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非零和競爭新格局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前夕，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採訪時說，今日之世界，只有中國有意願、有能力提出「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受到全球高度關注的同時也有質疑之聲。五年多來，「一帶一路」從倡議到共識，從願景到行動，正在推動全球非零和競爭新格局。
據測算，僅靠修建基礎設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未來5年內就有望實現4%至5%的經濟增長。也正是因為對共贏的預期，「一帶一路」的朋友圈越擴越大。
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就「一帶一路」建設簽署了170多份合作文件。
鄭永年。國是直通車 李穎 攝
以下為文字訪談實錄。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作為中國向全球提供的一個重要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以來，得到國際社會積極響應。你如何評價「一帶一路」建設五年多來的進展？
鄭永年：應該高度肯定「一帶一路」倡議對於世界經濟的積極意義。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面臨許多問題，包括增長乏力、結構失衡等。發展中的問題必須靠進一步的發展來解決。「一帶一路」建設無疑為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中國提出這一倡議，本身方向就是對的。
近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已在世界範圍內獲得廣泛響應，越來越多國家選擇加入「一帶一路」建設，共謀發展，包括最近的義大利。這些國家加入「一帶一路」是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期盼能從中獲得實實在在的經濟利好。
當然，「一帶一路」建設也存在改進的空間。比如，有的項目規模過大、合作形式單一等。未來，可以適當壓縮單一項目的規模，或者將一個大項目拆分成多個小項目，便於項目的推進。此外，不妨鼓勵更多民企參與，並與所在國的地方政府、環保組織等社會團體加強合作，引入更多的利益相關方，同時更多地聚焦民生領域。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對於「一帶一路」倡議，不少西方國家心態複雜，也有質疑。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穩步推進，他們的看法有變化嗎？
鄭永年：對於「一帶一路」倡議，日本、美國等國家一開始抱懷疑和反對態度，歐洲國家尤其是德法兩國最初則表現得相對積極。五年之後，隨著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崛起，冷戰思維在西方國家回潮，有的西方國家還在質疑中國的「一帶一路」，也有國家變得現實，從早先的公開懷疑，轉向近來的尋求合作。
不過，不管西方如何批評、抹黑，相信「一帶一路」都會照常進行。需要看到的是，西方資本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實體經濟不太感興趣，也不會有很大的投資意願。「一帶一路」投資能否賺錢？能夠賺多少錢？什麼時候才能賺錢？所有這些都具有不確定性。華爾街資本沒有很大的動力，因為實體經濟到今天已經不能賺大錢、賺快錢。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仍處於早期經濟發展階段，還不具備在海外大規模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條件。因而，在今天的世界裡，也只有中國這樣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的國家，才具備條件和動力去推動「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
對於西方的批評，中國應該持開放、自信的大國心態，扎紮實實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既推動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又努力為世界提供好的公共產品。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義大利成為首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G7國家，背後的考量是什麼？其他G7國家會跟進嗎？
鄭永年：義大利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個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事件。義大利不僅是歐盟國家，也是G7國家，隨著義大利加入「一帶一路」，並獲得實實在在的經濟利好，相信會有其它歐盟國家、G7國家加入「一帶一路」。
義大利之所以選擇加入「一帶一路」，是因為這符合義大利自身的國家利益。一方面，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推動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而義大利本身有改善國內基礎設施的迫切需求，加入「一帶一路」有利於推動雙方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截至目前，歐洲經濟仍未能成功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經濟復甦乏力。包括義大利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缺乏經濟增長動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可以為其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機遇。
事實上，「一帶一路」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倡議，它雖然由中國提出，但卻能惠及世界。除了部分國家帶有意識形態偏見外，包括德國、法國等歐盟核心國家實際上都肯定「一帶一路」的經濟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確實沒有地域政治的考量，而是聚焦經濟合作與發展。隨著未來「一帶一路」的經濟效益持續顯現，相信越來越多國家會像義大利一樣認同、支持「一帶一路」。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一些經濟衝突日益顯性化。對此你怎麼看？
鄭永年：從全球戰略層面看，大國之間出現競爭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說大國之間所有的競爭都是不好的，這取決於什麼領域的競爭，是軍事、政治、意識形態，還是經濟。
軍事領域、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最後往往是零和遊戲，而經濟競爭更多的是雙贏的。比如，1990年代，當中國和東盟開始進行「10+1」的自由貿易談判時，日本和韓國很快提出競爭方案，所以有了中國、日本、韓國分別與東盟的「10+1」機制。從今天看來，這三個「10+1」機制都是有利的，在此基礎之上，已經形成「10+3」的區域機制。
對於經濟競爭，無須過分擔心，因為經濟上的競爭最終也會出現類似「10+3」的情況。就經濟本質來說，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經濟體很難絕對分離開來，至少很難像軍事那樣分離開來。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可以坦然面對和歡迎來自他國的競爭。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你認為中國開放進入了4.0時代，它的主要特點是什麼？有輿論認為，中國這一輪密集的開放舉措一定程度上是被動開放，你怎麼認為？
鄭永年：中國近期開放舉措密集出台，包括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備受關注的《外商投資法》等，都是基於中國自身改革邏輯、符合中國自身國家利益的舉措，而不是在外部壓力下的妥協結果。實際上，從達沃斯到博鰲，再到首屆進博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多次公開強調，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實際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經歷了四個版本。
所謂1.0版，即「請進來」的政策。就是中國主動打開自己的大門，讓外資進入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打開國門做生意，但當時西方資本對中國還是抱懷疑態度，首先進入中國的是境外華人資本，特別是中國港澳台和新加坡資本。中國擁有大量的境外華人，這是中國的優勢。
所謂2.0版，即90年代開始的「接軌」政策。中國在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經濟制度體系，並通過和有關國家的艱苦談判加入了WTO。隨後西方資本大量湧入中國，中國很快把西方的資本、技術要素和中國的勞動力、土地要素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創造了經濟奇蹟。
上世紀末境外資本的大量湧入，推動中國從資本短缺經濟體向資本剩餘經濟體的轉型。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的資本開始「走出去」，即所謂3.0版。
十八大以後，中國開放政策4.0版開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開放不同，4.0版兼具「請進來」和「走出去」要素，是兩者的系統化和兩者之間的有機結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場需求導向的，但比較零星，不具有系統性。十八大以後形成的「一帶一路」倡議則是在以往「走出去」的基礎上的系統化。「一帶一路」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的動力，因為它結合了中國充裕的資本、產能和所擁有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
「請進來」則直接關乎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光「走出去」卻沒有「請進來」，就會使得內部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新一輪的開放政策，包括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經濟大平台、修改《外商投資法》、知識產權保護、降低關稅等，都是這方面的反映。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好像不僅是中國，全球都在進入一個「新常態」和“新時代”。作為國際關係和中國問題專家，你如何定義時代之“新”，你的新作《亞洲新秩序》已經付梓，你的秩序之“新”有什麼具體表現？與「新常態」有無政治與經濟的有機互動呢？
鄭永年：不論是亞洲新秩序也好，世界新常態也好，實際上，沒有一個區域秩序或者世界秩序可以一成不變，世界秩序在歷史上已經發生了多次變化，現在也要與時俱進。
二戰以後的秩序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建立起來的，確實也到了要變的時刻。為什麼要變？主要是兩個要素髮生變化。
一是經濟全球化。馬克思說的對，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從世界範圍來看，經濟全球化是基礎，國際秩序就是上層建築。一般認為，一個主權國家，有政治主權、經濟主權、文化主權，但是因為這一波全球化浪潮，已經沒有國家可以說它今天還有100%的經濟主權。所有國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賴。
另一個原因是技術變革。以前經濟全球化當然也有了，但是沒有現在那麼大規模，往往局限於一個區域。技術的發展使得各種生產要素得以分開。
比如華爾街，現在的銀行系統僱傭人員較少，資本家就是有幾個人就夠了，另外再有幾台電腦就能賺取豐厚的利潤，而把人工服務外包給其他低成本國家。這些都對全球產業結構乃至國際秩序發生了影響。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國際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都在劇烈變化中，全球化也進入平台期，全球化衝擊下貧富分化加劇、貿易不平衡等問題凸顯。在你的理論體系中，你覺得全球化還能走下去嗎，全球秩序會大幅度退回到民族國家關稅時代嗎？
鄭永年：除非發生大的戰爭，否則全球化不會大倒退。一些國家固然有孤立主義傳統，但我不認為會退回到孤立主義的狀態，要知道，資本的本性不是孤立的，資本總是逐利的。
只要美國、歐洲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就不可能孤立。18世紀民族國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並不意味著不會出現曲折，就像股票市場一樣，在經歷了起起伏伏之後，還是會繼續往前走。
只要中國自己不關閉大門，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無視與中國的交往。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有望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中國轉型之路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而且是以改革開放為主線的全方位轉型發展，其間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工業、農業、服務業的關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關係，當然國內的關係又映射到國際層面，其複雜程度超乎預期。你能否粗線條地梳理出中國轉型的脈絡？
鄭永年：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過去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轉型之路，就我個人角度來看，比較欣慰的是基本制度都已經到位了。
比如，經濟基本制度到位。中國存在一個三層資本共存的大結構，也可以稱之為混合經濟。頂層是國家資本；底層是自由民間資本，像今天的中小企業；中間層面，是國家跟民間互動合作的部分。目前相關制度安排基本到位。
政治基本制度方面，中共十九大在此前的地方實踐基礎上，設立了國家監察委，把監察權重新作為一大權力予以歸位，這個體制對中國的長久治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在經濟學範疇中，舊秩序一般指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或者說計劃體制；新秩序是競爭充分的市場體制，體現為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不介入」。但是，目前無論歐美，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遠未釐清，連美聯儲的獨立性都受到特朗普總統的推特威脅。如何科學定義轉型中國的政府和市場關係？
鄭永年：事實上，在早期歷史，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都是是否把經濟活動視為政治事務和國家的責任，經濟從來就不是獨立的一個領域。然而西方自近代以來，由於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市場經濟逐漸從社會中獨立出來，與社會其他領域相隔離，最後發展成為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形態，限制政府對經濟領域的管理。
在東方，中國文明演化出了另一類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經濟從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個有效手段。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文獻《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論述了經濟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中國文明一直把管理經濟事務作為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尤其是到了當代。強調政府的經濟管理責任是中國文明的演變，西方不能把它的理論強加給中國。
現在西方國家把經濟發展責任完全交給企業資本，並質疑政府經濟管理的必要性。理論上枯竭導致西方國家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只能靠財政、貨幣兩種手段。如果政府的債務越來越大，那財政手段很容易失效。當利率趨於零時，貨幣政策也將失效。隨著近年來的量化寬鬆以及福利政策，西方國家已無法有效推動經濟發展。
而中國除了財政、貨幣政策之外，還有國有企業，這也是中國政府之所以能有效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當然，這也不意味著中國經濟模式將取代西方，而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
