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島叔聽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一次貧困縣退出的第三方專項評估檢查中，評估組「抓」到一個疑似漏評戶，給縣裏反饋後，縣長親自到現場核查。因證據確鑿，縣長當場落淚：“這個我們認了……”
就因為多了一個漏評戶，縣長竟被逼落淚。
一
事實上，當前全國的脫貧攻堅工作，已進入「摘帽」高峰期，幾乎就沒有出現過評估檢查通不過的情況。連第三方評估的專家都說，其實一個地域範圍內，大家的基礎條件都差不多，每個地方都拼盡全力攻堅，結果能有多大差別呢？這個縣在第三方評估中被發現了個別的漏評戶，實在影響不了脫貧摘帽的大局。
但縣長為什麼會落淚？
原來，該縣所在市除了規定領導幹部在脫貧攻堅任務未完成的情況下，不能調動崗位，市委市政府還專門規定，根據第三方評估的分數對各縣脫貧攻堅工作排名，把排名情況作為領導幹部提拔的重要依據——比重高達70%！
這也就難怪，縣長就因為多了一個漏評戶而當場落淚：也許，提拔與否本身不是關鍵，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和手下一干扶貧幹部累死累活，好不容易脫貧摘帽了，竟然還要落得個「差評」！這個委屈向誰說？
二
第三方評估這個事，值得說道說道。
作為技術治國的表現，第三方評估及其所運用的一套「科學」、標準的評價體系，的確比傳統的政策評估方式來得“客觀”一些。貧困縣退出採用這個方法本也無可厚非。然而，所有的技術和評價，都有其限度。如果對客觀情況不加分析、不加辨別，機械執行，就容易陷入技術迷思，反而助長新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一種情況是，很多地方政府「任性」使用第三方評估結果，扭曲了評估的科學性。
比方說，就抽樣調查的原理而言，A縣有1個漏評戶，B縣有2個漏評戶，都在誤差範圍內，最終呈現的分數可能是：A縣94分，B縣92分，但這並不能反映兩個縣的脫貧攻堅工作有何實質區別。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非要搞績效排名，把一兩分的差距當做優劣的判斷標準，這就有點機械了。
島叔算是走了不少貧困縣，也跟蹤調查了很多地方的脫貧攻堅工作。平心而論，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的繁重工作很令人感動。為了實現脫貧摘帽，幾乎都是拼盡全力。如果僅僅是因為一個漏評戶而得個「差評」，那就太委屈也太冤枉了些。
還有一種情況是，所謂的第三方評估，僅僅是掩蓋上下級關係扭曲的遮羞布而已。客觀講，第三方評估是監督基層工作的手段，目的還是為了促進工作。但合理的監督沒問題，故意折騰找茬就毫無道理了。
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上級對下級的不信任，對基層的懷疑，幾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島叔的一些朋友參與了第三方評估，據他們說，一些省扶貧辦作為「委託方」，話里話外都透露出對基層的不信任。這種信息明確傳遞到第三方，則第三方就會想盡辦法「找茬」。
三
凡此種種，一方面說明上下級之間缺乏信任阻礙治理現代化；另一方面也說明政府部門對第三方評估等治理技術存在較大的誤讀。
本質上，貧困縣退出第三方專項評估是政府績效評估的一種。本意就是通過「評估」來代替“監督”。“監督”是為了懲戒，為了落實上級監管部門的意圖，對基層具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但評估則更為柔性，目的無非有二，一是總結基層成功經驗，二是查找工作漏洞，但都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工作。需要三方都出於一顆公心，一切從工作實績出發，坦坦蕩蕩。
但如果把評估簡單等同於「找茬」，那就變成“貓鼠遊戲”，變了味。作為“發包方”的省級扶貧辦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圍繞著脫貧攻堅的“問題”而展開工作。評估方為了贏得“發包方”的歡心，總是想盡辦法「抓」問題，找各貧困縣的瑕疵。被評估方（貧困縣）為了獲得好成績，不僅自身工作要紮實——如事先“演練”，請評估專家來指導，讓有關評估團隊“預估”一遍，還要想盡各種辦法盯緊評估方的各種動作。比如，評估方好不容易訪談到一個自稱因家庭原因而輟學的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結果第二天鄉鎮幹部就做通了學生及家長的工作，改口說是因為自己是厭學而退學。這樣，便成功排除了一個“錯退戶”。
簡單說來，在貧困戶退出機制中，那些「第三方評估」等現代治理技術，在提高治理精準度的同時，卻也存在著機械化、片面化、唯一化的問題，反而強化檢查評估中新的形式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形成了一定意義上的「技術霸權」，排斥其他的治理方式。
比如，扶貧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基層幹部既要扶貧，又要扶志。然而，第三方評估的內容主要是「三率一度」，“漏評率、錯退率、綜合貧困發生率”都是客觀指標，但“群眾滿意度”確實一個主觀指標。如果說“三率”可以通過加大投入來解決的話，群眾滿意度卻有更為複雜的背景。甚至於，連第三方也很清楚，貧困戶裏面客觀存在“懶漢戶”，而這一部分貧困人口恰恰容易依賴政府，也更有可能提出各種無理要求。為了讓他們“滿意”，扶貧幹部大多時候只能選擇妥協。導致的結果是，“扶貧先扶志”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反而被忽視了。
二是擴大了「官僚病」，形成了「技術專權」。
帶著專業主義的光環，第三方評估的結果被認定為更有權威性、客觀性。如果真正遵循績效評估的原則，倒也還好；然而，它一旦被吸納進政策監督的軌道，在無形中強化了上級的專斷權力。在傳統的上下級關係中，下級受到不公待遇，還可以通過不同的渠道申訴；但在「技術專權」面前，下級對上級幾乎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能力。
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縣長會當場落淚？他面對的是一種無法言說的憋屈——能怪誰呢？上級、第三方，還是自己？似乎都怪不上。要怪只能怪運氣實在太差。
四
所以，一些貧困縣為了消解「技術霸權」和「技術專權」所帶來的問題，只能選擇與掌握技術的“專家”和設置技術權力的上級鬥智斗勇。
比如，迴避評估。很多貧困縣為了防止「獨居老人」被評估組注意到，要求五保戶進養老院集中供養——無論他們願意與否。比如，與評估方周旋。儘管評估有明確的紀律，如遵守八項規定，但仍有極大的人情交換空間。一些並不重要的做法，很可能會影響評估結果。
評估紀律要求評估方在評估過程中吃住自己負責，但又規定地方政府要協助後勤保障。一些地方為了「討好」評估方，會以遠低於市場價的價格讓評估組入住當地酒店。一旦評估組不講情面，扣住小問題不放，地方政府就可能以此作為討價還價的理由。甚至，評估組“態度惡劣”也會成為被申訴的理由。久而久之，評估組也學乖了，所有與地方政府的接觸都錄音。
脫貧攻堅到了今天，基層能做的基本上都做了，有些難以改變的問題也有著根深蒂固的原因。脫貧攻堅為基層治理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創新，技術治國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我們在運用技術治國的同時，也切不可忽視長久以來形成的一套難以量化，但卻行之有效的基層治理規則。在這方面，需要尊重基層治理的邏輯，尤其是要對基層幹部給予基本的信任，讓制度有點溫度。
中央強調，2019年是「基層減負年」。減負不光是減文山會海，減督查檢查，還得減壓，減基層幹部的精神負擔。
我們常說，要分清九個手指頭和一個手指頭之間的關係，任何工作都有可能百密一疏。看一個地方的幹部狀態和工作情況，得看主流。在當前的脫貧攻堅戰役中，絕大多數地方幹部都是積極的，也確實鍛煉了一大批幹部。在戰役取得成功之際，他們需要獲得更多的承認和肯定。
希望那些為脫貧攻堅事業盡心儘力的基層幹部們，多點歡笑，少點眼淚！
文/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