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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指使主治醫生實施「藥物逐漸毒害」王明?


1938年9~11月參加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合影。前排右一為王明(資料圖)

塵封66年的14件文獻,揭開「王明中毒事件」之謎

王明以「到蘇聯治病」為由,於1956年2月抵達莫斯科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國。自1969年開始,他陸續在國外發表一系列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

1974年3月,王明將1971年寫的《中共五十年》和《「整風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方針》以及1974年寫的《“孤僧”的命運和毛澤東的十大》四篇文章彙集成書,取名《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1975年由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報》中文版全文連載了此書。

1980年12月,由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將王明的《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一書翻譯成中文,改名《中共五十年》,於1981年2月內部出版,僅「供中央領導同志及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參考」,並在中譯本的出版說明中強調:“在這本書中,王明堅持反動立場,顛倒是非,造謠誣衊,對我黨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對我黨一些領導人惡毒地進行攻擊,千方百計地為他過去所犯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狡辯,充分暴露出他的醜惡嘴臉。”

《中共五十年》可以說是王明反動立場的一次自我曝光。他在該書第二編第五節《蓄意毒害王明並摧殘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謠誣衊,對延安整風時期的所謂「王明中毒事件」進行惡意歪曲,攻擊毛澤東強迫他住院治病,“然後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醫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藥物逐漸毒害”他。該書出版30多年來,在國際上造成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其不實之詞嚴重醜化和貶損了中共和毛澤東的形象。

幾十年來,史學界一直沒有找到駁斥王明誣陷毛澤東的確鑿原始史料。令人驚喜的是,筆者最近從民間收藏者趙景忠手中發現的當年中共中央調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為可以澄清這一史實的最確鑿、最有力的證據。這批原始文獻主要有:

一、1943年6月14日的《關於王明患病經過及診斷治療的討論》,大32開,9頁。鉛筆記錄稿。參加者主要有:傅連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共中央衛生處處長,時任中央醫院院長)、魯之俊(時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馬海德(時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外籍專家)、王斌(時任中國醫科大學校長)、李潤詩(時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小兒科主任)。

二、1943年6月30日的《為王明同志會診記錄》,16開,連封面共15頁。圓珠筆記錄稿。此文件封面註明「李部長存查」,為李富春存查的原始材料。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也曾提到這份會診記錄。他說:“會診結論寫了兩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當時經李富春轉中共中央。”文件由李志忠記錄,7月7日整理好。文件後面並附貼有用鉛筆在64開左右的紙上抄寫的“畢道文的意見”,共3面,2頁。

三、1943年8月6日的《委員會記錄》,5頁,大32開。鋼筆記錄稿。清楚標明到會人員有:劉(劉少奇)、任(任弼時)、康(康生)、鄧(鄧發)、李(李富春)、克農(李克農)、連暲(傅連暲)、王斌、鶴峰(王鶴峰,當時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魯言(廖魯言,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科長)、一新(陳一新,原名陳紹燧,王明的遠房弟弟,時任王明秘書)、金醫生(金茂岳,畢業於齊魯大學醫學院的醫學博士,時任中央醫院婦科主任、王明的主治醫生)。

四、1943年8月的《有關王明患病經過的報告》,16開,5頁。毛筆手書。應為王明的妻子孟慶樹所彙報。

五、1943年8月14日,主治醫生金茂岳寫給康生轉中央各首長的親筆信,即檢討書,16開,2頁。毛筆手書稿在該信首頁右上角寫有「弼時少奇及委員會同志閱」字樣,應為康生手書。

六、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現病臨時診斷和今後治療初步意見》。12頁,16.7cm×29.2cm。圓珠筆手書。

七、1943年11月11日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16開,5頁。鋼筆手書。文末有傅連暲和石昌傑(時任中央醫院黨支部書記兼副院長)的簽名。

八、1944年7月5日王明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

九、1944年7月5日明明(王明的兒子)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

十、1944年7月5日孟慶樹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檢驗號為00672。

十一、1944年11月10日孟慶樹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檢驗號為1617。

十二、1944年11月10日明明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檢驗號為1619。

十三、1944年8月31日的《會診記錄》,2頁。鋼筆記錄稿。背後附有王明、明明和孟慶樹的化驗報告數據抄件。會議由傅連暲主持,阿洛夫(時為中央醫院蘇聯專家)、李潤詩、李科長、王校長(王斌)、魯部長(魯之俊)、陳教員(陳應謙,時任中國醫科大學教員)、何主任(何穆,時任中央醫院內科主任,是畢業於法國耶魯士大學的醫學博士)參加,記錄陳仲武(當時在中央醫院、中央門診部從事醫療和教學工作,並協助傅連暲參加中央領導的醫療保健工作)。

十四、1945年7月29日的《王明同志檢查結果》。2頁。鋼筆手書。此件有2份。由周澤昭(時任中國醫科大學外科教員)和陳仲武抄存。其中一份有用毛筆書寫的參加會議人員名單:王校長(王斌)、史副校長(史書翰,時任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魯院長(魯之俊)、陳教員(陳應謙)、黃主任(黃樹則,時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醫務主任)、李主任(李潤詩,當時請了病假)、馬顧問(馬海德)、蘇部長(蘇井觀,時任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衛生部長)、曲主任(曲正,時任中國醫科大學教育長)。下有他們的簽名。

中共中央專門成立調查委員會,認定屬醫療技術事故

在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現病臨時診斷和今後治療初步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診斷:根據王明同志全部病歷研究,原只有心臟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瘡,在治療過程中,因為藥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為主,以致全身衰弱並存在下列各種病變,即:慢性膽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輕度腎炎、自主神經失調、多發性神經炎等。

受當時延安醫療條件和藥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療過程中,因為甘汞的副作用導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孟慶樹為此致信中央,告發金茂岳是國民黨特務,要毒害王明。

當時整風運動剛剛開始。對此,中共中央立即組成了調查委員會,審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李克農等親自參加調查。從他們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這個調查委員會的規格之高,可見中央對王明的身體健康是極其重視的,尤其在出現輕微汞中毒後更是提高了警惕,對此專門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作徹底的調查。從調查記錄上可以看出,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等都親自對金茂岳進行了仔細的審查問訊。

從1943年6月30日的《為王明同志會診記錄》和1943年8月6日的《委員會記錄》中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等人審查問訊金茂岳的現場記錄,都可以看出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為金茂岳在治療當中疏忽造成了醫療技術事故,完全是藥物的副作用所致。另外,從傅連暲和石昌傑1943年11月11日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患病和會診經過的所有記錄,同樣表明王明中毒是藥物的副作用,屬於醫療技術事故。

1943年8月6日,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等人對金茂岳進行了審查問訊。金茂岳由主治醫生變成了「被告」。之後,金茂岳專門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長,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刻檢討。他說:“我再誠懇地向黨坦白地講,我沒有一點意思來用藥毒害我親愛的王明同志,也沒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誘、威脅等等,及利用紅十字會而來害王明同志及破壞黨、破壞邊區的情形及行動,這完全是因葯發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葯來治發生中毒現象,當時認為病的發展錯下去的……”

在第四次會診時,王明表示仍要主治醫生金茂岳主治

在傅連暲和石昌傑1943年11月11日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王明在延安整風時期患神經性心臟病確是事實,從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醫院住院治療。

對於王明患病,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組織了傅連暲、李鼎銘(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王斌、何穆、魯之俊、史書翰、李潤詩、侯建存(時任中央醫院兒科主任)、魏一齋(時任中央醫院醫務主任)、曲正、金茂岳、黃樹則以及外籍專家畢道文(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醫學院的印尼華人,時為中央醫院專家)、馬海德和蘇聯派來的醫生阿洛夫等,參與護理人員包括朱仲麗(王稼祥夫人)、郁彬、劉正繪、王心、潘莉、樂豐、紀敏、寧克、奕朴、李堅、張萬露、周易等十多人,幾乎動用了延安最好的醫療專家和護士。

住院之前,醫療專家們曾在楊家嶺為王明會診過2次,住院後會診過7次。王明當時因為心臟和扁桃腺發炎住院後,又出現了便秘和卡達黃疸。根據當時醫療條件和技術水平,主治醫生金茂岳在靜脈注射葡萄糖的同時,使用了清瀉藥物甘汞。治療幾天後病情有所好轉,但因為醫生、護士之間沒有認真檢查,導致服用甘汞時間多了幾天,病情又有反覆和加重的趨勢。

傅連暲說,在出現輕微中毒後,會診專家決定由李鼎銘用中藥醫治。當「徵求王明同志的意見是否改變主治醫生」時,“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大約是在肝發炎的時候)”。而且“王明同志與小孟剛入院時,對金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僅誣衊毛澤東指使金茂岳陷害他,還編造了金茂岳在確診中毒的「陰謀敗露」後跪在孟慶樹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節。上世紀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檔案館同志採訪時,曾詳細地回憶了王明在延安整風期間患病和治療的經過。《中央檔案館叢刊》1986年第3期以《關於王明治病和出國的材料》為題發表過這次訪問的內容。

當金茂岳聽來訪者讀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編造其跪在孟慶樹面前痛哭流涕的情節時,時年80歲因患腦血栓癱瘓在床的他,費力地欠起身子說:「王明放屁!混蛋!沒的事!」“那時候王明是教條主義者,我根本不知道!”“'雙十二(西安事變)'連蔣介石都放了,說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王明住院規格高條件好,孟慶樹發牢騷態度差

在傅連暲和石昌傑1943年11月11日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王明住院的條件和規格非常高,醫護人員都是精兵強將,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麼買什麼,一切費用都是實報實銷」。

「他所住的房子除了三個窯洞外,還有三間平房。在他住院期間,大家都覺得他是很特殊的。好多特殊的藥品(如割扁桃腺時的藥品等)及醫生、護士、生活等問題無不滿足他的需要。關於孟慶樹同志在王明同志住院時,所有醫生、護士都覺得她表現不好,這表現在她常常發牢騷(另有材料),與王明同志經常吵嘴,常常影響到王明同志的病不好。對於醫生、護士的態度也不好,特別對於護士看不起,把護士當傭人使用,沒有一個護士不背後議論她的。(當時)護士們好多都不願意在王明同志處工作。有一次,陳一新同志來調查小孟在醫院表現,與小孟當面談過後,小孟即與王明同志講了。王明同志也責備過她對護士的態度是不好的。結果,她與王明同志大吵一頓,一天不吃飯,三天不去照顧王明同志。這是我們記得起的一些主要問題。」

報說:「如有此機會,你可順帶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這次蘇聯來延飛機去蘇治病。此間亦經過聯絡參謀向國民黨交涉,如得許可,蘇機當可照辦。」

1943年11月15日,孟慶樹本人也致信任弼時、李富春並請轉毛澤東及中央各位同志,極力否認她說過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為的話,並說:「我再一次地以十萬分的熱忱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為了給王明同志治病,想盡了許多辦法,無論在醫藥生活方面和對金大夫問題處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辦得到的都辦了,而且富春同志還經常去重慶、西安等地為王明同志買葯買東西。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過去如果沒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關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間了,將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繼續愛護之下,王明同志還有恢復健康重新為黨工作之可能,並將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領導與幫助之下在實際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顯然,這與30多年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說法大相逕庭。

珍貴文獻出自康生家,填補中共黨史文獻研究的空白

綜合以上文獻,參考有關史料,筆者經考察研究,王明在延安時期患病情況十分清楚,完全不存在其在《中共五十年》中誣衊毛澤東「蓄意毒害王明並摧殘他的健康」的讕言。

據收藏者趙景忠介紹,這批文獻上世紀80年代末出自康生家屬曹軼歐之手,系延安整風時期負責調查此事的康生所秘藏。或許是出於政治目的,康生隱藏了這批重要的調查材料沒有上交中共中央,使得毛澤東遭王明《中共五十年》之誣衊長達30多年。這批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在新中國成立60年前夕重見天日,使得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編造的謊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撲朔迷離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

筆者認為:這批重要的史料,系統、完整、原始、權威、翔實地記錄了中共中央對「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的經過,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極高的歷史價值。

上述史料的收藏者趙景忠希望能將這批珍貴文獻轉讓給國家有關收藏單位。此前,趙景忠已先後兩批向國家圖書館轉讓和捐贈缺藏的革命文獻共計450餘件。 

文/丁曉平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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