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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破裂前夕,毛澤東的彷徨與陳獨秀的掙扎


陳獨秀

 陳獨秀的掙扎與毛澤東的彷徨

平心而論,陳獨秀從心裏不贊成農民運動。他是大教授,雖然從事的是喚起民眾的革命,但廣大農民真正起來了,他又怕得要命,屬於毛澤東所說的「葉公好龍」之類。陳對農民的定義是:“農民佔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 , 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慾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畏難苟安 , 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 。”

所以,陳獨秀一方面盡量遷就汪政權,一方面下令糾正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為。而領導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和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不同意陳獨秀、鮑羅廷一味退讓的立場,中共中央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作為代理中央秘書長的蔡和森感覺很難辦。他說:“五次大會後,好幾位重要首領牢騷滿腹,善使性氣,秘書廳工作是最難做的。”(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陳獨秀不能容忍蔡和森這個處處與他對立的秘書長,6月底改由鄧中夏接任,蔡和森只好到毛澤東家養病去了。

毛澤東預感到風雲將要突變,一場劫難很快就要來臨,但自己的主張又不為鮑羅廷、陳獨秀等決策者接受。他獨自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黃鶴樓前。面對滔滔長江,填詞表達他內心的憂慮:「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後來,毛澤東解釋寫這首《菩薩蠻•黃鶴樓》時的心情:「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毛澤東 1958 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上的批註)

陳獨秀也明白,汪精衛的立場逐漸右轉,與共產黨分手是遲早的事情。在這個時刻,敢不敢同國民黨決裂,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是中共中央面臨的一大抉擇。陳獨秀後來回憶:「蔣介石、李濟深相繼屠殺工農後,國民黨日益看輕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汪精衛及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的反動態度與政策日益發展。我在本黨的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兩黨聯席會議時說:‘我們和國民黨的合作日益入於危險,他們和我們所爭的,表面上好像是……各個小問題,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放棄領導權,或是和他們決裂。’會議上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報告。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已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當時只有任弼時說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和秋白談論此事,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鮑羅廷商量,他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下去。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的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才消極地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陳獨秀的這些心聲是日後回憶時的感嘆,當時的表現還是盡量維護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係,並壓制黨內與國民黨決裂的呼聲。

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犯了致命錯誤

「馬日事變」後,形勢日益惡化。江西的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6月5日轉向右派。他沒有殺共產黨人,而用“禮送出境”的辦法 , 把在江西政府和軍隊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方誌敏等22人召集起來,每人發200塊大洋,讓他們離開南昌。隨後,朱培德宣佈南昌戒嚴,禁止工農運動。

共產國際也在關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化。在 1927 年 5 月 18 日至 30 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面對中國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仍認為「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 汪精衛是可以依靠的左派。會議最後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 提出開展農村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群眾,但堅決反對退出國民黨,積极參加武漢政府的活動, 並不指名地批評了陳獨秀對上述問題的動搖態度。

在共產國際會議結束的當天 ,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給鮑羅廷、羅易和蘇聯駐漢口總領事柳克斯發出指示電。主要內容是:1.進行土地革命。通過農會從下面實際沒收土地。同時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但不能動用軍隊。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暫時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變國民黨領導層人員的構成 , 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同時依靠工農組織中的數百萬人擴大國民黨地方組織。4.動員兩萬共產黨員 , 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 , 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5.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軍事法庭 , 懲辦迫害工農的反動軍官。這就是「五月緊急指示」。

6 月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 陳獨秀表示:「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為什麼呢?他在後來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對當年國際的指示進行了逐條批駁。陳獨秀認為:“企圖在國民黨內執行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頭上左傾的機會主義,根本政策一點也沒有轉變,等於想在糞缸中洗澡。”

周恩來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對的,他在延安整風時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篡黨篡政篡軍,搞土地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篡黨;把農民協會變成為鄉村的政權,這就是篡政;組織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篡軍。」

在這個關鍵時刻,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竟然把電報拿給汪精衛看。用蔡和森的話說,羅易是中了「汪毒」。汪精衛看了電報,明白了國際指示中共的意圖,決心分共了。他後來說:“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走一個,更無他法。”

羅易的泄密,使汪精衛確立了分共的決心。這時,素有「倒戈將軍」之稱的馮玉祥也開始轉向反共。他得到了蘇聯的援助和武器,看到蔣的力量越來越大,決心再次倒戈。6月22日,馮玉祥回到鄭州,即制定“清黨”章程。這使鮑羅廷幻想依靠馮玉祥的計劃完全破滅,共產黨的處境更加險惡。

6月底,在武漢附近的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何鍵也借口武漢工人糾察隊要暴動,準備帶兵進城。最後,在鮑羅廷主持下,中共中央決定公開宣佈解散糾察隊。

6月29日上午,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等執行了這個決定,將槍支彈藥交到國民政府管理武漢衛戍事宜辦事處,而總工會辦公樓則由國民革命軍第8軍2師李品仙部接管。當時中央機關一片混亂,未向總工會和下邊作出具體佈置,總工會也不明了中央的意圖,弄得手忙腳亂,一些人棄槍而逃。5000人的隊伍,2000多支槍,就這樣自行解散了,根本沒有併入張發奎的部隊。共產黨失去了與國民黨對抗的最後一張實力牌,陳獨秀後來承認這是「莫大的錯誤」。“文革”中,中央專案組將此歸結為劉少奇的一大罪狀。其實劉僅僅是執行者,周恩來等人才是真正的決策人。

在夏斗寅、許克祥、朱培德、何鍵等相繼反共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衛、唐生智看成是國民黨左派,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搞好同武漢政府的關係,因此對汪精衛處處採取遷就態度。解散工人糾察隊的自殺行為,就是這種錯誤立場的產物。遷就的結果是不但未能挽回局面, 還使整個形勢更加惡化。

羅易的泄密,使鮑羅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感到極為憤怒,羅易在1927年6月初被調回蘇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感覺鮑羅廷也不能執行他們的命令,於是派遣兩位新代表——紐曼和羅明那茲來武漢,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

「七一五」:國共終於全面破裂

隨著局勢一天天惡化,中共中央內部的爭論也日見激烈。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他起草的《兩湖問題決議案》,要求組織5萬農民軍,圍攻長沙,解決許克祥。陳獨秀訓斥他「天天寫信唱高調」,先撤去蔡和森代理中央秘書長職務,實行組織懲戒。陳獨秀、鮑羅廷在離職前幾天還決定調蔡和森到海參崴,調毛澤東到四川, 使他們遠離中央。在 6 月 27 日的中央會議上,團中央書記任弼時發言批評陳獨秀 , 要求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精神。陳大發雷霆,說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並把團中央所作決議棄之於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太雷、瞿秋白贊成蔡和森、毛澤東的主張。6 月 6 日 , 張太雷發表《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指出在當前反革命一齊向革命民眾進攻的時候,我們「不應是撤退或解散我們的隊伍 , 而應是整頓與強固我們的隊伍,並一變以前無組織的反抗,使成為有組織的抵抗反革命的進攻。」瞿秋白6月13日發表《革命的國民政府之危機》一文,指出當前革命的迫切任務是奪取革命領導權,集中勢力進攻新軍閥,鞏固擴大革命的領域。他對陳獨秀拒絕接受蔡和森的建議十分不滿,認為“在大敵當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我們絕不能把中央內部的矛盾,全部暴露給蔣介石、汪精衛”。他憂慮地說:“在一些問題上,過多地遷就陳獨秀,是會使黨的事業受損失的。”

這時,共產國際也預感到汪精衛要與共產黨決裂,指示鮑羅廷對「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矛頭指向不聽話的陳獨秀。鮑羅廷與陳獨秀立場接近,對共產國際改組中央的訓令秘而不發。鮑決定成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並提議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革命問題。陳獨秀知道鮑要推卸責任,並對共產國際先前的政策深為不滿,他拒絕去蘇聯,也表示了與共產國際的決裂態度。

7 月12 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從此,陳獨秀不再主持中央領導工作。臨時中央開會討論挽救時局辦法,決定在張發奎部隊中發動軍事暴動,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等省舉行秋收暴動。

7 月 13 日 , 中共臨時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表示與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決裂。參與起草宣言的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後來說:「這是中共的退讓政策走到了窮途,轉而奮起反抗的一個信號……其實,這個宣言所起的實際作用,只是提早了國共全面破裂的到來。」

中共臨時中央將《對政局的宣言》在武漢街頭廣為散發,使汪精衛終於下決心清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於7月14日晚召開秘密會議,接受了汪的「分共」主張。15 日 , 國民黨會議根據汪精衛的提議通過三項決定,其中第二項為“中央黨部應裁製一切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實質就是制裁共產黨。這就表明汪精衛政權也公開反共, 即中共黨史所稱的「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中共中央雖然宣佈與武漢國民政府決裂,卻沒有反抗的力量,只能做一些政治鼓動。7月19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發表了《告全國勞苦青年群眾書》,號召全國青年為打倒武漢政府而奮鬥。汪精衛在7月25日的政治委員會上,惱羞成怒地說:「我們苦心孤詣維持到現在,並不是不敢翻臉。只要稍微放鬆一點,哼!看看有沒有屠殺!他們這樣毫無道理地隨便造謠,想我們進攻,簡直是有心逼得我們翻臉。在國民黨的權力之下,是由他們這樣胡鬧還是怎麼辦?應當對共產黨提出警告,再這樣亂鬧,莫怪我們翻臉了!再要鬧,只好捉人了!」

起初,汪精衛還想「和平分共」。7月1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各級黨部發出《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的訓令》。稱15 日的分共提案“完全根據於革命利益,執行紀律,並非妨害共產同志之個人身體自由”。“有對共產分子壓迫,妨害其個人之身體自由,意圖傾陷者,務即依法嚴辦”。國民黨右派軍人才不理會什麼訓令,四處出動在武漢三鎮大肆搜捕殺害共產黨人。武漢迅速進入白色恐怖狀態,共產黨無法公開活動了。

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當然不會坐等國民黨軍人來屠殺。在汪精衛召開分共會議前,就已經各自隱蔽起來。鄭超麟回憶:「有一天,中央秘書處或組織部通知在武漢的重要黨員,告訴他們有立即發生反革命可能,囑他們躲避……與國民黨有接觸的一切頭等和二等人物,一窩蜂到廬山去了。」鄭超麟本人沒有離開武漢,也不掌握全面情況。張國燾回憶:7月13日前後,鮑羅廷、瞿秋白、劉少奇等人去了廬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毛澤東等轉移到武昌的秘密機關。因為武昌是張發奎的駐防地,何鍵的部隊過不來,暫時還安全。李立三、林伯渠、惲代英、吳玉章等去了南昌。陳獨秀已被共產國際下令免職,就沒人關照他了,14日到漢口一個朋友家裏躲避,心情非常沉痛。15日,他託人給臨時中央送去一封辭職信,表示“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工作”。

鮑羅廷、瞿秋白在廬山策划了舉行武裝暴動的計劃,又接到國際指示:新派遣的代表紐曼和羅明那茲即將到達武漢,令鮑羅廷帶領他的顧問團原班人馬回國。7月21日,鮑羅廷、瞿秋白回到武漢,瞿即與鮑劃清界限,等待23日到武漢的新國際代表羅明那茲的指示。7月27日下午,鮑羅廷與他的顧問團130多人登上漢口開往鄭州的火車,經馮玉祥的轄區回國。臨行前,武漢國民政府的要員汪精衛、宋子文等聚集車站,禮送老鮑離去。汪精衛還送給老鮑一封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全體成員簽名的致蘇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內容是:「鮑羅廷同志自被任本黨顧問以來,盡心贊助,厥功最多。今因鮑羅廷同志回國之便,特修此函,證明鮑羅廷同志之工作,為本黨同志感念不忘。」國民黨給足了鮑羅廷面子,鮑羅廷卻神色黯然,一點也打不起精神。

 大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

從「四一二」到「七一五」,蔣、汪相繼清黨,鮑羅廷離去,陳獨秀下台,標誌著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失敗。其實這個失敗,只是共產黨的失敗。國民黨依靠共產國際的援助,有了錢,有了槍,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政權。而共產黨最後被國民黨一腳踢開,從合法轉為非法,遭到國民黨的驅逐和捕殺。激憤之下,中共中央將失敗的責任都推給陳獨秀,說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斷送了共產黨和大革命。但是很少有人反思,為什麼國民黨要和共產黨分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黨自身究竟有什麼問題和教訓?

十年之後,只有劉少奇作過反思。他在給張聞天的信中說:「革命的失敗,無疑是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 除客觀原因外),但在失敗以前及以前很久,並不是沒有‘左’傾錯誤。這種‘左’傾錯誤至少幫助了反革命,正如西安的錯誤幫助了右派一樣。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從‘八七’會議以來即不承認過去有‘左’傾錯誤,批准過去的一切‘左’傾錯誤,認為這些過火的行動是最革命(的)行動,不獨不應糾正,還應大大發揚。而且誰要談過去有‘左’傾錯誤,就是機會主義,就是對中國無產階級不相信……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傾錯誤的教訓時 , 應該提到十年來我們對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問題。這個歷史教訓深入每個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確解決的話,那以後的問題還正多哩!」(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0日。《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但這個聲音在中共內部,顯得太微弱了。

面對國民黨的清黨屠殺,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乾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走上了大規模武裝暴動之路。大革命時期“左”的種種教訓不但沒有被吸取,反而認為“左”得還不夠。在以後的日子裡,左傾錯誤升級到盲動,給共產黨造成了更慘重的損失。(全文完)

(作者系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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