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在台協會（AIT）在島內頻繁「放話」，究其原因：一是美國用「台灣牌」挑事，多方謀利；二是2020臨近，島內政局多變，民進黨選情走低，國民黨選情走高，是基本態勢；三是台灣縣市長中期選舉結果顯示，民眾對大陸的好感度，實際上遠比台灣當局的宣傳好許多。四是民進黨內爆發「英德大戰」，郭台銘宣佈參選2020等現象，使美國擔心局勢失控。大陸則更加強調，兩岸問題的解決不在於美國的干預，而在於大陸的決心。
AIT發出一系列動作，不僅僅是「挺台獨」、或顯示美國將加強對「台灣安全」的介入，而是具有多重複雜的政策含義。軍事上，AIT的目的之一是兜售美國對地區安全形勢的看法，試圖通過強化美國對地區衝突的介入，來形成美國需要的多邊安全框架。政治上是為了達到「巧取豪奪」的目的，表現方式上具有「前緊後松」的特徵。
其一，對美台軍事關係升級到何種程度發出含混信號。AIT一方面借「新館搬遷與入駐的美軍陸戰隊人員是否穿軍裝」等局部問題，發出美台軍事關係「可能升級的含混信號」並進行「高頻放大」。另一方面，AIT又「首度證實」自2005年以來，「美國就已經派遣現役軍人進駐台灣」。AIT表示「提升」美台軍事關係的同時，又「有意曝光」，暗示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依然含混不清，即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依然像從前一樣是「是不明不白的」，是否需要「公佈」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仍然由美國判斷。而當年美國曾宣佈陳水扁是「麻煩製造者」，將民進黨「決戰境外」的戰略，定性為「對海峽穩定局勢的破壞」。至於民進黨大肆宣傳的「美國將成為台灣軍事安全的堅強後盾」，是利用美國的政策含混，「拿著雞毛當令箭」，企圖對兩岸和平進行訛詐。
其二，行政上釋放「挺台信號」的同時，又對信號的解讀進行「管控」。2018年3月16日簽署的「與台灣交往法案」，從行政制度上明確了美國現任高官可以訪台。但在重要的節點上，即行政方面美台關係「究竟可以提升到何種程度」的問題，美國始終進行「管控」，維持在不跨越「非官方」關係的層次。
這次美國前眾院議長領隊組團訪台參加「與台灣關係法」40年活動以及AIT新館啟用，體現了行政部門對政策節點的把握。在形式上訪團規格似乎很高，但沒有突破「非官方」層次。前議長致辭時強調，這次訪台是基於「與台灣交往法案」的授權，是以前議長身份對國會前階段的工作進行「肯定」，釋放國會將「支持台灣拓展在全球社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信息。
但前議長致辭中仍小心翼翼，分別使用「台灣民主的成功故事」、「可靠的夥伴」、「良善的力量」等，來表述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實際上是在「管控」台灣對美國立場的解讀。「與台灣交往法案」與「與台灣關係法」在立法意義上是一致的，即這個法仍然是一個美國國內法，不可能凌駕於國際法之上，也不具備國家間關係的含義。如果美國政府用國內法方式來約束世界其他地區，這種做法在國際意義上，也是沒有合法性的。民進黨說前議長訪台表明美台關係已經提升到「盟邦關係」層次，是自欺欺人。
其三 ，「打台灣牌」可「撈分」也可「失分」。美國打「台灣牌」絕不是「偏愛和支持‘台獨’」，而是利用民進黨搞「台獨」分裂主義，挑起海峽局勢緊張的「能力」，為美國的亞太戰略增加籌碼。但美國「打台灣牌」可「撈分」也可「失分」的兩重性在不斷加大。
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中美關係的性質越來越清晰，即衝突不可避免，又存在相互需求。在這樣的大勢下，中國政府強烈警告美國，不得與台灣發生軍事關係的表態，是有分量的。此外，美國在「打台灣牌」時已經出現“收益”下降的現象。例如，對美國的慫恿、民進黨的挑釁、對大陸軍機“越過海峽中線”的反制，周邊國家均不表態，對地區局部緊張形勢，採取“司空見慣”的態度。
其次，民進黨發揮「危險因素」的能力受到限制。大陸遏制「台獨」從來不是空話。而台灣縣市長選舉的結果也說明，台灣民眾改變了對所謂“大陸威脅論”的看法。韓國瑜、郭台銘現象則進一步說明，搞「台獨」必然危及兩岸人民福祉的理性認識在島內基本形成。
卡特總統這一信號。當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得以實現，正是因為卡特政府看到了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平中的作用。AIT「放話」「前緊後松」的現象，掩蓋不了美國在亞太安全格局中再不能為所欲為的事實。中國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作用已逐漸被周邊國家認識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