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阿姐」安傑就發來一條信息：此情可待成追憶！
隨後緊接著發來一個連結，便是《法制日報》公號在2018年12月17日刊發的文章《肖揚：一蓑風雨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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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阿姐」安傑就發來一條信息：此情可待成追憶！
肖揚，1998年—200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首席大法官。曾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司法部部長。
40年間，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滄桑巨變，肖揚也走過了自己人生中的風雨歷程。他曾用「上下一條線，走了一個圈」來形容自己的經歷。意思是從最基層的公社、縣、地（市）、省直到中央，每一個階梯都歷經過，公安、檢察、司法、法院這個政法圈，他繞行了一周。這種豐富的閱歷在中國法律界並不多見。
1977年，擔任廣東省曲江縣龍歸公社書記期間的肖揚。擔任龍歸公社後，肖揚興修水利，提倡科學種田，在他帶領下，龍歸公社五個生產隊成為了畝產噸谷隊。
1988年11月，劉復之同志到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視察工作，肖揚向劉復之彙報工作。
1991年5月，《中國檢察報》創刊暨辦公室工作會議留影，肖揚兼任代社長。前排居中者為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復之同志。
1996年11月，廣東省法律援助中心揭牌，肖揚出席揭牌儀式並講話。
1997年9月16日，肖揚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記者招待會上就「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回答記者提問。
2002年12月，肖揚在中國人民大學「大法官講壇」作“法治、法官與司法改革”的講演。
2007年5月11日，肖揚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姜興長（左二）陪同下調研最高人民法院第二辦公區（死刑複核辦公區）建設。
還沒反應過來，阿姐又來一條信息：消息沒散，一會兒就快了。
再接著，「正義路分岔口」公號發佈了《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今晨去世》的消息……
我覺得此時此刻應該把這篇文章重編再發，或許這是緬懷和紀念老人最好的方式。
肖揚，1998年—200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首席大法官。曾任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司法部部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進步的親歷者和重要參與者：開啟反貪體制改革的早期探索，主導創建中國第一個舉報中心、反貪局，倡導制定並參與起草專門的反貪污賄賂法。
主持司法部工作期間，建言為中央領導舉辦法制講座，建議中央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改革律師體制、監獄體制，創建法律援助制度，推動中國第一部律師法、監獄法的頒佈。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間，將「公正與效率」作為法院工作主題，以按照憲法原則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目標，對司法體制進行系統改革，提出法官職業化的建設方向，建議中央提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改革死刑核准制度。
40年，於歷史，不過白駒過隙；於肖揚，卻千帆閱盡。
這位新中國的第八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選擇在家鄉廣東團發表令人動容的「告別演說」那一年，正好70歲。此後，他的人生歸於靜朴，基本淡出人們的視線。那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兩高”審議報告，媒體抓拍了一張“仰天長笑”的照片，被讚賞“非常人性化地展示了共和國首席大法官的喜怒哀樂”，如明信片般定格在記憶里。也就是這一年，貼著“改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難免有一定風險”標籤的肖揚，與他的名字一起，留給了歷史。
40年間，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滄桑巨變，肖揚也走過了自己人生中的風雨歷程。他曾用「上下一條線，走了一個圈」來形容自己的經歷。意思是從最基層的公社、縣、地（市）、省直到中央，每一個階梯都歷經過，公安、檢察、司法、法院這個政法圈，他繞行了一周。這種豐富的閱歷在中國法律界並不多見。
從廣東省檢察長到共和國司法部長再到最高法院院長，從主導創立第一家舉報中心、第一家反貪局；建議中央選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作為法制講座的題目，推動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到提出「公正與效率」，推動死刑核准權收回，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在工作過的每一個崗位，他都像一位永不停歇的求索者，留下了可以載入中國法治史的足跡。肖揚，這位政法界著名改革者的名字，將永遠被共和國銘記！
有人曾問，轉戰政法各部門，肖揚都是以「壯士斷腕」的氣魄推動改革，給中國帶來了什麼？一位法律學者直言，肖揚帶給中國司法的價值以及伴隨的爭議，必將交由歷史去檢驗。“但是，作為法律人，我們感謝他。假以時日，五年、十年後，中國人都會感謝他。”
隨著時間的推移，今天就是「十年後」那個歷史節點。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坐標上回望，那個親歷、見證、參與並推動了改革開放40年法治進程的肖揚近況如何呢？12月9日，記者來到了年已80歲的肖老的家中。
上午9點20分，由於提前十分鐘到達，我留意了一下四周。客廳佈置得樸實無華，擺滿書籍的柜子里醒目地放著肖揚和夫人的合影，沙發前的地毯有些陳舊，印刻著年輪。
9點30分，聽到老人走下樓梯的腳步聲，我立即迎上前去，伸手握住老人溫暖有力的手，肖老看起來略顯消瘦，但精神矍鑠。老人竟然能夠準確地說出我們上一次見面的時間是2014年，一旁的女兒也驚嘆著父親的記憶力。肖揚特別提到幾位熟悉的法制日報老領導的名字，問了他們的近況；還回憶起他當部長時創刊的《中國律師報》，也就是後來被更名為《百姓信報》的前身。
從報紙聊到司法部，言談話語間，肖揚與改革開放同行的法治人生慢慢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1977年，擔任廣東省曲江縣龍歸公社書記期間的肖揚。擔任龍歸公社後，肖揚興修水利，提倡科學種田，在他帶領下，龍歸公社五個生產隊成為了畝產噸谷隊。
1975至1983——在龍歸的日子
1978年，這是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拐點，這一年的12月，中國似乎沒有冬天，本應寒冷的時節里，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村民將鮮紅的手印按在了分田到戶的一紙契約上，震響了改革開放的春雷，喚醒沉睡的大地。萬物復甦的中國從南到北傳唱著春天的故事，奔涌著變革的活力。很多人在這一年離開田野，奔向考場，踏上了改變自己命運的征途。
而此時的肖揚，正在一個叫龍歸的地方忙著跟農民一起下田。1961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遠赴新疆政法幹校任教，後因中蘇關係緊張學校解散，回到廣東曲江縣公安局。
肖揚對記者回憶說，龍歸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地方之一。在這裏，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的伯樂，識才愛才的韶關市委書記李海濤和曲江縣委書記康樂書。因為肖揚肯吃苦、腦子靈活、有思想、有點子，1975年6月，被任命為龍歸公社黨委書記，年僅37歲。有人公開質疑，「派這麼年輕的人來當書記，拿幾萬人的大公社來開玩笑？」
怎麼辦？客家人獨有的韌勁和自身不服輸的倔強，讓肖揚下定決心，干就干出個樣來。肯於鑽研的肖揚虛心拜老農為師，組成農業顧問組，採取一系列有膽有識的措施後，使貧瘠的山區平均畝產超千斤甚至出現了噸糧田，轟動了全縣乃至整個地區。
因為從外行到內行搞農業出了名，1979年12月，肖揚作為全國農業先進單位的代表進京受獎，來到了人民大會堂，這是肖揚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第一次回京。意外的是，他在人民大會堂的門口，遇到了闊別18年之久的大學同班同學祝銘山。彼時，祝銘山已經是最高法院的司局級幹部。沒人能預料，十幾年之後，肖揚與祝銘山會以「一二把手」的身份再次重逢在東交民巷27號，共同推進中國的司法改革。
談到這段歷史，肖揚補充了一個細節，從北京得獎回來後，韶關市還獎勵了龍歸公社一檯面包車。為了讓全社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肖揚建議將車配給公社衛生院用於搶救病人。
肖揚回憶說，在龍歸，還有一件事他難以忘記，就是他決定帶領大家修水電站。當時沒有資金，沒有設備，沒有技術，但他「進不求名，退不避過」，買機器，買管道，建廠房，都需要錢。肖揚作出大膽決定，貸款。數額多少？一百多萬。在當時，主流思想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貸款不僅很不光彩而且要冒極大風險，一百多萬更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天文數字。但肖揚頂住壓力果斷堅持。
記者問現在那個水電站還在嗎？肖揚很自豪地說，還在發電。電站建成後龍歸告別了點油燈的時代，不僅解決了自身用電問題，還將剩餘電量併入國家電網，1987年電站就還清了投資債務。
肖揚在當時還做過一件很有爭議的事情。一個小夥子能力強但富農出身，肖揚仔細觀察後發現小夥子有文化、聰明、能幹，懂農業生產，就力排眾議讓他擔任生產隊長。結果，當年這個生產隊糧食就翻了一番。第二年，生產又上了一個台階。
記者問「看來您的改革魄力年輕時就有啊，當時沒有擔心或害怕嗎？」肖揚坦言，“自己是一個貧寒的農家子弟，背井離鄉移民來到韶關，從來就沒有想到一定要當什麼官，不怕”。也許正是這種大不了回家種地的無所畏懼精神，心底無私天地寬，支撐著肖揚一步一個腳印，果斷前行。
將近四個小時的採訪中，大半的時間是老人在敘述、記者在聆聽。記者發現，肖揚年輕時就很有膽量，他提出的「讓能人坐第一把交椅」“讓內行在其熟悉的領域施展才幹”，這些改革“基因”都為他日後主張“職業化”注入了活力，也為他「歸隊」後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提供了源頭。
1988年11月，劉復之同志到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視察工作，肖揚向劉復之彙報工作。
1983至1993——在檢察院「歸隊」
1980年代初，曾是怎樣的時代？彼時改革開放如大潮澎湃，波濤滾滾，與此同時，難免泥沙俱下，蝴蝶和蒼蠅同時破蛹，被砸爛的「公檢法」亟需復建，中國法制百廢待興，法制人才奇缺。
1983年，清遠地委與韶關市委合併，素不相識的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王寧從肖揚的履歷中發現了他的「法律」背景，經向省委彙報，決定讓肖揚「歸隊」。是年6月，肖揚重回政法崗位，並先後出任廣東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長、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
一上任，肖揚就思考怎樣在這片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裏大膽探索，依法對檢察體制改革進行嘗試。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復之曾這樣評價廣東省檢察院的工作，「好幾件新鮮事都出在廣東」。
人們記得：1987年廣東檢察機關提出通過辦案，為改革開放、經濟建設保駕護航；1988年在深圳市建立經濟罪案舉報中心；1989年再出「新招」，在廣東成立第一個反貪污賄賂工作局。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反貪體制改革的一次早期嘗試。肖揚告訴記者，當時他設想成立的是廣東省反貪污賄賂工作局，連牌子都做好了，後來因為內部有不同意見，在掛牌前夜改為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工作局。
回憶起在檢察院的經歷，肖揚用了「歸隊」一詞，表達了自己內心多年對法律的渴望。他對記者講述了很多不為外界所知的故事。
他說，當年中央政法委調研組到廣東總結第一次「嚴打」經驗，輪到他發言時再重複別人說過的「嚴打」經驗已經意思不大，就即興發言談及“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犯罪問題”，沒說幾句就被主持人阻止。但時任中央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的劉復之很開明，讓他繼續講下去，並且會後要秘書打電話囑肖揚把發言整理成稿送他，肖揚回憶說，他清楚地記得當天中午飯都沒顧上吃。
影製片廠為此拍了一部影片《暫緩逮捕》。
肖揚還對記者講了一個例子。有一對男女青年談戀愛，被民兵抓住後，男女分開審，女方迫於壓力改口說被強姦，當時要判男的死刑。肖揚不贊成這種背離法律的「從重」懲處，又成為“靶子”。這類案子深深觸動了肖揚的內心深處，讓他開始思考有關刑事政策問題，於是提出“嚴有度，寬有邊，寬嚴相濟，實事求是”的檢察理念，為他後來在法院時建議中央實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做好了思想和實踐準備。
1991年5月，《中國檢察報》創刊暨辦公室工作會議留影，肖揚兼任代社長。前排居中者為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復之同志。
1993至1998——親歷「法制」向“法治”之變
1992年，鄧小平坐上了南下的火車，南巡後，中國改革的勢頭更加強勁。
山一程，水一程，輾轉百回間，1993年3月，肖揚出任共和國第六任司法部部長，這一年肖揚54歲。如何找准改革開放與司法行政工作的結合點？是他在新崗位上必須尋找的突破口。
記者在採訪時，第一次看到肖揚展示的歷史性文件《中國司法行政工作五年發展綱要》，創建現代化文明監獄、改革律師體制、創立法律援助制度……從一系列改革舉措中可以看出，主政司法部期間，肖揚的改革力度明顯加碼，制度設計更具前瞻性。此時的肖揚清醒地意識到，在市場經濟的呼喚下，律師制度已經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有大動作。於是，在1993年6月的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肖揚強調律師改革應是「重中之重」。他提出了“不再使用生產資料所有制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界定律師機構的性質；律師必須職業化”的命題，總體目標和思路十分大膽，讓人耳目一新。
可以說是「大刀闊斧」，中國人民大學陳衛東教授用這四個字來評價。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將帶有國有制性質的法律顧問處向更具有先進性的合作制律師事務所進行改革，使代表了集體經營模式的合作制律師事務所在全國各地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探索個體制律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填補了我國法律服務市場的空白。”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王俊峰也對記者說，「那一年，很多人都感覺到，中國律師的春天來了。」後來成為頂級律所的大成、金杜、君合、中倫等等律師事務所都是這項制度的實踐者，改革最大的意義就是，為律師行業進一步發展釋放了活力。“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而這項改革當時並無法預料未來，帶著風險”，呂紅兵律師評價。肖揚自己則認為，律師體制改革為他後來在法院推行改革打好了基礎，沒有律師體制改革，就沒有後來的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
這一時期，肖揚還首次提出中國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由於不被理解，開始時推進緩慢，他曾一度非常著急。而現如今，「法律援助制度」在華夏大地已經紮根開花。
「讓貧者、弱者、殘者能打得起官司，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他對記者說，“可以向世界昭示和表明中國是一個文明、進步的國家”，這是肖揚更深層次的思考。有人認為，“這項制度的提出”在肖揚的人生路上留下一抹絢麗的亮色，也為肖揚後期提出的“司法救助制度”提供了藍本。
必須提到的是，肖揚還特別重視法學教育。1998年初，全國法律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成立，司法部為培養高層次的應用型和複合型法律人才開闢了一條新渠道，體現了20年前制度設計者為依法治國儲備人才的戰略眼光。
「善謀者勝，遠謀者興。」主政司法部期間，肖揚不僅大刀闊斧地改革，使中國司法行政工作在原有的基礎上大大向前推進；而且能夠敏銳抓住時機，向中央提議舉辦法制講座，最終促成了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
肖揚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法制路線，本質上就是要走依法治國之路。只是在當時，這還只是一種朦朧狀態下的法治，人們對「法制」和“法治”的區別還沒有清晰的認識，更沒有從治國基本方略的高度來認識這一問題。真正完成從「法制」到“法治”的飛躍，是在1997年9月。1997年9月12日，黨的十五大鄭重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在這裏要說到一次特殊的「普法」實踐。1994年6月21日，在司法部、中宣部、中國法學會共同舉辦的“國家中高級幹部法學講師團”成立一周年座談會上，許多專家建議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舉辦法制講座。司法部黨組立即向中央請示並獲得批准，於是就有了1994年12月9日的中央法制講座第一講。
後來到1996年2月第三講時，無論題目還是演講人選，司法部都經過了仔細「推敲」和反覆“研究”，方案換了幾個，最後確定為中央講的題目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
正是在這次講座的總結講話中，中央領導提出了依法治國方略。黨的十五大進一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升華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完成了從「法制」到“法治”的飛躍。
在肖揚看來，從「法制」到“法治”，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是一次觀念的重大變革，標誌著我國對法治的追求從朦朧走上成熟和自覺，是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治國方略的重大發展，是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法制建設的完善。
記者電話連線對這一段歷史非常熟悉、當時在司法部任副部長的劉颺，她說，從中央法制講座的設立到推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其顯現的意義和價值，都為肖揚在中國法治建設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996年11月，廣東省法律援助中心揭牌，肖揚出席揭牌儀式並講話。
1998至2008——司法改革「破冰前行」
歲月總是不會說話，歷史卻在無聲中前行。
1998年3月和2003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肖揚兩次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這十年，應該是肖揚人生中最輝煌的十年，也是引發外界最多關注的十年。隨著他在鎂光燈下曝光的頻率越來越高，成為媒體「寵兒」的同時，非議、質疑的聲音也讓他承受了常人想像不到的壓力。但他因“一個共產黨人只要對黨忠誠，就不能害怕暴風驟雨”的堅定信仰；以“司法必須公正、責任大於天”的法治情懷，推動中國司法改革「破冰前行」。
1998年底，手持身份證的普通公民和持記者證的媒體記者走進「神秘」的法院大門，中國法院全面實行審判公開，應該說是肖揚做的第一件大事。不久，肖揚又提出“公正與效率是21世紀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題”，發出新世紀中國司法的宣言；並提出“審判工作是中心、隊伍建設是關鍵、法院改革是出路”的戰略佈局。
記者在採訪時得知，那十年，最高法院以肖揚為「領航人」的這艘航船，在司法改革的“大海上”朝著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目標前進的歷程中，真地經歷了過險灘、乘風破浪的歷程。一位老法官對記者回憶，1998年3月，當時最高法院已經在討論司改問題，肖揚認為應當系列研究，整體推進，於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出爐，開啟了中國司法改革新的一頁。但是，由於各種因素影響，這一輪司法改革重點放在了工作機制方面，肖揚也是很無奈，或者遺憾。這一點記者在採訪時得到印證。
到了《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時，肖揚自己對於司法規律的認識已經相當深刻，司法理論也趨於成熟。於是他對法治的思考和認識在這一階段得以體現，「例如審委會的會議制改為審理制，法官職業化建設，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法律適用統一，案例指導制度」等，而這些後來都成為健全司法制度的重要構成部分。尤其最高法院整個司改團隊“耗盡心血”推出的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是當今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
「沒有職業化建設，就不可能有後來的人員分類管理，也不可能有司法規律的彰顯！」全程參與制定“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法院改革綱要”的一位老法官如是評價。
肖揚任內爭議最大現在看來也是成效最大的改革，莫過於下放26年死刑複核權的回歸。據說，也就是這項改革讓老人承受了外界想像不到的壓力。
「改革最大的困難，就是陳舊的司法觀念的阻礙」。肖揚對記者說，當年很多人包括有的領導幹部信奉殺人就是威懾力，強調只有多殺人，才能確保社會治安的穩定，因此，“少殺、慎殺”，“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新理念與“慎殺可以，少殺不行”的觀點自然是格格不入的，改革步履維艱。何其難？“如刀尖上跳舞”，有人這樣形容。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統一行使死刑核准權，堅持「少殺」“慎殺”，並不會縱容和鼓勵犯罪。“實際情況是，收回第一年就創造了判處死緩數量首次高於死刑立即執行數量的新歷史”。肖揚對記者說。
根據公安部統計，2007年前11個月，全國爆炸案件下降25%，故意殺人案件下降10%，搶劫案件下降7%。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第七次群眾安全感調查結果，93.3%的群眾認為治安環境安全，比2006年上升了1.3個百分點。實踐證明，肖揚告訴記者，「大要案逐年下降，用多種形式懲罰犯罪是不會影響打擊力度的」。
記者採訪時特別問到肖揚當年面臨壓力時是否後悔過？他堅定地說，「人命關天的事情，不能怕麻煩，我們豁出去了，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全國統一，司法的統一就無從談起」。他說：“我們講司法為民，就是要能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生命權就是至高無上的利益。如果死刑問題沒有把好關，還談什麼司法為民？”
曾經長期主管死刑複核工作、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張軍曾經説過，當年，在黨中央強有力領導和支持下，為了消除社會疑慮，在多個場合，肖揚院長就死刑核准權收回發表講話，態度非常鮮明。因為收回死刑核准權「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一改革帶動了一審、二審刑事程序乃至偵查程序的一連串變革，因此，收回死刑核准權的意義絕不僅在於核准制度改變本身，它帶來的是中國刑事司法全局性變革，是我國法治進步的標誌性事件。
在張軍看來，「改革是一個過程，應放在較長的歷史過程中去考量和評價。符合自然規律和歷史規律的東西，就會有生命力，就會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1997年9月16日，肖揚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記者招待會上就「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回答記者提問。
2008至2018——「法痴老人」夢猶在
40年間，中國在變，如噴薄而出的紅日，朝霞滿天；中國的法院在變，立足國情，革故鼎新，走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信念堅定不移。
新時代新坐標，中國如何前行？「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堅定的回答。2018年，歷史的年輪已經進入十九大刻度。黨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無論自建黨以來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都是第一次，充分表明和體現了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高度重視。
作為一位見證中國法治發展40年的老人，肖揚認為，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巨大改變，是國家治理方式的根本性改變——實現了從法律虛無主義到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變革；在國家治理方式和黨的執政方式上，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他對記者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走對路」，這是方向性的引領，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法治發展才能走對路。
十年前退下來的肖揚，並未停止追求法治的腳步，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鑽研法治理論和弘揚法治精神上。2014年在母校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次演講上，他稱自己是一個「法痴老人」，並驕傲地說“我的法律夢還在，我的法治夢還在！”
採訪接近尾聲，當記者問他如何度過晚年生活？他說，自己有一個幸福、和諧的家庭，與老伴相濡以沫多年，他很感謝老伴陪他走過了多年的風風雨雨，走過了幾十年的不平坦之路；賦閑在家後，他去哪裏家裏人都陪著，老伴58歲時陪他學游泳，68歲時陪他學打球。當然，讓他溫暖的還有聽話爭氣的子女，小外孫手工製作的「法槌」，是他80歲大壽收到的禮物，被隆而重之地擺放在了展示架上。
回顧40年的歷程，肖揚深情地說，他為自己處於這個波瀾壯闊的改革時代而感到幸運，為自己參與這個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而感到自豪！
「為民，是共產黨人的初心，也是司法改革的初心」。這份堅定，讓記者的心靈為之震撼。
採訪肖揚，追隨他的回憶，在40年的法治長河裏遊走，感覺自己的思緒也漫天飛舞，落筆時竟不知所措。
回到文章開頭那個追問，肖揚的改革為中國法治帶來了什麼？必須承認，當中國司法改革走到「四梁八柱已經建成，進入精裝修」時段，歷史不會忘記肖揚這個“夯基人”。他在每個部門所推動的改革，都是一個包含思想、理念、制度、隊伍在內的大變革，從而窺見中國法治進步的過程和脈絡，也讓我們更加看到中國法治走到今天的不容易，可謂“滄桑巨變”“波瀾壯闊”。
採訪中，記者不僅被40年改革的艱難震撼，更為肖揚的人格魅力而感動，還有很多肖揚慧眼識才的故事，受篇幅限制無法書寫，不可謂無憾。怎樣形容肖揚？不由想起《幽窗小記》里的那句：「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捲雲舒。」
這一天，北京特別冷，肖揚堅持把我送到客廳門口；在門廊穿外套時，老人又送到大門口，只好第二次道別，在他慈祥的目光里轉身。看著他消瘦的面龐中透出的剛毅，回想改革的艱難和不容易，此刻，比起尊敬，這位不平凡的老人更讓人心疼。在中國法治爬坡過坎、披荊斬棘、走了一條前人想走而未走的道路上，有很多人我們值得致敬！肖揚是其中一位。
寒風中，眼裏噙滿淚水……
2002年12月，肖揚在中國人民大學「大法官講壇」作“法治、法官與司法改革”的講演。
浮舟滄海 立馬崑崙——換個角度看肖揚
「浮舟滄海，立馬崑崙」條幅，是1990年的冬天，肖揚即將赴京出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前，廣東政法界元老寇慶延為肖揚的晉陞感到高興而贈，以警示和鼓勵。據肖揚回憶，寇老為他題字時，對他並不熟悉，只是出於對年輕人的鼓勵和鞭策而寫，同時也是告誡他，做政法工作如滄海浮舟，更如在崑崙騎馬，稍有不慎便有險境。這麼多年，肖揚一直珍藏著這個橫幅。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改革之外的肖揚，記者特別採訪了幾位法官。
一位法官對記者說，2006年，當肖揚院長訪問美國時，美國最高法院奧康納大法官全程陪同。她曾問肖院長：我介紹您的稱謂時，是院長還是首席大法官呢？肖院長沒有猶豫地回答：還是首席大法官吧！奧康納對肖揚更生一份尊重之情。
一位資深法官眼裏的肖揚是一位寬厚的長者，對於年輕的幹部給予的更多是鼓勵和鞭策，從來不會咄咄逼人而且還很幽默。有一次，黨組會審議一個重要文件，研究室的劉樹德博士（年紀不大但有點謝頂，長得比較老氣一點）列席，肖院長很想聽聽普通幹部的意見，向著劉樹德所坐的位置說：「那一位老同志有什麼高見啊？」逗得大家轟堂大笑。
「老同志」劉樹德接受記者採訪時把這個故事繼續，更讓人忍俊不禁。他說，會後，列席黨組會議的邵文虹主任告訴我，肖院長在會後問她，“今日彙報的‘老同志’是誰啊？”她笑著回答，“是劉樹德，不是‘老同志’，是年輕同志”。肖院長隨後也笑了，回應了聲“哦，劉樹德，他贈了書給我”。從此以後，最高法院除了“四大美女”（四位男同志的名字給人感覺像女的）之外，又多了一個茶餘飯後「老同志」的故事。
2006年3月份，劉樹德有幸跟隨肖揚院長出訪。一個早晨去廣場溜達時，碰到肖院長正好在散步。肖院長高興地喊他：「小劉同志，過來一起照張相吧。」劉樹德喜出望外，第一次有了與肖院長在國外的合影。回賓館的路上他高興地對肖院長說，“今天心情特別好，又變年輕了，從‘老同志’變成了‘小劉同志’”，肖院長也笑了。
2007年5月11日，肖揚在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姜興長（左二）陪同下調研最高人民法院第二辦公區（死刑複核辦公區）建設。
記者手記：記者眼裏的肖揚
蔣安傑
法庭審判，把司法報道帶入了新階段。直至今日，各種場合跑政法口的老記者湊在一起，仍然會經常提起記憶里的肖揚。
為何媒體朋友都喜歡肖揚？外人也許會認為，因為肖揚是一個改革者，他身上不服輸的那個勁兒讓他天生就容易成為新聞人物，容易自帶光環，有新聞的厚度和高度；其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肖揚能與媒體成為好朋友，是因為他的人品和人格魅力。無論他縮起腮幫子、鼓起嘴唇、頭微微上揚、手裏還經常攥著拳頭髮言時的那種力量，還是他開心時微笑或者大笑的那份純粹，都有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感染力，而這份力量正來自於他身上那種人性的光芒，所以記者見到他感覺到親切，沒有距離感。
記得有一年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活動，結束後匆忙向外走時，突然就聽到身後一句帶有濃厚廣東口音的呼喚：「小蔣…」，發音聽起來更像“小炯兒”，還帶一點尾音。回頭一看，個頭不高的肖揚在人群中正向前走著。由於意外和高興，我說“肖院長，咱們合張影吧？”肖揚說“好啊。”很自然地往他身邊一站，更多人開始圍過來，也想與肖揚合影。就感覺他帥氣的警衛下意識地阻擋著，肖揚卻親切地說，“都來吧，沒關係”。那份和藹至今在腦海里蕩漾。
我也曾不止一次聽有的記者說，他們與肖揚同機旅行時，經常會被肖揚招呼著與工作人員換位，坐到前艙。看著不經意的細節，卻都在記者心裏留下美好的印跡。
2011年9月，肖揚重走年輕時進疆路，在陽關故址留影
作者簡介
蔣安傑，198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95年--1997年在倫敦大學攻讀法律碩士，1999年獲英國前首相貝理雅邀請，前往英國諾丁漢大學進修人權項目，現任《法制日報》社理論部主任，高級記者，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法治長三角」（原“三江總督”）是《法制日報》立足長三角推出的新媒體平台，由本報上海記者站具體負責運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