼身保鏢」,黃永勝到哪,費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離。如果黃永勝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與林立果見面,這可是一次極其關鍵的“接見”,說明黃永勝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內幕。但當時費四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重大,他每小時每分鐘地認真回憶那一天。因為事件沒有過去幾天,費四金實事求是地說:黃永勝這一天沒有去過京西賓館。林立果我認識,9月12日,黃永勝也沒在別的地方見過林立果。

專案組大失所望,以後又多次審問費四金。但費四金堅決地說,黃永勝沒接見林立果,我是黨員,是軍人,我要對中央負責,對黃永勝負責,也對我自己負責。費四金非常明白,黃永勝被抓起來了,不可能再給他什麼好處,堅持下去,自己的結局可能會很悲慘;如果「作證」,馬上會被釋放,還將有一個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個人即使被開除黨籍軍籍,他也應該有良心。

為了攻下費四金這個「堡壘」,專案組把他押到京西賓館對質。京西賓館的幹部、服務員眾口一詞,說黃永勝和林立果9月12日確實見面了,還拿出當時的值班記錄。費四金是保衛幹部,學過專業知識。他一看,馬上說這不是當時的記錄,是事後補記的。這個值班日記跨度好幾個月,不僅鋼筆水顏色一樣,就是字跡也一樣,一眼可以看出是一個人抄的,不可能好幾個月都是一個人值班吧?費四金說,我認為這不是原始記錄,不符合當時的情況。

專案組組長紀登奎對費四金說,別人都揭發了,就你沒揭發。費四金說,我懂,我是組織上調來的,過去與黃永勝並不認識,我沒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為黃永勝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沒有的事情說成有。如果黃永勝9月12日見了林立果,我決不會包庇他。

費四金始終不改口:黃永勝9月12日這天沒到京西賓館,更沒有見林立果。由於費四金的堅持,最後在黃永勝的起訴書上,沒有「兩謀」這一條。

至於黃永勝到廣州「另立中央」,費四金也堅決否認。專案組拿出繳獲的飛機編組名單,上面有黃吳李邱的名字。費四金說不知道去廣州這回事,黃永勝根本沒說要出差。一般黃永勝出差,都要提前告訴費四金,瞞誰也瞞不過費四金,因為出差在外,黃永勝起碼要帶換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葯。每次出差前黃永勝都要說,小費,要出差。費四金就準備行李,把要帶的裝進旅行箱。但這一次,黃永勝一句話也沒說。費四金肯定地說,黃永勝不知道到廣州,也沒想到廣州。其實專案組已經從“小艦隊”那裏搞清了,黃吳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廣州,準備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們,說林彪要在廣州召開會議。如果黃吳李邱不走,就兩個人“招呼”一個。

費四金告訴家裏臨時出差,哪知「臨時」了4年,原準備回蘇州老家結婚買的喜糖全長了毛。解除關押後費四金在基層部隊過渡一下,轉業到地方,最後的職務是北京汽車製造廠再就業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隊還是在地方,背著黃永勝這個“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黃永勝之子黃春光的回憶

黃永勝的大兒子黃春光(時任北京軍區空軍防止突然襲擊辦公室副主任)回憶: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參謀報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機上有誰不知道。怎麼會出這麼大的事?我馬上問我家秘書,他也不知道。又問父親回來沒有,說沒有回來,我搞不清怎麼回事。

話,說父親出事了,讓搬家。過完10月1日,我在辦公室,把我弄起來,參加學習班,老有人跟著。我分析,幫助父親燒照片是抓我的原因。為什麼燒?主要是怕說不清楚,有些東西就清理了,我幫著燒了很多照片。因為走廊有兩個門,晚上11點多,秘書看見,就揭發了,說我劃不清界限。紀登奎、郭玉峰找我談話,9月16日晚,你幫你父親燒什麼東西?我說我沒幫。你父親燒了很多東西,把花盆都燒裂了,燒的是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的專案,還有一些策反信。紀登奎說,心不虛,燒它幹什麼?

和費四金一樣,我也被關了4年。李作鵬的女婿、王秉璋的秘書、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我們都在一起。為什麼不放?因為對父親定不了罪。

父親一直沒有消息,1976年我們才知道他被關在秦城。我們反覆要求去看。終於說可以看了,母親卻在外地勞改,去不了。我們兄弟四人約好,老婆孩子十幾口人,浩浩蕩蕩到了秦城。父親不見,說,我不能以這種身份見孩子,還我清白以後再見。

不見到父親我們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寫了一封信,懇求父親,說你可以不見兒子,應該見見兒媳婦,你都沒有見過,更沒有見過孫子孫女。父親終於同意了。我第一個進去,父親非常蒼老,說你不該給我寫這樣的信,摧毀了我的感情防線。以後我們又去探過父親幾次,每次半天。

父親後來說,我怎麼知道他們要跑?請律師有什麼用?他不相信律師。其實應該請律師,父親不懂,沒請,他自己為自己辯護。他始終認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麼會與他們是一夥?在「兩案」公開審理的現場,父親還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節前父親被發現肺癌,4月去世。

我問過父親,一生中最好的領導是誰?他答,當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

被劫持的3685號直升機

「九一三」事件實際上牽涉兩架飛機:一架是林彪乘坐的256號三叉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另一架是3685直升機,被林立果的師傅周宇馳打著林彪旗號騙飛並劫持。飛行員陳修文和陳士印與周鬥智斗勇,最終將飛機迫降在北京市郊懷柔。

這一切要從周宇馳40多歲學習「雲雀」直升機開始。

周宇馳,河北樂亭縣姜各庄鎮柳林村人,1946年參軍,調到空軍一航校後,特別想學飛行,但身體檢查不合格,只能長期擔任一航校宣傳科科長,能說會寫,很有一套。後來是空軍副參謀長姚克佑調他來當劉亞樓秘書,沒多久劉亞樓就要周宇馳下部隊。1965年劉亞樓去世後,周宇馳重新回到空軍司令部辦公室,擔任副主任。1967年「文革」期間,大學都不上課了,林彪的兒子林立果離開北大物理系,被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安排到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當秘書。吳法憲指定周宇馳當林立果的「師傅」,又和周宇馳一起介紹林立果入了黨。

1969年10月17日,24歲的林立果被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有人向吳法憲彙報林立果下部隊的事情,吳法憲隨口說林立果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而周宇馳在空軍常委會上傳達,去掉了限定詞,成了林立果可以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吳法憲啞巴吃黃連,不敢糾正,就這樣林立果在空軍“暢通無阻”,周宇馳也因此牛氣衝天。

1971年5月,林立果和「師傅」周宇馳打著林彪旗號,要學「雲雀」直升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不同意林立果的要求,副統帥只有一個獨生子,摔著了怎麼辦?但吳法憲怕得罪林彪、葉群,只好勉強同意。因為周宇馳打著林辦的旗號,空軍34師為他配了最強的機組,都是直升機各機種的分隊長一級,教員是空軍34師副師長王煥今,指揮員是副大隊長陳士印。

話,說北上。這時周恩來已經下令必須由幾人聯合才能放行飛機。周宇馳搞不到大飛機,決定用直升機出境,叫於新野立即到西郊機場找陳士印。

話。

周宇馳問:直-5最多能飛多遠?能飛650公里嗎?陳士印回答:帶上副油箱,加滿油最多飛700公里。周宇馳說:現在有重要任務,你到門外等著,我派車接你。於新野用車把陳士印接到空軍學院的將軍樓,周宇馳給陳看了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周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吳法憲搞政變,我們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現在形勢很緊張,你送我們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裏去彙報。陳士印說:我很長時間沒有飛直-5了,沒有把握。周說: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擔風險。陳土印說:我再找一個技術好的飛行員。這事要向胡萍副參謀長報告。周宇馳說:現在他被困住了,沒有辦法同他聯繫。我們馬上走,到沙河機場後,不要對別人講,抓緊時間找到飛行員就走。陳士印說:我沒有帶圖囊。周宇馳說: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

9月13日凌晨1時40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將一些箱子裝上汽車,拉著陳士印開向沙河機場。在停機坪卸下東西及於新野、李偉信兩人,周宇馳拉著陳士印去找人。陳士印首先去敲團長劉景祥家的門,因為周宇馳催促,沒有敲開,陳士印只好上樓去叫直-5中隊長陳修文。

3時15分,3685號直升機亮著紅色尾燈,向北起飛了。團參謀長李丕成等被砸門聲驚醒,說有人偷飛機……

起飛前於新野、周宇馳都想坐進駕駛艙,但由於駕駛艙只能坐三個人,於新野只好與李偉信坐在客艙。陳修文是正駕駛,坐左座,陳士印坐右座。陳修文按常規打開電台與調度室聯絡,被周宇馳制止:要保密,不許聯絡,並命令陳修文飛320度。陳士印立刻覺得不對,質疑說:不是說去山海關嗎?應該向東,怎麼飛西北?周宇馳肯定地說就這樣做。陳修文聽他們爭論航向,有些急了:我到底聽誰的?一秒鐘里飛機已飛出去好遠了。周宇馳雖然沒有說去烏蘭巴托,但他堅持向北飛,陳士印聯想到周宇馳問飛機能飛多遠,難道他是想叛逃?為了摸周宇馳的底細,陳士印說沒有航行資料。周宇馳說他有,從手提包里拿出一張200萬分之一的地圖,有一條紅線從北京到蘇聯伊爾庫茨克。駕駛艙里的三個人,誰也沒有講話。

怎麼辦?飛行中的任何大動作都可能使飛機墜落。陳士印和陳修文兩人配合,不斷與周宇馳鬥智斗勇,趁周不注意,趕緊將組合羅盤迅速旋轉了180度,往回飛了。但周宇馳發現異常,惡狠狠地說:飛機怎麼轉彎了?陳修文機智地說:遭遇攔截,需要作機動飛行。

凌晨4時50分,陳修文駕駛直升機到達官廳水庫上空。接著在3300米的高度,飛越八達嶺長城。周宇馳看見北京的燈光,摘下耳機,摔在一邊,大叫上當:「你們騙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們也別想活……你們要落地,我打死你們……」陳士印沒有看見周宇馳的手槍,但感覺他已經把手槍握在了手裏。

陳士印示意陳修文快快下降,被周宇馳阻止,命令飛北京西郊的釣魚台。陳士印說,那是空中禁區,地面有高射武器。這時直升機飛到沙河機場,陳修文再次降低高度。但由於周宇馳瘋狂阻止,直升機重新被拉起來,搖搖晃晃飛向西郊機場,也沒有落下去。

直升機飛向懷柔縣的山中盆地,那是直備降場。周宇馳看見地面是一片玉米地,沒有阻止飛行員的落地動作。降到80米時,陳修文向周宇馳撲去,周宇馳開了槍。飛機完全失控,突然仰頭,進入最危險的「尾沖」。陳士印試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兩次駕駛桿,都沒有將飛機改出來,第三次重複操縱,終於緩解了飛機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機最終還是尾部和右機輪先著了地,陳士印迅速關閉發動機及放火開關,好在沒有側翻,基本保全了直升機。

於新野未待落穩,就從客艙中跳出,爬到前艙外面,將槍口緊貼窗口玻璃向陳士印開槍。陳士印憑感覺迅速躲了一下。於新野的子彈在陳士印的兩件飛行服中穿了四個洞,擊中周宇馳的手腕,鮮血濺到陳士印的臉上。周、於、李一起慌亂中逃向莊稼地,但很快被包圍。自知走投無路,三人商定自殺,周宇馳、於新野用槍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唯李偉信朝天開槍,得以苟活……

1980年審判「兩案」時,關押審查的陳士印被無罪釋放。現在,距離審判「兩案」已30年,曾任空軍34師副師長的中國直升機鼻祖王煥今說:實事求是地說,陳士印也是英雄。

陳士印從監獄出來後,回到瀋陽工作,曾任全國機床廠協會秘書長。

康廷梓現場目擊:「三叉戟」強行起飛

康廷梓是林彪座機三叉戟256號第二副駕駛,時任空軍34師100團三大隊二中隊隊長。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乘256號去北戴河時,康廷梓隨機組一起抵達山海關機場。9月13日凌晨,機組9人只有4人登機,康廷梓和另外4人沒有來得及上飛機。以下是他的回憶:

1971年9月13日零時30分左右,嘭、嘭、嘭,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驚醒,聽到門外有人急呼「首長到機場了,快起床」……我顧不得系鞋帶,也沒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衝出屋子。黑暗中,藉著微弱的燈光,我看到第一副駕駛陳聯柄和通信員陳松鶴已經跑在我的前面。我繼續向東跑,當視線從右前方能看到停機坪時,256號隨著一聲增大的發動機轟鳴,突然向前滑了出去。

機場的保障人員及已跑到停機坪的機組人員,不約而同地望著離去的飛機,緊張得說不出一句話來。正在此刻,我發現一隊人馬佔據了停機坪。一輛卡車滿載著全副武裝的戰士,在停機坪的中央停住。與此同時一輛吉普車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嘎一聲剎住,從車上動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開外的陸軍軍官。他看我上身穿著夏季飛行服,認定我是機組人員,就左手拉著我的右臂,右手拿著手槍指點著遠處滑行的飛機,操著一口山東腔,非常著急地對我說:「你、你……快把飛機給攔住!」在當時的緊張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裏,怎麼能把飛機攔住?我趕緊追問誰在飛機上,“這架飛機不能起飛!把它攔住!”他答非所問。

我看到停在那裏的吉普車,急中生智,用手指著那輛車反過來「命令」那位軍官:“快!快把汽車開到跑道上對正飛機,堵住它,就不敢起飛了!”

當那位軍官按我說的登上吉普車時,飛機已經滑入跑道的東頭,機頭已經調轉過來對正了起飛方向。飛機開始增速滑跑,幾十秒鐘之後,消失在機場西南方。和我一樣呆站在那裏的領航員,習慣地低頭看了一下手錶,當時的時間是9月13日零時32分。

……在調度員呼叫的同時,雷達標圖員頭戴耳機,在一張較大的地圖板上埋頭標著飛機的航跡。我和調度室主任不約而同地集中在標圖員的筆尖,看他筆尖一點一點地移動,紅顏色的筆在地圖上畫出一條弧形的軌跡……這條弧線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時的244度,緩慢轉向正西,即270度。這時,我馬上想到可能是飛回北京了,因為從山海關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飛行。然而,飛機的航跡在270度的位置上並沒有穩住,而是繼續增大,直到約300度(中蒙邊境二連方向)中斷。

這條航跡與正常飛行的航跡相差甚大。正常情況下,飛機起飛後,飛行員果斷壓坡度轉彎,使飛機迅速進入預定的航向上……第一轉彎本應是折線,但卻形成了一個過程較長的弧線,究竟什麼原因?因為誰也不知道起飛後駕駛艙里發生的事情,所以這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可以做兩種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飛一段時間,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飛前只知道飛往廣州的航線,而不知道飛往外蒙……

1971年9月13日2時25分,256號三叉戟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墜毀。

(作者系文史學者)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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