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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這位開國上將娶了超級富豪的千金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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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這位開國上將娶了超級富豪的千金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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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這位開國上將娶了超級富豪的千金為妻

2019年04月19日 17:15 最後更新:11:45

開國將帥大多出身貧寒,小時候吃不上飯才參軍入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他們的妻子中倒是有不少出身不錯的,比如今天要說的張愛萍上將,就很有代表性。

張愛萍出身於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但他的妻子可能是開國將帥中家世最好的,堪稱名門望族,超級富豪。

張愛萍的妻子名叫李又蘭,是浙江寧波小港人,在清末民初,小港李家絕對是江南望族,是「寧波幫」中發跡最早、財力最雄厚、影響最大、傳世時間最長的家族,180多年中代代都有商界領袖。2013年4月25日,小港李家紀念館正式開館,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李又蘭曾回憶說,當年自己的家非常大,要是沒有人領著都會迷路,長大後看紅樓夢,裏面的大觀園也不過就是那個規模。

李又蘭的父親名叫李善祥,早年參加辛亥革命,跟孫中山、黃興等人都是朋友,在民國初年還擔任過縣長,但後來因袁世凱上台,李善祥憤而辭職,來到遼寧錦州,開始實業救國。

在錦州,李善祥創下了無數「第一」,比如首次購買美國新式鏵犁,首次購進德國西門子發電機,首次開辦商號、油坊,首次以資本主義股份制方式經營……

最重要的是,李善祥還引進了國外的蘋果新品種,改良成紅元帥、國光等等國產品種,被譽為「中國蘋果之父」。

除了開辦實業,李善祥還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創辦了一所西式中學,全部用英文教材,連校長都是從美國請來的。這樣的學校,即使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也不多見。

九一八事變後,李善祥不想跟日本人為伍,就帶著家人回到了老家小港。七七事變後,進入全民抗戰時期,李善祥就鼓勵自己的四個孩子去參軍。李又蘭就是在這個時候參加了革命的隊伍。

起初,李又蘭跟當時大多數青年一樣,是想去革命聖地延安,聽說在武漢有八路軍的辦事處,而且周恩來也在那裏,就先去了武漢,想找周恩來寫個介紹信。

當時,張愛萍就是周恩來的值班參謀,一看來了一幫學生找周恩來,心說周部長這麼忙,哪有空見你們啊?就想把他們打發走。但李又蘭他們鐵了心要見周恩來,爭執了半天,最後驚動了周恩來,這才接見了他們。但周恩來建議說,去延安路上不安全,還是去南昌的新四軍吧。

李又蘭跟張愛萍這次的見面並不愉快,直到很多年後兩人還經常提起來,笑說這是「冤家路窄」。

去了新四軍後,李又蘭一開始也沒有跟張愛萍在一起,而是嫁給了新四軍政委項英。但兩人剛結婚兩個月後,項英就在皖南事變中犧牲,李又蘭還來不及適應婚姻生活,就重新又回到了單身生活。

後來,因工作上的接觸越來越多,李又蘭跟張愛萍互相產生了情愫,在我軍中,張愛萍是出了名的大才子,詩詞歌賦、攝影繪畫樣樣精通,自然很容易就贏得了李又蘭的芳心,兩人於1942年8月8日結為連理。

因李又蘭是項英的遺孀,而項英在新四軍的地位非常高,堪稱「新四軍之父」,因此李又蘭要改嫁給張愛萍,自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但李又蘭不在乎,張愛萍更是天不怕地不怕,所以阻力越大,兩個人就越堅決,很快就結了婚。

兩人一經牽手,就再也沒有分開,到張愛萍2003年去世,兩人攜手走過了61年的時光,羨煞無數人。

張愛萍與李又蘭共有5個孩子,其中3個兒子都參軍,長子張翔曾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官拜中將;次子張勝曾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大校軍銜;三子張品也是大校軍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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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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