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後
尼克遜總統走後兩個多月的一天清晨，這天日曆上印著1972年5月12日。保健醫生張佐良從周恩來的衛生間取走了一個用肉眼看不出任何變化的尿檢小玻璃瓶。這是醫生按照慣例，一個星期要為總理作一次大小便檢查。
這一天，周恩來起床洗漱，簡單早餐後，照例來到他在西花廳後院的辦公室里批閱頭一天沒有看完的文件。他在一堆文件里看見一份中共浙江省委關於副省長馮白駒的病情報告，他心裏有些隱痛。這位被他譽為「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的老將軍在「文革」中挨整，身體與精神上受了很大折磨，現在又得了前列腺癌。「文革」以來，像馮白駒這樣挨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幹部還有很多，但只要周恩來知道，他都會盡全力為其解脫政治審查的精神枷鎖，讓他們有一個較為寬鬆的治病環境。
話給中辦負責人，囑咐中辦將他的批示快一些轉告浙江省委，不要因為報告「例行公事」而耽誤了老將軍的治病。
就在周恩來儘力挽救別人生命之時，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傳遞出了令人不安的信號，命運之神向他亮起了紅燈。
第二天，周恩來的化驗結果送到了保健醫生手裏。張醫生一看化驗單，不由得心一沉——4個紅血球！這就是說，顯微鏡下的每個高倍視野就有4個紅血球！
北京醫院是張醫生供職的單位，如果是平時，他在北京醫院門診坐診，這4個紅血球對診斷疾病是沒多大的臨床意義的。但現在不同，他手裏的尿檢報告是來自一國總理體內的信號。他不能僥倖，但也不能緊張，更不能馬上就聲張，以免造成大家的緊張情緒，干擾總理的工作。他連鄧穎超大姐也沒有告訴，而是悄悄給協和醫院泌尿專家，也是負責中南海領導人保健工作的主治醫生吳階平打了個電話，報告這一情況。
吳階平一聽，也覺得必須警惕。為慎重起見，他讓張醫生再多取幾次尿樣，以便進一步作病理化驗。
吳階平放下電話，他的心收緊了。周恩來總理是他最為熟悉也最為信服的人。從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周恩來有過很多交往。周恩來十分賞識並信賴吳階平高超的醫療水平，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國內外重大特殊的醫療保健任務。1962年，周恩來得知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因腎結石導致左腎功能障礙，可能要進行切除手術。他對蘇加諾說，我們國內有很好的泌尿專家，我派他去給你看看，盡量不要手術切除。於是周恩來讓吳階平帶著中國醫療組去了印度尼西亞，經過4個月的努力，吳階平終於讓蘇加諾的左腎恢復了功能。為此，蘇加諾總統和夫人感激萬分，不僅設宴歡送中國專家，還給吳階平授予印尼國家二級勳章。從此，吳階平在蘇加諾眼睛裏，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專家，就連傷風感冒頭痛腦熱什麼的，也要把吳階平從中國請去治療一番。吳階平後來又多次被周恩來派出國，為一些國家元首治癒了泌尿系統的頑症。吳階平這下名聲大震，真成了全科專家的「國際保健醫生」。
此時吳階平多麼希望周恩來接下來的檢查，各項指標能和以前一樣，屬於正常範圍內，那4個紅血球只是一次意外的出現。
按照吳階平的要求，張佐良醫生還要再給周總理取尿樣。他面對常規檢查中最簡單的取尿樣，卻犯了難。
張佐良做周總理的保健醫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來的脾氣。總理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認真仔細，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剛作了常規檢查，又叫留樣化驗。周恩來一定會用疑惑的目光看著醫生，然後仔仔細細問個明白；要是醫生理由不充分，他會毫不猶豫加以拒絕的。他可不願意為沒有根據的懷疑麻煩醫生也麻煩自己，他的工作時間幾乎是以分秒為計算單位，哪能再添額外的項目呢！
為再次爭取總理的配合，保健醫生苦苦想了一天，為4個紅血球的出現想了5個理由來說服總理再作進一步檢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細血管滲血；第二是尿路結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里長良性瘤子。那麼第六也是最後一個理由，他沒有說出來，因為這也是保健醫生最為擔心的──癌！
被確診為癌症的那一天，周總理在做什麼？
張醫生為完善這5個理由，又去找了鄧穎超大姐，聽取她的意見，以便說服總理的理由再充分一些。被工作人員稱為鄧大姐的鄧穎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總理的第一道「安全檢查哨」，大事小事總是先和鄧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見後，大家再去執行實施，這樣不僅減少打擾總理的時間，也縮短總理了解與適應的過程。
畢竟鄧穎超的母親是一個中醫，鄧穎超從小就熟悉並諳熟中醫，以前她常請老中醫給周恩來看病開藥方，她本人也是常年吃中藥調養身體。當她知道周恩來尿檢發現4個紅血球，並不感到緊張，她覺得張醫生這5條理由有足夠的說服力，周恩來一定會配合的。她為張醫生能一次取樣成功，還特地了解了這幾天總理的日程安排。
5月14日—18日，索馬利亞最高革命委員會主席西亞德率代表團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周總理可能14日上午還在西花廳辦公，以後的幾天恐怕再難有時間聽醫生一條條地解釋取尿樣的理由了。
張醫生按照這個時間點，14日一早就在西花廳等候，果然周恩來在西花廳辦公室里辦公已達10多個小時。張醫生趁給總理送葯的機會，勸總理休息一會兒。他知道總理心臟不好，這樣勞累是不行的，也藉此將需要再次進行尿檢的事情告訴總理。
周恩來看見張醫生進來送葯，只是機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臉龐，取下老花鏡，接過葯和水杯，一口把葯吞下，然後又把老花鏡戴上，繼續埋頭批閱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會堂迎接外賓，可他的辦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積如山。張醫生見狀，有些發毛，心臟不由得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總理能有耐心聽完我的五條理由嗎？如果一口拒絕怎麼辦？
張醫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時不知如何開口是好。
還是周恩來敏感，察覺張佐良神態有些異常，就抬頭問他還有什麼事情？
「總理，是這樣的，前天檢查的小便，裏面有4個紅血球」大夫清清喉嚨，盡量用平靜的語氣。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周恩來懂一些衛生常識，小便中有微量紅血球屬於正常現象。
「總理，不是大驚小怪。發現紅血球，不管有病沒病，應該先搞清楚原因。」
「會是什麼原因？」
果然不出所料，總理開始刨根問底了。
周恩來摘下老花鏡，身體後仰，靠在椅背上，那是準備好好聽聽他的保健醫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勢。
醫生按照想好的五條理由，由輕說到重，一條一條擺給總理聽，才講了三條，總理打斷他的話頭：「別繞圈子了，是不是懷疑我長瘤了？你先別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開始也是發現尿中有紅血球，然後才檢查出癌細胞的。正是因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鬆警惕。張醫生聽見總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鬆了，說話也敢放開了，趁勢給總理做思想工作。「總理，在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療得早，預後是最好的一種。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佔三分之一，複發的病人佔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對不對？」周恩來不等張醫生選擇合適的詞兒表達這個忌諱的字眼，就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
和總理說話，最好直截了當，不要迴避：「對，死亡。」
「你說了這半天，究竟想要做什麼？」周恩來目光認真。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驗。」
「就這個？」這個要求可能出乎周恩來意外，他“撲哧”笑出了聲，馬上爽快地答應了。“查吧，馬上？可以！”說罷，起身就去衛生間，張醫生趕緊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專門用來取尿樣的瓶子遞給總理。
張醫生拿到小便標本，隨即派人送往北京醫院病理科檢查。
第二天，周恩來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里要舉行幾個外事活動。其中一項，是與第二次訪華的日本公明黨中央副委員長二宮文造就中日關係等問題進行長談，談話中周恩來得到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黨領袖田中角榮擔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國來談中日兩國關係問題」。這個信號令周恩來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奮。他發出了爽朗的笑聲，用蘇北口音向日本客人發出了歡迎辭令：“有這樣勇氣的人來，我們怎麼能拒絕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時，西花廳與人民大會堂的熱烈氣氛正好相反，大家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嚴峻時刻。張醫生收到了北京醫院送來的尿樣化驗報告單與尿細胞病理學檢查報告單。尿樣化驗單上寫著「8個紅血球」，離上次尿常規檢查僅僅三天時間，紅血球數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細胞病理學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細胞」還是無情地出現了！
這9個觸目驚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廳值班室里的空氣。大家一動不動地緊盯著這張化驗單，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錯了這9個字。然而，這9個字寫在一國總理的檢查化驗單上，白紙黑字，誰也無法抹去。頓時，大家心裏像裝進一塊石頭，感到格外的沉重，幾個女工作人員忍不住哭出了聲，男工作人員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沒人的地方吸煙、嘆氣，來釋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實，這種心情隨著「文革」開始，受總理苦悶、壓抑、憂慮情緒的影響，就在大家心裏埋下了。每次遇到總理遭遇命運不公，委曲求全時，大家苦悶的情緒就像漲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擊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為總理鳴冤叫屈的感覺。苦悶中，張醫生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職責，現在必須爭分奪秒，與時間賽跑，盡自己最大可能儘快讓總理進入治療的“軌道”。
摘自《周恩來最後600天》中國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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