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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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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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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2019年04月22日 21:35 最後更新:17:40

「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閆書華

我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20多歲作為記者、翻譯赴莫斯科工作,從事黨的早期理論探索,大革命失敗後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1935年被國民黨拘捕,拒絕勸降出賣信仰和靈魂,英勇就義時年僅36歲。

情深義重的革命伴侶

深入「認識」瞿秋白,是從“秋之白華”開始的。瞿秋白曾刻下一枚“秋之白華”的印章,寓意與楊之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一段感人至深又來之不易的感情。在當時人們思想相對保守的情況下,優雅執著的瞿秋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三則啟事,昭告與楊之華的結合。

楊之華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生於浙江省蕭山縣坎山鎮,聰慧活潑,性格溫柔。先前遵從父母之命嫁給楊家世交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為妻。沈楊雖然青梅竹馬,但成長過程中,思想差距逐漸拉大。楊之華追求進步,嚮往蘇俄,具有革命的氣質。參加過蕭山農民運動,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還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發表過宣傳婦女解放的文章。1924年1月,在沈玄廬的幫助下,考上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成為瞿秋白的學生。在上海大學的學習生活過程中,一方面,楊之華跟丈夫之間從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裂痕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工作上的接觸,瞿秋白以他學貫中西的博學多識,經歷過赤俄熏陶的革命氣度,加上雄辯的口才和充滿邏輯力量的思想,逐漸走進了楊之華的心中。

而此刻的瞿秋白,渾然不知。

1924年秋,瞿秋白愛妻王劍虹因嚴重肺病在上海去世,作為王劍虹同學兼好友的楊之華在王劍虹病重期間,多次看望並照顧過王劍虹,她目睹了王劍虹病逝帶給瞿秋白的沉重打擊。很長時間,瞿秋白都沒有從這種悲傷中走出來,此時楊之華的陪伴則給予他極大的精神支持,緩解了他失去親人的痛苦,幫助他重新面對新的生活,投入到國共合作的緊張工作中。在極端的鬥爭環境裏,瞿秋白與楊之華這對各自心懷傷痛又志趣相投的革命師生由異性友誼發展到相互愛慕。於是,楊之華萌發了先離婚再與瞿秋白結婚的想法。在邵力子的支持和建議下,瞿秋白隨楊之華回到浙江蕭山,與沈劍龍經過幾乎一整夜的談話,最終達成和解。

於是便有了11月27日上海《民國日報》轟動一時的三則啟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沈劍龍與楊之華正式脫離婚姻關係、瞿秋白與楊之華正式結合戀愛關係、沈劍龍與瞿秋白正式結合朋友關係。這三則啟事持續刊登了三天,瞿秋白與楊之華於11月18日結婚。

瞿秋白溫文爾雅,博學多識,楊之華朝氣蓬勃,熱情開放,她與瞿秋白在相互鼓勵、扶持中攜手走過了10年的歲月,他們的愛情,是夫妻與戰友的雙重結合。兩個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建立的愛情,造就了中國革命歷史的一段佳話。

堅持真理的革命鬥士

說瞿秋白是革命鬥士,源於他敢于堅持真理的擔當精神。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北伐戰爭的形勢和國共統一戰線等問題。會議的中心議題實質為根據北伐戰爭的形勢,制定黨的主要鬥爭策略。主持會議的陳獨秀認為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特點是聯合戰線有分裂的危險傾向,並提出了七項挽救破裂的策略,其重點就是要中共從各個方面幫助國民黨左派,使之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同右派勢力作鬥爭。這實際就是把與右派鬥爭的希望寄託於國民黨身上,甚至主張把一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也交給汪精衛來領導。

其間,瞿秋白因肺病複發,只能抱病一邊工作,一邊休息。養病期間,針對漢口特別會議為了維持統一戰線的「特別政策」,瞿秋白開始對黨內正在形成的右傾錯誤產生了警覺,開始整理自己從1923年1月至1926年12月在報刊上發表的重要政治論文及部分文藝著作,擬自編一本《瞿秋白論文集》,力求從根本上、理論上闡述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第一、二次武裝起義,因陳獨秀等人把武裝起義的領導責任讓給資產階級和準備不充分均告失敗。之後,瞿秋白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晚,出席中央和區黨委聯席會議,連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提交中央特別委員會。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經過30個小時的英勇戰鬥,上海工人階級以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佔領了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成功。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半個月、大革命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1927年4月27日召開了黨的五大。讓陳獨秀想不到的是,體弱多病、書生意氣的瞿秋白早就做好了挺身而出的準備,與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抗爭。第二天開會的時候,在每個代表的座位上放著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印著:《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瞿秋白著。該書列舉了1923年至1927年黨內領導層右傾錯誤17例,矛頭直指陳獨秀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義薄雲天的革命英烈

令駐福建長汀的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降,瞿對宋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願做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願做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

報給在武漢的蔣介石,說瞿秋白不可挽救,宜速對其處極刑。6月17日中午,蔣介石又直接給宋希濂發出將「瞿秋白就地處決」的電令。

說,記者曾趕到瞿秋白被扣押的卧室,見到了他書寫的「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的辭世絕筆。行刑前,瞿秋白先到實施處決縣城的中山公園中山亭留影,泰然自若漫步走向刑場,一路上高唱《國際歌》《紅軍之歌》,喊著“共產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等口號,從容不迫,面無懼色。到達刑場後,盤膝而坐,慷慨就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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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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