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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林彪千方百計想要掩蓋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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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林彪千方百計想要掩蓋的歷史真相

2019年03月21日 17:31 最後更新:17:20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2008.11)

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曾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該文下面的注釋寫道:「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覆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那麼,這個注釋所講述的,到底是怎樣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林彪給毛澤東寫信,問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

大革命失敗後,紅四軍內部爭論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亂。1929年6月8日,在白砂會議上,毛澤東表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林彪專門給毛澤東寫信說:「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對於林彪的這番誠懇勸告,毛澤東心裏十分感激。因為從派別來看,林彪並不屬於毛澤東這邊的,而是從南昌起義隊伍中來的。林彪如此擁護毛澤東,而當時一些曾跟隨毛澤東的人卻反對他,這是毛澤東後來對林彪產生信任的一個重要原因。

6月14日,毛澤東給林彪回了封信,系統地對紅四軍內的爭論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說:「你的信給我以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

然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這嚴重影響到部隊的戰鬥力。在敵人的不斷圍剿中,紅軍屢戰失利。為擺脫困境,前委決定由東江撤回贛南蘇區。就在這次撤離中,紅軍合計損失一千多人,這是井岡山「八月失敗」以來最嚴重的損失。林彪率領的縱隊在撤退中自作主張地打了一仗,儘管打贏了,但卻暴露了目標,因此被朱德給予記過處分。

部隊接二連三的失敗以及本人受到的處分,使林彪一直鬱鬱寡歡。12月28日古田會議召開後,毛澤東重新回到前委書記的職位上,林彪這才精神振作起來。1930年元旦,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觀情緒,對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缺乏信心,反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並建議採用流動游擊的方式來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力。

那麼,林彪這時為什麼會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持悲觀態度呢?其實,大革命失敗後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暴動,使得黨內和紅軍內始終籠罩著一種悲觀情緒。自從跟隨朱德上井岡山不久,林彪的悲觀情緒就開始流露出來,且越來越嚴重。林彪經常說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之類的牢騷話。與林彪同時戰鬥在井岡山的肖克後來回憶說:“在井岡山,林彪曾提出‘井岡山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林彪這種言行的影響很惡劣,但毛澤東當時並未在意。在毛澤東眼中,林彪還是個“娃娃”,他曾對何長工說:“林彪的說法是小孩子之見。”

早在上一年的5月18日,在瑞金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局和紅軍行動計劃時,林彪就在會上發表悲觀言論,主張紅軍在粵贛邊界區域流動游擊。林彪的發言遭到毛澤東的批評。紅軍攻佔福建上杭縣城後,林彪居然幾次向前委寫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蘇聯學習。當時紅四軍高層因為建軍問題爭論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沒有引起毛澤東的足夠關注。一直到古田會議結束,毛澤東重新擔任前委書記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才得以休止,毛澤東才有時間和精力,來針對紅四軍內部瀰漫的悲觀情緒進行一次系統的批評,而林彪的元旦來信,正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毛澤東專門回信,藉機教育全黨全軍

林彪的這種悲觀情緒,在當時的紅軍中比較普遍。因此,毛澤東決定用回復林彪來信的方式,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前途的看法。毛澤東選擇林彪作為「說服」對象有兩個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觀情緒存在時間很長,而且不斷反覆,經常會出現苗頭,尤其在革命暫時遭受挫折的時候;二是基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特殊關係,林彪擁護毛澤東,毛澤東也欣賞林彪的軍事才能。為此,批評、說服林彪,體現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愛護和幫助,並可藉此教育所有持這種情緒的其他同志,而不至於影響黨內團結。

1月5日,利用難得的短暫戰鬥間隙,在古田賴坊一家店鋪的閣樓上,毛澤東秉燭夜書,寫下這封六七千字的長信。

針對林彪信中的觀點,毛澤東直奔主題批評道:

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也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你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的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革命不適合的。

對於林彪悲觀主義思想的根源,毛澤東認為是因為他沒有認清中國的政治形勢。毛澤東要求黨內同志和紅軍指戰員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要認清下面幾點: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本質。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毛澤東在回信中,恰到好處地用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形容當時的革命形勢,指出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雖然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他斷言: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情況,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不遠了。

在信的末尾,毛澤東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熱的語言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的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來到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澤東把信寫完後,不僅把信送給林彪,還要求紅四軍政治部把這封信公開印發,供全軍閱讀和學習,以教育紅四軍所有黨員和指戰員。 回信被收入黨內文獻,歷經波折恢復原貌

歷史斗轉星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問世以後,隨即經歷了頗不平常的命運。

1941年12月延安整風運動中,經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毛澤東親自主持在延安編印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書中收錄了毛澤東寫給林彪的這封信,作為整風的重要文獻,供參加整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後,1942年中央軍委編印的《軍事文獻》,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編印的《抗戰以前選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編印的《黨的路線問題選集》,1947年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續編》,均選用了這封信。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這封信的價值非常看重。

中共中央宣傳部,表示這封信的內容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他本人同意向黨內外公佈,但同時表示:「為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只公佈信的全文,而不必公佈我的姓名,以免對中央內情不了解的人發生種種無謂的猜測。」這份電報由中宣部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隨即做出指示:一、這封信不要出版;二、請陸定一、胡喬木負責將這部選集的書稿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地方標出,並提出意見,待修改後再出版。顯然,出於對林彪的愛護與關懷,毛澤東才做出以上批示。因此,1948年出版的東北書店版和晉察冀版《毛澤東選集》中,就沒有收入這封信。

然而,這封信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由中央統一編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親自主持其事,這封信再次入選。不過,為不引起黨內同志對林彪的誤解,毛澤東將信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明顯可以看出是批評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刪改,公開發表時通篇文章沒有出現林彪的名字。按理說,林彪應知道毛澤東對自己的寬容與愛護,可建國後變得異常敏感的林彪,總覺得這封信及其有關的歷史背景對他是個影響,因此耿耿於懷。隨著野心的膨脹和權勢的增大,林彪更是對這段歷史感到心虛,於是千方百計想要掩蓋歷史的真相。

1969年9月,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被寫進九大《黨章》後,便興緻勃勃回到井岡山故地重遊。由於心情不錯,一向身體虛弱的林彪居然爬山涉水,登黃洋界觀雲,臨小井龍潭聽瀑,到七溪嶺追憶往昔。然後,由葉群找來的一個文人捉刀,填寫了一首《西江月·井岡山》,這首詞寫道:

繁茂三灣竹樹,茫茫五哨雲煙。井岡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涌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誓把敵頑埋葬。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名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鬥志不容稍減。

從這首詞中,哪裏可以看出井岡山鬥爭時期林彪的悲觀主義情緒?顯然,林彪是想一筆勾掉歷史的舊賬。但這種伎倆難以得逞,因為當時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包括毛澤東都還健在。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修訂《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報告。1991年7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周年紀念日正式出版發行,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信被收入其中,標題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過在篇目首頁添加了那個恢復歷史原貌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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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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