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鄧小平：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1978年的春天來得格外早。剛到立春節氣，從北到南的一路暖陽已讓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感受到某種異樣的氣息：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
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的通訊。說的是安徽在省委書記萬里的帶領下，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六條」。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生產隊可以實行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等等。
奇的是這一天該報的第四版幾乎整版是鄧小平出訪緬甸的照片。
。此時，他正在四川與當時的省委負責人談話，小平向這位負責人推薦了這篇文章，接著便去了尼泊爾。臨走時他說：「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迴旋餘地沒有，怎麼能行？」四川領導人心領神會，馬上派人去安徽學習，僅僅兩天後，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頒佈了恢復和發展農村經濟的“十二條”。
——極為特殊的七七屆大學生在1978年春節後陸續入學，那枚白底紅字的校徽給佩戴者帶來了莫大的榮譽。就連仍陷囹圄的胡風的兒子張曉山也在鄧小平的親自關照下，終於在30歲時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這讓更多命運多舛的年輕人看到了希望。
——3月的春天裡，全國科技大會召開，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絕誦——《科學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學》一月號刊登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紙相繼轉載。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現在黨報的報面。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請示報告，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是年，安徽出現百年一遇的特大幹旱，全省大部分地區10個月未下雨，一場大饑荒迫在眉睫。在省委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時任省委書記的萬里在會上說：我們不能眼看著大片土地撂荒，與其拋荒，不如把地「借給」農民個人耕種，多種“保命麥”以度災荒。“借地度荒”的臨時措施，掀動了土地公有制的鐵幕，在肥西縣山南區誘發了“包產到戶”，繼而才有了小崗村的壯舉。那時，在農民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
——這一年，新任中組部部長鬍耀邦，頂住了來自黨內外的重壓，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萬蒙冤者平反昭雪。
——這一年，有12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國家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目睹並領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經濟的脈動。鄧小平一人就4次出訪，行程遍及8個國家。他在朝鮮對金日成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這就是1978年，冰河解凍，大地回暖。
然而乍暖還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質。在一部分共產黨人的心頭，還有一堆尚未解開的心結：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還在大牢里，彭德懷的骨灰還不能進八寶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門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兩個凡是」的陰霾仍懸置在國人的頭頂……
依然是這一年的春天，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總理華國鋒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他總結了16個月來的工作，並提出了「新時期」的總任務：要建設120個大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十大油氣田等高指標。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薛暮橋從人民大會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頓足大哭起來。他邊哭邊說：“這是洋躍進啊，國民經濟要崩潰了，國家還不思改革！”
這個洋躍進，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薛暮橋斟酌再三，提筆給中央寫信。信中直指十年規劃中再次出現的急躁冒進的現象，要求糾正建國以來20多年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特別是要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
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報》的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開始了一場劃時代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並涇渭分明地划出「凡是派」和“實踐派”兩大陣營。這一大討論，成了中國共產黨實現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更是全面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實踐的思想先導。
于光遠：我不清楚是何時、由誰首先提出要召開這個會和怎樣提出來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幾個人對召開這個會都有怎樣的想法
1978年11月5日，鄧小平與夫人卓琳前往東南亞三國訪問。這是1976年以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東南亞。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們前往馬來西亞總理府拜見奧恩總理，彼此暢談起國際形勢。正是在那次會見中，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對外政策就是要延緩戰爭的爆發，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
而就在同一時刻，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的主席台上，華國鋒的旁邊沒有鄧小平的位置。今天，許多關心這段歷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為什麼在那樣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鄧小平竟然沒在現場。
此時，陳雲坐在會議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僅是一名中央委員，除此之外什麼職務都沒有。在一年前的十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否定了讓陳雲進入政治局的提議。但華國鋒會前恐怕不會想到，這個無比喜愛評彈的中共老政治家會在此次會上做出驚人之舉。
多年以後，于光遠回憶說，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會議的由來是什麼，也沒有看到任何記錄，「是何時、由誰首先提出要召開這個會和怎樣提出來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幾個人對召開這個會都有怎樣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開這個會議後，在幾位中央常委之間都經過怎樣的討論，最後又怎樣做出了決定」。他希望研究黨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對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氣候做一簡單回顧：粉碎「四人幫」後，中國政壇「左」的思想依然佔據著主導地位。「兩個凡是」便是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以「學好文件抓住綱」為題發表社論，首次在全國公開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議題是，總結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部署當年的工作任務。華國鋒在報告起草的過程中，指示寫作班子要把「兩個凡是」的意見加進去。
在那次會上，當提到「天安門事件」時，華國鋒依然認定存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對鄧小平的復出，華國鋒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為無論怎樣，鄧小平的問題是毛澤東欽定的。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強調：“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
對此，陳雲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團遞交了會前寫好的書面發言稿。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粉碎「四人幫」後面臨的兩件大事。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陳雲的發言稿沒被允許刊登在會議的簡報上。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的決議。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但「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依然杳無音訊。
1978年9月，當真理標準討論的交鋒愈演愈烈的時候，葉劍英向華國鋒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議，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開個務虛會，讓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左起）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主席台上。（資料圖）
胡喬木：把黨的工作重點由清查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這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在當時，就是三中全會以前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
1978年11月10日，北京，晴。
下午4時，在京西賓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各群眾團體、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到會。
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可容納400餘人。正面的牆上掛著描繪萬里長城的巨幅國畫，畫的兩邊各有一條字幅，一邊是「自力更生」，一邊是“艱苦奮鬥”，天花板上是8座大型花瓣式乳白色吊燈，後方是4根高大的圓柱。
與會者報到後，分別領到了中央工作會議秘書組印發的分組名單。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不編入各組。整個會議按地區分為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6個組，每組指定4個召集人。
這是國務院務虛會議和9月全國計劃會議的繼續，又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預備會。國務院務虛會和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了1978、1979年經濟計劃和相關經濟政策，而這些內容都需要經過黨的全會討論，最後做出決定。依照慣例，此前需要召開工作會議。
今天，翻開很多書籍文獻都有下面這樣一段話：「會前，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從一九七九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翻遍《鄧小平年譜》，沒有找到當時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內容，但卻看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歷史細節：
到1978年夏秋之交，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揭批查工作已經開展了近兩個年頭，許多地方、許多單位、包括軍隊內部一直還在持續著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揭批查，正常的工作很難展開。
1978年9月13日，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進入東北後，他馬不停蹄地視察了遼寧、吉林、黑龍江，然後又來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在「到處點火」，到處談論的是關於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話題。
10月3日下午，鄧小平與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談話。鄧小平說：「這次我在瀋陽軍區講，揭批‘四人幫’運動總有個底，總不能還搞三年五年吧！要區別一下哪些單位可以結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這個百分之十結束了，就轉入正常工作，否則你搞到什麼時候。我們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但是，總不能說什麼都是‘四人幫’搞的，有些事情還要自己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提出工作重點轉移，全黨工作的重心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要從根本上轉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這不僅意味著運動的結束，更意味著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否定，意味著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糾正。這對於華國鋒來說，無論從情感上還是從思想認識上，都很難接受。
胡喬木在1983年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提到了這一時刻：
把黨的工作重點由清查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這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在當時，就是三中全會以前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小平同志這時堅持要轉到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黨的中心任務，可以說是真正的開端，意義非常重大。我們不能說華國鋒同志反對搞經濟建設，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個時候實行這樣一個轉變的，他認為太早了，要繼續清查。
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的開幕式上，華國鋒在談到了此次會議的三項議程之後，說：「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要在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指引下，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要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一起抓。」
陳云：華主席講話中要我們暢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點，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11月10日下午4時，華國鋒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他在宣佈會議開始後，講了這次會議的議題：1、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儘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會上要發兩個文件，一個是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討論稿，一個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的討論稿；2、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3、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第一天，會議氣氛波瀾不驚。
第二天，11月11日，分組討論。
華楠，時任《解放軍報》社社長。他回憶說：「會議前兩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大家準備好發言稿，講話的內容也比較分散，有講經濟工作的，也有講‘兩個凡是’的，沒有什麼互相插話、互相啟發。」
但是，歷史在這時候拐彎了。
11月11日晚，陳雲回到他在朝內小街的家裏，斟酌再三，又一次在枱曆的背面寫下了他的發言提綱。這是他的老習慣了。然後他叫來夫人于若木，為他謄清這個提綱，字比較大，能讓他看起來更方便一些。從上世紀30年代他們結婚始，為陳雲謄抄文件就是于若木的工作之一。
華楠回憶說：「11月12日，會議開到第三天，陳雲同志在東北組發言。我也在東北組，那天開會前十幾分鐘，陳雲從會議室的北門進來，披著大衣，拿著個皮包，走路很輕快，精神煥發，很高興。他走到西邊，坐在西邊前排最南邊的第一個位置。那天會議的主持人是楊勇，我坐在他後面，我對楊說，陳雲同志來了，帶著皮包，應該叫陳雲同志發言。楊勇說，你提醒得好。不一會兒，會議一開始他就說，請陳雲同志發言。」
陳雲的發言是一口氣講下來的。他的開場白首先提到了十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工作會議：「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我有個發言，沒給登簡報，這次發言我希望登簡報。」
陳雲說：「我完全同意中央關於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意見。但是，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有所顧慮。有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
陳雲講了六大問題，彷彿在平靜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顆重磅炸彈：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二、對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志應給以複查，如果並未發現新的有真憑實據的叛黨行為，應該恢復他們的黨籍。“七七決定”、1941年決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兩面政權”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對他們做出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這對黨內黨外都有極大的影響。不解決這些同志的問題，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鑄、王鶴壽等七七抗戰後由我們黨向國民黨從監獄中要出來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在結論中留有“尾巴”。應由中央組織部複查，把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中去考察，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像現在這樣，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應該結束。
四、彭德懷同志對黨貢獻很大，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五、關於天安門事件，現在北京有人也提出來了，還出了話劇《於無聲處》，天安門事件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顧問，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其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
陳雲濃重的吳語普通話蓋過了會場所有的雜音，代表們詫異、驚愕、興奮，心情隨著陳雲拋出的一個比一個更有力量的炸彈而跌宕起伏。
陳雲最後說：「華主席講話中要我們暢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點，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陳雲的發言，在會場引起強烈反響。他所提出的歷史遺留問題都是此時黨內外極其關注的重大問題。大會當即就將陳雲講話印發了簡報，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這份不同尋常的簡報，整個會場氣氛頓時熱烈起來，各組發言的重點迅速集中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上來。
在陳雲發言之後，接著趙健民在東北組揭發了康生的問題，姚依林、陳國棟、陳漫遠、程子華、馬文瑞在華北組講了61人案、天安門事件、康生和謝富治的問題。13日上午,肖克在華東組明確表示，陳雲講的問題有關安定團結，有必要加快解決。
但是，在13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華國鋒仍按照他原來的設想，宣佈：「從當天下午開始，會議轉入討論農業問題，用6天時間。」
為配合華國鋒確定的會議議程安排，紀登奎緊接著就《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施行草案）》兩個文件作了說明。
然而多數與會人員並沒有服從這個安排，仍然圍繞著歷史遺留問題展開討論，而且火力越來越猛，提的問題越來越多，還對中央某些負責人提出了意見。
萬里：「陳雲提出的五個問題要解決，不然人民心裏不舒服。」
聶榮臻：「關於案件問題，陳雲在這次會上首先提出來，我很同意。這類問題相當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漢的‘百萬雄師’、四川的‘產業軍’等等。」
陳丕顯：「上海的‘一月風暴’問題應該弄清楚。」
康克清：「凡是林彪、‘四人幫’強加於人的一切污衊不實之詞，都應予以推倒。康生、曹軼歐血債累累，這樣輕輕過去，太寬了。」
胡耀邦：「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現在全國脫產幹部（包括文教）1700萬人，立案審查的約佔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審查的基層幹部、工人、老百姓和他們的直系親屬，將近1億人。這麼多人的問題解決不好，就很難同心同德，充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危害團結的因素就消除不了。」
從這時開始，華國鋒控制不住局面了，會議逐漸脫離了他所設置的軌道。
曾濤：加標題發稿是我們新華社的慣例，這事由我們負責，你不必管了
在《葉劍英年譜》中，記載了一個頗有意味的細節：11月12日陳雲發言當天，葉劍英對華國鋒說，「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以免中央被動。
葉劍英是華國鋒至為信賴的前輩政治家。相信這一席話對華國鋒的觸動極為深刻。
此時，在京西賓館的會場外，還有一個會議，這就是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這是一個特殊的常委會。9月，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開幕，此時吳德依然是市委第一書記，一個月後，吳德被免職，林乎加從天津調北京取而代之。常委會擴大會繼續召開。11月11日，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關於「天安門事件」依然沒有結論。代表們對此反應極為強烈。會議的公報幾經修改，仍未能最終敲定。11月13日，市委進行會議總結。晚上，最後擬定會議公報。
稿，到會同志強烈要求在報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話。”
林乎加的報告並沒有提及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要求。
據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信上畫了圈。這就是後來各種史書文獻上所記載的：「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清明節……」的由來。其實，作為常委之一的鄧小平此時尚未結束在新加坡的訪問。他肯定沒能親自在上面畫圈。
中央常委們的審閱和批複應該是在當天中午之前完成的。
因為當天下午，市委常委會召開新聞發佈會，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周鴻書也應邀到會。新聞由北京市委第三書記賈庭三發佈。他講著講著，離開了講稿，從桌邊拿起一張紙，念了一段話：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愿。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這就是政治局常委畫圈同意另外加上的那段話。這段話里沒有一處提到「天安門事件」，但是，老記者周鴻書卻從中聽出了弦外之音。他敏感地意識到，這段話實際上是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一散會，他驅車匆匆趕往新華社，找到國內部主任杜導正，彙報了會議情況，問他是不是能將這一段內容單發。杜導正說：爭取吧。
周鴻書又匆忙返回北京分社，琢磨了很久，決定先寫一篇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部分內容放在文內，然後另外再單寫一條消息，爭取單發。
當天晚上10時許，周鴻書送北京市委書記審核的稿子有迴音了。市委書記毛聯珏給周鴻書打來電話說：「老周，你送的會議消息我看過了。如果就照這樣來發，我這裏通過了。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拿出來單發，我定不了。這得請示乎加同志。」緊接著他又補充一句：“恐怕他也定不了。”
周鴻書通告新華社國內部：大稿子已經通過，你們處理吧。
晚上，國內部的編輯們誰也不踏實，他們找到副總編輯穆青，說出了他們的編輯意圖。穆青很贊成，立刻就讓他們摘出幾百字，其餘的統統不要。
為慎重起見，穆青打電話找到社長曾濤商量，當時曾濤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穆青把這個意見告訴了他，並說：你現在正好在會上，可以徵求其他同志的意見，聽聽可不可以這麼做。
「天安門事件」的消息。
討論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後杜導正說：咱們做兩個方案，一個是把「天安門事件」平反放在導語裏，把稿子整個調整一下。第二個方案是拿出來單發，最後由穆青來定。
稿子寫完後，舒人加了一個標題：「中共北京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然後送到穆青處。穆青又將稿子發給曾濤。
在京西賓館，為這篇稿子，曾濤又扯進來另外幾個人，他們是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以及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于光遠。
胡績偉回憶說：
這天的午飯後，新華社社長曾濤把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楊西光和我找到他住的房間裏，與我倆商談。……看了這個消息，我們都很興奮，認為這是一條能夠引起轟動的頭條新聞。楊西光說，應該標一個鮮明醒目的題目。可是要標明「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完全是革命行動」，文字太長，不能成為標題。我想了一想說，不如索性標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他倆都贊成，認為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標題。因為中央一直有人說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是「反革命事件」，這個新聞和標題就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翻案。
為了更慎重，我們還特地把于光遠同志請到曾濤的房間來，徵求他的意見。
于光遠後來回憶道：
……我先看了他們擬的新聞稿，然後把桌上放的那張《北京日報》看了一下，特別仔細地看了其中他們划了道道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那幾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新聞稿的標題和北京市委會議上的那幾句話不完全對得上號……但我轉念一想：市委會議關於天安門事件那段話，與我記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話相比，有很大的進步，甚至可以說翻了過來。市委的那幾句話雖然沒有寫明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如何如何，實質上是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為中央沒有表態，不敢明白地寫出來。現在新華社發出一條新聞，加上他們擬的那個標題，把市委幾句話的實質點破，也許可以促使這個問題的徹底解決。
最終，于光遠也表示贊成。
話給穆青，說：「怎麼樣？穆青，下決心就這麼發好不好？」
穆青說：「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麼發。」
曾濤又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著我一塊去。」
穆青回答：「行，我跟你一塊去。」
波向全中國發佈了這條重要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第二天，中國的許多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以通欄大標題刊登了這個只有239個字的消息。
當天的《人民日報》送到京西賓館會場的時候，舉座皆驚。代表們興奮地爭著去跟曾濤握手。
于光遠還記得，那天上午8點多他去西北組住地的會議室，紀登奎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後來忍不住了，說了一句「像這樣大的事，總應該在政治局談一下才對」。他是政治局委員，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事先他一無所聞。當時在場的人幾乎同時說：“這麼做有什麼不好？”“新華社發出這條新聞實在太好了！”紀登奎就不再出聲。
胡耀邦看到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嗔怪胡績偉：你們事先也不打個招呼！
晚上吃飯的時候，江西省委書記白棟材和新疆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汪鋒，都對曾濤表示，如果你因此在新華社呆不下去，歡迎你到我們那兒去。
北京市委會議的話與事實有無出入？”林乎加說：「沒有。」曾濤就說：“加標題發稿是我們新華社的慣例，這事由我們負責，你不必管了。”
宗福先：最後決定調我們去北京演出的是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同志
11月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用通欄標題刊登了這條新聞——《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這一版報紙的下方，還發表了署名「特約評論員」的長篇評論《人民的願望，人民的力量——評話劇〈於無聲處〉》。此前，陳雲在12日的發言中，也特別提到了這齣戲。
1978年5月，上海熱處理廠青年工人宗福先利用病休的時間，花了20多天寫下了那部推動歷史的話劇劇本《於無聲處》。30年後，當記者們蜂擁而至採訪宗福先時，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卻是：「這部戲不屬於我，甚至不屬於我們。」
作為上海的一名普通工人，在1976年那個特殊清明節里，他也同樣感受到了千里之外天安門廣場的悲壯氣氛。4月6日，他在上海火車站旅館遇見一位剛從北京過來的朋友，宗福先回憶說：
他為我展示出一幅悲壯、雄偉的畫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紗遍地淚如雨。這個消息對於我是陌生的，可這種情感、這種氣氛，對於我卻是熟悉的！聽著聽著，我熱淚盈眶……我們站在旅館的大廳里，他全然不顧周圍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詛咒那幾個「狗男女」……
這位年輕的工人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壓抑和憤懣，直至兩年後他用「於無聲處聽驚雷」的詩句作為自己話劇的名字，這是1934年魯迅在中國最黑暗的暗夜裏寫下的詩句。
1978年9月23日，《於無聲處》在上海工人文化宮的小劇場上演，主辦方甚至不敢把戲對公眾開放，只是邀請了自己的家屬和親朋好友們來觀戲。嘈雜的劇場隨著戲劇情節的發展，越來越安靜，當最後一句台詞「人民不會永遠沉默！」喊出時，劇場內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接下來，一場接一場，一連演了40多場。話劇從小劇場搬到大劇院，那時候的上海真的是一票難求。《文匯報》很快發表了長篇通訊，題目就是「於無聲處聽驚雷」。
此時，身在北京的新任社科院院長鬍喬木看到《文匯報》的文章後，立刻飛赴上海，專門觀看演出。
視台要求上海電視台向全國實況轉播《於無聲處》，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沖還親自到演播廳里來看戲。
此時，在舞台上，「天安門事件」已經得到平反，但在京西賓館，雙方勢力還處於拉鋸、膠著狀態。
1978年11月13日，《於無聲處》劇組接到即刻進京演出的調演令。
宗福先後來轉述馬達的回憶：最後決定調我們去北京演出的是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同志。馬達，時任《文匯報》總編輯。
這樣描述北京首演現場：
劇終，燈光驟亮。曾經參加過天安門事件的首都群眾代表走到舞台上。他們當中，有的曾在廣場上張貼過第一張聲討「四人幫」的戰鬥檄文，有的曾冒著危險傳抄、珍藏過廣場上的革命詩文。一些在被「四人幫」投入監獄、在被審查期間從未屈服的人，這時眼裏閃動著淚花。
已相當內斂。事實是，那天許多人哭著、抽泣著，擁上舞台，擁住了台上的演員們，他們中大多數是「天安門事件」的親歷者，甚至還有一些是剛剛從大獄中出來的。
11月19日，劇組專門在京西賓館為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演出了專場。
胡耀邦：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1978年11月14日晚，鄧小平從東南亞回國。他很快來到了葉劍英的住所，兩人就中央工作會議的進展充分進行了溝通。他們還談到了「中央要加強集體領導，反對突出宣傳個人」的問題。這顯然是有所指的。
從這一天開始，會議的進程已不可能再像華國鋒會前安排的那樣轉入討論經濟問題，幾乎所有的小組都在陳雲發言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拓展。
11月19日，華國鋒與湖北省領導座談，他很中肯地說，會議開得好，暢所欲言。
他說，會議時間要延長，不能按預期完成任務。
他還講了「六十一人案」、陶鑄、楊尚昆、「二月逆流」要平反；彭德懷骨灰要放入八寶山。
但緊接著，華國鋒說：「這條消息就不登報了。」
他也談到康生、謝富治民憤很大，應該揭發；然後他又談了對陳錫聯、吳德、紀登奎問題的處理意見。
很顯然，這與小平回來後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的結果密切相關。
中央常委們認為，有必要對幾項有關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作出決定，經過討論，中央常委決定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
11月25日，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下午4時，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會上宣佈：
一、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二、關於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問題。中央認為，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中央政治局決定，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銷。
三、關於「二月逆流」問題。中央認為，所渭「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幫」顛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謂「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複名譽，受牽連和處分的，一律平反。
四、關於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問題。現已查明，這是一起重大錯案。中央決定為這一重大錯案平反。
五、關於彭德懷同志的問題。彭德懷有重大貢獻。歷史上有過錯誤，但過去懷疑他裏通外國是沒有根據的。其骨灰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六、關於陶鑄同志的問題。陶鑄同志是老同志、老黨員，在幾十年工作中對黨、對人民是有大貢獻的。經過複查證明，把他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
七、關於楊尚昆同志的問題。過去把他定為陰謀反黨、裏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對楊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八、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問題。他們有很大民憤，對他們進行揭發和批判是合理的。
九、關於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決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對於曾經分裂為兩大派的群眾組織，要妥善處理，不能引起派性鬥爭；要引導群眾向前看，消除資產階級派性。
在宣佈上述幾條決定前，華國鋒說：「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家一致贊成，認為中央的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適時的。」
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講話不僅為「天安門事件」正式平了反，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迴避歷史遺留問題。不僅如此，代表們還從這一講話中感受到一種久違了的氣氛，這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暢所欲言的民主氣氛。代表們為華國鋒的講話熱烈鼓掌。
這天晚上，胡耀邦離開會場，難得回了趟家。在家裏，他興奮異常，第一次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向家人談起了會場的情形。這一天，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也激動難耐，他在日記本上記下了父親的感言：
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葉劍英：華主席提出今後寫報告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寫“黨中央”就行了，這是謙虛美德。這種謙虛是非有不可的
11月26日，至此會議已經開了整整16天,這原本應該是會議結束的日子，但是會場上蕩漾的活躍、興奮和暢所欲言的空氣，讓會議毫無懸念地往下延伸著。許多代表在興奮之餘，又感到深深的遺憾：華國鋒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條結論中，絲毫沒有提及從5月份以來在媒體上掀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隨後，代表們的發言繼續向縱深拓展。
胡績偉：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我們不同意，但至今沒有公開批評。
耿飈：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反對「兩個凡是」的提法。
金明：「兩個凡是」是“按既定方針辦”的變種。
秦基偉：思想不統一，行動很難統一，例如「兩個凡是」、真理標準問題，中宣部、《紅旗》雜誌至今仍然不表態，群眾有猜測、有議論、有憂慮。
陳鶴橋：真理標準問題，不僅《光明日報》發了文章，鄧副主席也有講話，《紅旗》不表態不正常，中宣部長持什麼態度，令人難以理解。
于光遠回憶說：
25日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時任衛生部部長——引者注）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場上的確非常錯誤，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在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言中涉及汪東興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但我們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這樣做對會議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也想過最好請示領導得到同意後才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不便。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上第一個站出來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江一真說：汪東興在1976年12月說過的「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在1975年）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江一真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上的態度，以及汪東興在北京醫院揭批「四人幫」時庇護劉湘屏（曾任衛生部部長）等事情。
江一真發言後，于光遠和楊西光在西北組做了聯合發言，他們著重批評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後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真理標準討論等事情。
從這以後，不少人也打消了顧慮，與他們相呼應的發言慢慢地都出現了。西南組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第一人是胡績偉。
指責《實》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
「以後各分組對汪東興的指名批評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許多汪東興的錯誤言行，有的發言用的語言還很尖銳。」于光遠說。
但是，形勢的推進也並非那麼平滑。25日之後，當看到華國鋒講話中並未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下結論，「凡是派」的聲音也漸漸響起。
在那個會場上，作為「凡是派」代表發言的大致有：李鑫，時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吳冷西，時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熊復，時任《紅旗》雜誌社社長；張平化，時任中宣部部長。
他們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了指責，不贊成把真理標準的討論看成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係國家命運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樣的討論會引起國內外對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擔憂。不贊成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實際上是在引導人們去議論毛主席的錯誤。
這些發言當時也發了簡報。
12月3日，熊複發言：「在關於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中，有的文章的內容，直接間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種誘導人們去議論毛主席的錯誤傾向，我認為是不恰當的。《紅旗》在這個問題上表態確是太遲了，不過從國外猜測的主要內容來看，主要的猜測是說我們在實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錯誤，在重新評價毛主席。這卻不是《紅旗》能夠負責的。」
對於他們的發言，很多人不滿意，紛紛予以反擊。代表們說，我們不能把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維護毛主席的旗幟對立起來，更不能以此為推行和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辯護。用國外渲染的“非毛化”來責難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萬里發言：「當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公開化了。這是黨內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是關於如何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四個現代化的鬥爭，不只是一個理論之爭。」
徐向前在發言中說：「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對我們的工作影響很大，它關係到我們究竟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
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對頑固堅持「兩個凡是」立場的領導人應予以處理或調離。
對此，鄧小平很快明確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聽取各組召集人彙報，在討論中鄧小平說：「現在世界上就看我們有什麼變動，加人可以，減人不行，管你多大問題都不動，硬著頭皮也不動。這是大局。外國好多人和我們做生意，也看這個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時，鄧小平又強調了四個問題：
一、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算我一個請求，要以大局為重，道理在你們，在群眾。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識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確的。……
二、對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對那幾個同志要批評，但不能動，實際上不止他們幾個。現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鬥爭。對那些大家有意見的人，過關算了。檢討沒有全過關的，我們過去也沒全過關嘛。
三、關於「上」的問題，至少加3個政治局委員。太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加上幾個什麼人？陳雲兼紀委書記；鄧大姐，胡耀邦。夠資格的人有的是，如王鬍子（指王震），也夠格。兩個方案，一個3個人，一個4個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不能選中央委員，想開個例，補選一點，數目也不能太多。有幾個第一書記還不是中央委員，如習仲勛、王任重、周惠，還有宋任窮、韓光、胡喬木、陳再道。將來追認就是了。
四、1957年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但後來擴大化了。對「文化大革命」要迴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華幾個青年貼大字報說：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這個水平很高。
在11月27日晚上，鄧小平還講了這樣一段話：「……現在報上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躍，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但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後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報紙要十分慎重。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了……」
這個談話當時在會上並沒有傳達，但是還是流傳了出來，這被看作中央對真理標準問題的一個明確表態。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汪東興在會上作了檢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會作了書面檢查。
這一天，是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大會，華國鋒也作了檢查。
就此，葉劍英說：「民主作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華主席對‘兩個凡是’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華主席提出今後寫報告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寫‘黨中央’就行了，這是謙虛美德。這種謙虛是非有不可的。」
鄧小平：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後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
早在這次會議之前，胡喬木就作為鄧小平講話稿的起草人為他準備了一份講稿，這也是依照小平本人的意思做的準備。講稿內容有二：第一部分論述了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幾方面的歷史意義；第二部分論述如何實現這個轉變。
從中也可看出，會前在小平思想里，只要說服中央委員會贊同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達到了會議的目標。
但是到了會議期間，會議形勢出乎意料地發生了變化，僵局已被打破。鄧小平也敏銳地覺察到歷史性轉折的機遇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一下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了。
鄧小平找到胡耀邦說：「這個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重寫。」
鄧小平親擬提綱，並提出了整體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于光遠等在家中談話，談講話稿的重新起草問題，並拿出了自己親筆所寫的講話提綱。在重新起草和修改過程中，鄧小平又與起草者談話，逐條逐字地審閱，並親自擬定講話的題目。
大約過了28年，于光遠有一天在故紙堆里翻出了一份珍貴的手稿，竟是當年鄧小平親自擬定的講話稿，老先生激動萬分。
他回憶說：
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裏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是八個問題。
鄧小平首先說：想了一下，不准備長稿子。第一個問題是對會議的評價。他說：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後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於安定團結，（又有利於）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個問題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他說，這個爭論（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他提出要解決新的問題，全黨全民要開動腦筋。
第三個問題是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他指出：現在這個時期更要加強民主。集中那麼多年，現在是民主不夠，大家不敢講，心有餘悸。
第四個問題是向前看。他說：這個會議向後看解決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乾淨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還說，安定團結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要糾纏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讓時間來說清，過一段時間再說這個問題，沒有一點虧吃。
第五個問題是克服官僚主義。
第六個問題是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先好起來。他說這是一個大政策。
第七個問題是加強責任制。
第八個問題是新措施新問題。
小平有如此詳細的提綱，又做了如此具體的談話，我們這些起草的人就好辦了。從鄧小平那裏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就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那個著名的講話，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標題也是小平親自擬定的。講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歷史轉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指出了「文革」以後中國向何處去的正確方向和指導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論視角，啟發了全黨的思路，振奮了人們的精神，對於推動整個國家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從此成為中國人民團結奮鬥、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的基本口號，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宣言書。
話，要求再修改發言稿，以呼應鄧小平的講話精神，鄧力群為此寫到凌晨3點，以至來不及送印，葉劍英只好以那個稿子在大會上宣讀。
13日，大會舉行了閉幕會，中央工作會議本該到此結束了，可代表們感到鄧小平講話非常重要，紛紛要求延長兩天來學習和討論。直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才真正落下帷幕。
又過了三天，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飛舞。上午10時，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召開。此次會議僅僅開了5天。
後來發表的三中全會公報說：
會議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全會在正確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後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偉大轉折。從今天看，1978年隆冬的這個會議，根本就是中華民族的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它的深遠意義已經顯現並將繼續昭示於世。
華國鋒：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整整30年過去了，今天，所有的主流媒體都在尋訪這30年的歷史軌跡，都在追憶這30年的情形與音畫，回溯至源頭，我們看到的竟是一個如此絢麗多姿的中央工作會議，它依然散發著無窮的魅力，讓每一個尋訪者為之怦然心動。
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以87歲高齡謝世。中共中央給予這位中共前高級領導人以極高的評價。更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也高調撰文說：
為何「《實》文」能夠公開發表？為何全國報紙能予刊載？為何各地黨、政、軍領導同志能各自表明態度？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有關，儘管這時黨內民主仍是有限的，僅及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間卻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
……
華國鋒同志的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同志、了解華國鋒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
……
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引發的歷史的漣漪，越過30年的歲月，依然在歷史的長河中激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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