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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說過這樣一句話:曾三上三下 「名聲」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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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說過這樣一句話:曾三上三下 「名聲」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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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說過這樣一句話:曾三上三下 「名聲」不大好

2019年03月16日 18:36 最後更新:11:10
    鄧小平與日本共同社負責人交談。後排右為本文作者周斌。

    鄧小平與日本共同社負責人交談。後排右為本文作者周斌。

  日語翻譯憶鄧小平:

  該道歉就道歉,該賠償就賠償,

  中國才能以全新形象立於世界

日方可能原來估計,向中方索賠,並達成協議,並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這個具體商務案件怎麼會由鄧小平親自出面處理。看到這個結果,日方几個負責人紛紛表示十分滿意、非常感謝,並說他們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

文、圖/周斌

回憶起來,在小平同志身邊、為他當翻譯,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講話政治性、原則性特彆強,說服力、感染力出眾,風趣詼諧,風采過人。

時隔多年,他那口濃郁的四川話,他在日本記者招待會上那句獨一無二的開場白「本人鄧小平,曾經‘三上三下’,‘名聲’不大好」,似乎猶在耳邊。

看《東洋魔女》當同傳

從1956年「八大」起,鄧小平同志就一直擔任黨的總書記,很少出面會見日本客人。因而那一時期我只為他服務過一次,就是陪他看日本紀錄片《東洋魔女》 ,當同聲傳譯。

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日本女排勇奪世界冠軍。一家日本媒體拍了一部紀錄片,詳細記錄了著名「魔鬼教練」大松博文不斷挑戰女性的生理、體能極限,通過常人難於想像的訓練手段,帶出一支在國際比賽中連勝175場的冠軍隊的歷程。

外辦主任廖承志得到此片後,覺得很值得一看。一天晚上,他邀請多位中央領導到中南海小電影廳共同欣賞,並指定我當同聲傳譯。

記得小平、彭真、賀龍等領導人邊看邊議論,講話最多的就是小平同志。他認為,大松固然功成名就,成了一代排球宗師,但他的訓練方法過於殘忍。

記得影片中有一段是大松命令一個防守隊員在限定時間內連續倒地救球200次。只見他站在兩三米外,把幾十個排球連珠炮地砸向那個女隊員身體兩側。那個女隊員起初還能左撲右擋,將球救起,不一會兒,就累得滿身大汗,連站都站不起來,再也無力移動身體伸手救球,而只能勉強用雙手護著頭部不被球擊中。這種情況下,大松依然毫不留情地不斷把球砸向她的身體和頭部,同時大聲喊叫「救球!救球!」,並怒罵“沒出息的東西,不行你就去死吧!”直到訓練計劃規定的200次為止。那個隊員十分吃力地爬起來,滿臉、滿身全是汗水和血水,還低著腦袋向大松認錯,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

小平同志邊看邊搖頭。其他人持不同看法,但他堅持己見,認為刻苦訓練是必要、應該的,但總得講點人道主義,講點科學精神吧。

這時,廖主任插話說,總理正在考慮是否把大松請來訓練中國女排呢。小平同志說,中國男孩子比女孩子吃得了苦,你可以向總理建議,先請他來訓練中國男排吧。大家說著、笑著,離開了小電影廳。

1965年大松應邀來華訓練中國女排,國家體委安排北京、四川、上海、陝西這四支國內強隊的約40名運動員一起接受訓練。

期間周恩來總理幾次來到現場觀看,並詢問情況。隊員們都說苦是苦了點,但很有收穫,就是不習慣這位日本教練常常發脾氣,大聲罵人,特別是幾次用手拍打她們的屁股。後來周總理還專門與大松共進晚餐,委婉地轉達了運動員們的這些意見,勸他不要動手打人。

大松博文來華一個月,把「三從一大」(“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的理念帶到了中國,影響很大。至於小平同志建議的先請他訓練中國男隊,因他表示自己不會訓練男排而作罷。


鄧小平會見日本人士。翻譯為周斌。

日本學者譴責「批鄧」

1976年初,復出主持工作的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國掀起了一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

話,說他希望馬上面見陳楚大使,當面表明他堅決反對中國各地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嚴正立場,並請陳如實向中國政府報告這件事。

井上教授多年來一直對中國十分友好,曾多次來華參觀、講學。他的一大突出貢獻,就是不怕威脅、頂住壓力,1972年公開發表長篇專著,以大量詳實資料,論證釣魚島並不屬於日本,而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我個人也曾有幸多次為他訪華、講學當過翻譯。

儘管如此,我仍覺得這次要談的問題非同小可,便推說陳大使最近很忙,實難抽出時間,容一兩天再作答覆。陳大使為此也反覆考慮了許久,覺得此時確實不便見他,就讓我先與他接觸一下再說。我勉為其難地接受了這項任務。

見面前,陳大使一再囑咐我,多聽少說,對重大原則問題不要輕易表態,更不要與他爭論,可以根據國內指示精神,視情況簡明扼要地講述一下中國這場政治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氣得他當時就關掉了電視。接著,他從兩個方面,詳細說明了他的立場、觀點:

第一,你們中國人口口聲聲都說熱愛周總理,而事實上鄧小平幾年前得以復出,正是在周總理的強力推薦下實現的。嘴裏喊著熱愛周總理、懷念周總理,行動上卻不站出來維護鄧、支持鄧,實在太令人不可思議了。

第二,你們許多中國人都承認,這幾年鄧小平在異常複雜、困難的條件下,推行的「清理、整頓」政策成效很大,各方面形勢比前幾年好得多了。然而你們卻不僅不念他的功勞,還要給他扣上“右傾翻案”的大帽子,把他再次打翻在地。這樣做,你們中國人常講的“天地良心”到哪裏去了?何況這件事情,要比講不講良心重要千萬倍。

面對井上教授這番言辭,儘管我內心深處非常敬佩、完全贊同,但在當時情況下,只能言不由衷、有氣無力地講了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謂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結果是不歡而散。陳大使後來也沒有再見他。

會見日媒評論員

小平同志再次復出時,我已調回國內,被安排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因而多次有機會為他當翻譯。其中有兩次印象很深,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1979年,小平同志會見日本各主要媒體主管社論、評論的負責人組成的訪華團。新聞司原先打算請李先念副總理會見他們,但客人們強烈要求見鄧,當面向他請教日本民眾普遍關心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小平同志雖然很忙,但知道日本客人的上述願望後,同意出面會見。

當天雙方交談的內容幾乎全部集中在應該怎樣評價毛澤東主席的是非功過和毛澤東思想上。

我記得,小平同志講述的主要觀點是:如果全面、公正、客觀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那麼即使毛主席在「文革」前尤其在十年「文革」中犯過一些重大錯誤,但整體來說,他的“功”依然明顯大於“過”,依然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傑出的民族英雄,依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天安門上依然要掛他的像。還有,必須看到,「文革」前他犯的一些錯誤中,也有我鄧小平的一份,不能全部推在他一個人身上。「文革」中我鄧小平雖然沒有犯錯,但也必須看到,「文革」中的許多重大錯誤不少是從「文革」前的過錯中延續下來,並在少數陰謀家的推波助瀾下惡性發展起來,造成重大損失的。同時,更應該看到,毛主席所犯過的一些重大過錯有其十分複雜的歷史、社會原因,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歸結在毛主席個人如何如何上。這樣做,既不公正、客觀,也無助於我們總結、汲取教訓。

至於毛澤東思想,首先必須強調,它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全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革命鬥爭中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一筆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它的靈魂,是實事求是,是尊重實踐、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能因為毛主席在「文革」中犯有錯誤就否定一切,拋棄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不能搞“兩個凡是”,認為毛主席過去講的每句話、每項指示、每個論斷都是真理。不然,今天我鄧小平就不能在這裏,與各位探討問題了。

我清楚記得,後來中央在全面總結「文革」的重要文件中,多處引用、強調了小平同志的上述重要觀點。

近三個小時的會見,日本朋友普遍反映,鄧小平站得高,看得遠,真正是從中國長遠、整體利益出發,考慮和處理問題的。他們還認為,鄧小平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在一句也不傷害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在實踐中大膽破除個人崇拜,堅決糾左,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重大改革,指引十億人民開始踏上現代化的新征程。由此可見,鄧小平不愧是一個極其成熟、高明的政治家和戰略家。

親自與日本企業談賠償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次翻譯,是鄧小平會見日本經濟代表團。

1980年,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下馬了一批工程,決定寶鋼「一期緩建、二期不談」。先前與日本“三菱重工”公司簽署的訂購部分重要設備的合同,也就不能繼續履行了。為此,需要與日方商談。

會見開始前個把小時,我聽在場的外交部、外經貿部、冶金部的好幾位負責同志都說,他們曾幾次建議,對這種具體商務合同案件,不應由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面,而完全可以改由一位級別低一些的同志出面。但建議最終未被小平同志採納。

小平同志表示,在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後,對一些重大涉外經濟案件,特別是由於中方責任造成外方受損的涉外經濟案件,中方的主要負責人都應出面講清楚,該道歉的就當面道歉,該認錯的就當面認錯,該賠償的就全額賠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以一個全新的形象出現在世界上,中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才能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評價和信任。長遠來看,這對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會見一開始,小平同志就開門見山,坦率表示:與貴方所簽的合同不能履行,責任全在中方,中方願意按國際慣例和合同約定進行賠償,賠償金額也按國際慣例和合同規定辦理。

不到20分鐘,事情就完全敲定下來了。日方可能原來估計,向中方索賠,並達成協議,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這個具體商務案件怎麼會由鄧小平親自出面處理。看到這個結果,日方几個負責人紛紛表示十分滿意、非常感謝,並說他們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即中方是一個非常重信義、守合同的合作對象。但是沒有一個人表示願意放棄賠償或少要賠償。會見不到一小時就結束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約兩年後,中央就決定第二期上海寶鋼擴建工程上馬,而且規模遠超原定計劃。

為贏得這個巨額合同,日本和西德的企業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甚至兩國駐京外交機構也都一再出面,從旁協助。下一步究竟與哪一家合作,中方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

國務委員、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訪日時,我擔任翻譯。三菱集團三巨頭(三菱銀行、三菱重工、三菱商事的第一把手)共同邀請、盛情款待,並向張誠懇表示,兩年前中方支付的那筆賠償金(我記得是二千多萬美元),一直原封不動地放在銀行里,分文未用,實質上他們只是代中方保管了這筆資金。如果中方發話,任何時候他們都可以連本帶息,悉數歸還。

儘管如此,當時多數領導人並不看好日本,都認為應該與西德合作。因為,之前一些西德企業一開始就主動放棄了索賠要求。

就此事向小平同志請示時,小平同志說,看起來在與中國合作的問題上,西德企業家比日本企業家眼光遠一些,氣魄大一點,但日方索賠也是按合同辦事,並沒有錯。今後究竟從哪家進口,與哪家合作,應該主要看性價比,看哪家質量好、價格低、付款條件優惠、售後服務周到,特別要看對技術轉讓的態度。這幾點應該成為我國今後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的指導原則。

「我們落後了,但會趕超的」

1978年10月,鄧小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儀式。這是新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訪日。我也隨同前往,負責與媒體的聯絡和翻譯工作。

在大型記者招待會上,鄧小平先作了自我介紹:本人鄧小平,以往幾十年間,曾經「三上三下」,“名聲”不大好。但是我這個人也有長處,就是敢講真話,堅持實事求是。

全場笑聲、鼓掌聲響成一片,嚴肅的記者招待會一開始就充滿愉快、和諧的氣氛。

當天為鄧小平同志當翻譯的外交部老前輩王效賢大姐事後告訴我,她曾多次為多位中央領導當翻譯,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向外國人作自我介紹的。「三上三下」和“名聲”的譯法,讓她足足想了近半分鐘。

招待會上有記者提問:由於職業關係,我們中的不少人曾多次訪問中國,有些人還在中國待過好些年,總感到有些中國部門、單位在接觸外國人時,往往都只宣傳、介紹中國的優點、長處,而有意無意地迴避缺點、不足。請問您怎樣看待這件事情?

小平同志回答:我知道存在這種現象,但自己很不贊成。因為這樣做,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相反我多次承認,今天中國在某些方面還相當落後,而且無需藏著、躲著。因為只有先坦率承認落後,才能千方百計、艱苦奮鬥,努力變落後為先進。猶如一個長相不怎麼樣的婦女,為了使自己也能美麗起來,就拚命整容、化妝,在臉上到處亂劃亂塗,結果不僅沒有變美,反而從一般的「其貌不揚」,變成了誰都不想多看一眼的“奇醜無比”,吃了大虧。今後我們中國絕不可能再做這類蠢事了。

又有記者提問:你怎樣看待日中兩國圍繞「尖閣列島」(日方對釣魚島的稱呼)的爭論?你認為應該怎樣解決?

小平同志答:雙方各有各的主張,這樣爭來爭去、吵來吵去,沒有取得任何結果。今後再繼續這樣爭吵下去,肯定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應該現實一點,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使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兩國間的良好關係,得以繼續保持、發展下去。至於其他問題,可以也只能留待下一代人討論、解決。他們肯定會比我們這一代人更聰明,更有智慧。

後來在從東京乘坐「新幹線」列車前往大阪訪問途中,隨行的幾位日本記者頗為自豪地問道,您乘坐的這輛列車,行進速度世界第一,目前時速可達160至180公里,請問您有何感想?

小平同志答:感到快,確實很快,從車窗向外望去,只見不少樹木紛紛向後倒去。不過我相信,今後我們中國會加緊追趕的,搞得好也許還有可能超過。

前些天,我坐在中國製造的平均時速達到350公里的高鐵上,自然而然想起了小平同志近40年前講過的這幾句話,心裏真是感慨萬千,懷念之情,不能自已。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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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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